2011年7月22日,温哥华。一辆车停在机场的停机坪边上,车门打开,一个体态微胖、穿深色外套的中年男人被带下舷梯。他没有说话。几个小时后,那架飞机起飞,方向是北京。
他叫赖昌星。上一次他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是1999年8月。

在中文语境里,这个名字几乎不需要解释。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一起经济犯罪案件,案值五百多亿,偷逃税款三百亿,一百多名海关人员落马,一栋叫“红楼”的房子成了反腐教材。
这些说法都对。但它们和法院判决书上写的数字,不完全是一回事。
这篇要讲的不是“他有多坏”。是一个人怎么把一座海关变成自己的通道,又怎么在另一个国家的移民程序里耗掉十二年;也是一个数字怎么从五百三十亿变成二百七十三点九五亿,而这中间没有任何人撒谎。
一、一栋红楼
赖昌星1958年出生在福建泉州,小学三年级文化。1991年4月迁居香港,1994年初在厦门成立远华集团有限公司。
他做的是当时最容易来钱的一门生意:把该交税的东西,变成不用交税的东西。
法院后来认定的手法有三种:伪报品名、假复出口、闯关。货物是香烟、汽车、成品油、植物油、化工原料、纺织原料。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大宗、标准化、有稳定差价的商品,只要绕过关税,差价就是纯利润。
这三种手法,说白了是三套不同的账。伪报品名,是把成品油写成化工原料、把香烟写成纺织原料,报关单上的名字变了,税率就跟着变;假复出口,是先把货运进保税区,再办一套假的出境手续,货其实没出去,税却按出口退了;闯关,是连手续都不办,靠码头上的人睁一只眼。三套账都需要同一个前提:查验的人不查。
走私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事。货要进关,要过查验,要有人放行;船要靠泊,要有泊位;车要上路,要有牌照。每一个环节上都站着一个可以签字的人。
赖昌星的办法很直接:把这些人变成自己的人。
判决认定,1991年至1999年间,他直接经手或指使集团成员,以各种名目向六十四名国家工作人员贿送钱款、房产、汽车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三千九百一十二点八九万元。六十四个人,分散在党政机关和海关、边防、海监、港务、公安、税务等部门。
在厦门,远华有一栋楼。外墙是红色的,所以叫红楼。央视当年的报道写得很克制:那是他为贿赂政府官员和作为自己消遣所盖的,“一度成为警示官员贪污腐化的反面教材”。
一栋楼里能发生什么,报道写过很多版本。这里不重复那些版本,只留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它后来被当作反面教材使用,说明里面发生过的事,在某些时候是被默认的。
二、1999年的那个夏天
1999年4月,中央纪委介入调查。8月中旬起,有关部门开始对厦门关区的走私犯罪活动进行查处。
那年夏天,厦门海关有一百六十余名公职人员涉案。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一个关区里,查验、放行、缉私这几道关口,同时出现了问题。
1999年案发后,赖昌星带着全家去了加拿大。
他走得很干脆。后来的材料显示,他在香港、厦门等地设公司、建据点、网罗人员,形成的是一个有分工的犯罪集团;集团的首要分子知道,一旦链条断在自己这里,后面就没有退路。
2000年9月13日开始,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陆续在福建漳州、厦门、泉州、莆田、福州等地法院开庭审理。
2001年11月8日,首批二十五起案件一审公开宣判:十四人被判处死刑(包括缓刑),十二人无期徒刑,五十八人有期徒刑。
这一天,赖昌星不在中国。他在温哥华。
三、温哥华的十二年
加拿大不是避罪天堂,但它有一套很慢的程序。
赖昌星1999年到加拿大后,走的是难民申请这条路。申请被拒,就申请司法复核;复核不成,还有遣返前的风险评估。每一道程序都有自己的时限、自己的举证责任、自己的上诉窗口。一个人只要愿意把每一道门都敲一遍,时间就会站在他这边。
加拿大的难民与移民程序分好几层:移民与难民委员会听难民申请,联邦法院管司法复核,边境服务局管遣返执行,遣返之前还有一次单独的风险评估。一个案子可以在这些机构之间来回走七八年,每驳回一次,只是换来下一道门的开门条。
这套程序里最硬的一块石头是死刑。
加拿大的立场是:不能把一个人送回一个可能被处死的地方。2001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Burns案中作出裁定,明确如果引渡的目的国可能判处死刑,司法部长应当寻求不予执行的保证。赖昌星案走的是遣返而非引渡,但同一个问题仍然摆在桌上——中国会不会判他死刑。
而在这一点上,中国自己的法律在那几年发生了变化。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从当年5月1日起,十三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被取消,罪名总数由六十八个减至五十五个。
这十三个罪名里,第四个就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也就是说,从2011年5月1日起,赖昌星被指控的那个最主要的罪名,在中国法律上已经不可能判处死刑了。这个变化不是为他一个人做的——它是一次面向所有经济犯罪的刑罚结构调整——但它确实把遣返路上最大的一块石头搬开了。
2011年7月21日,加拿大联邦法院驳回了他暂缓遣返的申请。7月22日,他被送上飞机。7月23日,飞机降落在北京,厦门海关缉私局依法对他执行逮捕。
从1999年8月到2011年7月,差一个月满十二年。
四、二百七十三点九五亿
2012年2月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赖昌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
4月6日至4月22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庭审进行了半个多月。
5月18日上午,宣判。
法院认定的事实是这样写的:1995年12月至1999年5月,赖昌星犯罪集团采取伪报品名、假复出口、闯关等手段,走私香烟、汽车、成品油、植物油、化工原料、纺织原料及其他普通货物,案值共计人民币273.95亿元,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39.99亿元。
行贿部分:1991年至1999年间,向六十四名国家工作人员贿送钱款、房产、汽车等财物,折合人民币3912.89万元。
判决: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千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赖昌星没有上诉。5月29日,判决生效。
现在说那两套数字。
媒体和专案组口径的五百三十亿、偷逃税款三百亿,指的是1995年12月至1999年5月,赖昌星走私集团“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在厦门关区走私的合计案值。这里面包含的不只是远华一家。
法院判决书上的二百七十三点九五亿、一百三十九点九九亿,只算赖昌星犯罪集团这一块。
两个数字都对,问的不是同一件事。五百三十亿问的是“厦门关区那几年被走私进来多少”,二百七十三点九五亿问的是“这个集团自己走了多少”。差额里是别的走私分子、别的渠道、别的案子。
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判决的落点。法院在判决理由里写了两句话: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赖昌星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按照集团所犯全部罪行处罚”,是《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意思是:集团里任何一个人干的事,首要分子都要担。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亲手搬过一箱烟,却要对整个集团的数额负责。
但负责不等于能判死。2011年5月1日之后,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徒刑。行贿罪的最高刑也是无期徒刑。两罪并罚,最高也只能到无期。
所以那个“为什么只判无期”的问题,答案不在法官的善意里,在两年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那份修正案里。
五、判决之后
赖昌星被送往监狱服刑。红楼那栋楼,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被反复提起,成了一个符号。
回过头看,这个案子的重量不在一个人身上。
它发生在1990年代末,中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关于走私的大讨论;它办在2000年代初,一百六十多名海关人员和数十名官员被处理;它收尾在2012年,被告人在境外滞留十二年后被遣返、受审、定罪。这三个阶段,各自对应着一种不同的国家能力:查得动、办得下、追得回。
而这些能力是有代价的。五百三十亿的走私额背后,是六十四个人收下的三千九百一十二万;一百六十多名涉案关员背后,是一整套在若干年里被默许的放行方式。红楼不是原因,它是一个结果——当权力可以被折成现金,收现金的地方就会变成一栋楼。
他回来的时间点也值得记一笔。2015年4月,中国启动“天网”行动,专门追缉藏身境外的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嫌疑人。赖昌星比那场行动早了四年,在这套办法还没有名字的时候,他先跑通了一遍。
有一个人没有被写进判决书:那个在1999年把材料递上去的人。远华案的起点是一次举报,举报者的名字至今不在公开报道里。
十二年,两套数字,一栋红楼。最后一个问题没有人问:如果1999年那封举报信没有寄出去,厦门关区的那些船,还会靠岸多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