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1086),朝廷让苏颂去太史局看仪器。
看的结果不好。浑仪上的刻度,跟天上的星对不上;管仪器的人各说各话,谁也说不清差在哪。
苏颂是泉州同安人,庆历二年进士,做过刑部尚书、吏部尚书,那几年在朝里管礼制。天文不是他的本行。
但他会算,也会看人。太史局里有个小官叫韩公廉,官阶低得不起眼,懂算术,也懂机械。苏颂把他找来,两个人先算,再画图。
苏颂这一年六十六岁。他出使过辽,两次,辽人知道他熟典章,常拿旧文书来试他。他办事有个习惯:先算清,再动手。
两个人分工清楚:苏颂定制度、算历法,韩公廉管机械、管尺寸。吵过几回,吵的都是水量与齿距。
这东西没有先例可抄。
那时的浑仪,是三层铜环套在一起:外面一层固定,叫六合仪,定地平与子午;中间一层能转,叫三辰仪,跟着赤道、黄道走;里面一层叫四游仪,窥管就架在上面。三层套起来,才能把一颗星定在某个度数上。
环本身没有错。错的是转。
差半度,差一天。
旧仪靠人推。推的人手一抖,记下来的度数就偏半度;半度在今天不算什么,在宋朝,一年的历就错一天。
历错了,农时跟着错,祭天祭祖的日子也跟着错。
一台仪器差半度,看着是小事;用到历书上,就是大事。
旧仪器对不上天
那时的浑仪,是几十年前造的铜器,靠人转。
要观测一颗星,得有人爬上架子,一边看窥管,一边用手去对刻度;对完了,还要另一个人记时辰。人在动,天也在动,两头一错,记下来的位置就虚了。
苏颂的想法很笨:让机器自己转,转得跟天一样快。
这样一来,窥管永远指着该指的地方,人只要看,不用追。
这话说起来轻,做起来是另一回事。天不会停,机器也不能停;天不会快一下慢一下,机器也不能。
难处在于「一样快」。天一日一夜转一周,不快不慢,中间不能停,也不能忽快忽慢。人推不动这种均匀,铜齿轮也咬不出这种均匀。
只有水能。
水不慌,也不急。
先做一个小木样
定下来的办法是:先做木头的,小一号。
元祐二年(1087),小木样做出来了。木架、木轮、木人,尺寸只有真器的一小半,能转,也能报时。
木样做在太史局的院子里。来看的人不少,多半是来看热闹的:木头人怎么会自己走出来。
木头人也会走路。
苏颂把它搬到宫里去试。试成了,才敢要铜。
木样是给朝廷看的。木头的能转,铜的才敢下手——铸一件铜件要开模、合范、等铜水冷,错一处只能重来。
铜要从别处调,炉子一开就是一整天。铸坏一件,等下一炉,工期就往后推一个月。
一炉铜,一个月。
元祐四年(1089),先铸成一架铜浑仪。铜的部件多,铸一件要等一件,一件不合就得重来。
元祐七年(1092),仪象台成。
台立在汴京的太史局。落成那天,朝廷派人来看,看的不是好不好看,是它能不能跟天对上:转一天,看星的位置差多少。
此后太史局校历,有了新的依据。
这台东西高三丈五尺六寸,按宋尺算,十一米多;宽二丈一尺,进深跟宽差不多。木头做骨架,外面挂板,里面是铜的轮和轴。
宋尺一尺,约合三十一厘米。换算过来,台子有四层楼高。
四层楼,全是木与铜。
苏颂那年七十二岁。
从木样到铜台,用了五年。这五年里他还在做别的官:管过吏部,管过刑部,替朝廷写公文,也替人写墓志。造台是兼职。
水怎么推得动
台分三层。
上层放浑仪,一根窥管对着天,整架仪器跟着天转。中层放浑象,一个铜球,球面上刻着星,球转一圈,地上的星图就过了一夜。下层是木阁,五层,一层一层往外送时辰。
三层共用一根立轴,轴底下是枢轮。
一根轴,带三层。
枢轮在水槽里,轮边挂着一圈小水斗。
枢轮直径一丈一尺,合三米多,轮边挂着几十个水斗。上面有漏壶,水一滴一滴下来,落进斗里;斗满了,轮就被压得转一格。
水是从台顶的天池下来的。天池下面有一只平水壶,壶里的水位恒定,出来的水才匀;用过的水落到台底的退水壶,再由升水轮一圈一圈提回天池。
一池水,转着用。
一格一格地转,这就是「一样快」的来源。
水匀,机器才匀。所以天池要大,平水壶要稳,水斗要一样大——差一点,一天下来就差一刻。
可光是水还不够。水斗里的水多水少,轮就转得快慢不匀。所以轮边上装了一组杠杆:天关、天锁、天权。轮齿转到位置,杠杆卡住;水再满一斗,杠杆放开,放一格,又卡住。
一昼夜,就这么一格一格地过去了。
它比人稳。
水一停,整台就停。它不认人,只认水。
后来的机械钟里,管这件事的零件叫擒纵器。欧洲的钟要到十三世纪末才有;这一台,是十一世纪。
五层木阁里的人
下层那五层木阁,是给人看的。
每一层有几个小木人,到了时辰就出来:有的摇铃,有的扣钟,有的击鼓,有的举着牌子站在门口,牌上写着时辰。
牌子举起来,站一刻,再退回去。看的人不必识字,看见牌子就知道是什么时辰。
据说全台一共一百六十二个木人。
一百六十二个,各管一段。
五层各管一件事:一层报刻,一层报时辰的初和正,一层击鼓,两层管夜里与日出日落。宋人把一昼夜分一百刻,一刻再分初、正,报错一刻,满城的事都跟着错。
宋人记时辰有两套:时是十二个,刻是一百个,两套一起用,报起来才不糊涂。
两套一起用。
白天看它,是看热闹;夜里听它,是听更。
外面的人听见钟鼓,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个轮子在咬。
宋人的夜分五更,每更有人敲梆子。宫里有这台台子,就不必再派人守着漏壶数滴。

汴京的夜里没有别的钟,报时全靠漏壶和人。这一台不用人守,水在,它就报。
苏颂把造法写成了书,三卷,叫《新仪象法要》。书写得很细:总图、部件图、零件图,六十来幅,每一幅旁边标注尺寸与装配次序。
那不是一本讲道理的书。那是一本照着就能做的书。
照做,也难。尺寸都在,火候不在。
他同时还编过《本草图经》,校过药书。一个人管过礼制、刑狱、吏部,又管过药,最后留下的是两样东西:一本药书,一台钟。
拆到燕京去
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汴京。
第二年城破。金人要的东西里,有仪器,有乐书,有工匠。仪象台被拆开,装上车,往北运。
运到燕京,装不回去了。
金人是按单子要的:浑天仪、铜人、刻漏、书板,还有会做的工匠。单子上的东西都装上了车,可装车的人不懂次序。
拆的时候,没人记账。
铜件在路上磕坏,木架散了,懂得装配次序的人,有的死在围城里,有的被押着走,有的散了。
南宋在临安立起来,有人提过重造。图还在,《新仪象法要》有抄本;可会做的人没了。
书分三卷:上卷讲浑仪,中卷讲浑象,下卷讲这台水运的台子。写得像工单,不像文章。
三卷里图比字多:整台的立面、浑仪的环、枢轮的齿、木人的手臂,一件一张。照图就能下料。
这部书后来靠抄本传下来,一路抄进四库。图能抄,手不能抄。
台建成之后,太史局的人得学三件事:怎么上水,怎么校齿,怎么换水斗。书上没写,只能口传。
一部书写得再细,也顶不上一个上手做过的人。
同一时期的欧洲,还没有这种机器。
要到十三世纪末,英格兰的修道院才装上第一批机械钟。那些钟靠重锤下坠带动齿轮,也有一套擒纵,塔楼上敲钟,城里人听钟上工、听钟祈祷。
从那里往下走,钟越做越小:塔楼上的钟,变成厅堂里的钟,变成怀里的表,变成手腕上的表。
一条线一直没断。
十五世纪加上发条,钟不必靠重锤也能走;十七世纪加上摆,一天只差几秒;十八世纪做出航海钟,船在海上也能算出经度。
两百年,追上了。
中国这一条,断在靖康那一年。不是因为造不出来,是因为造它的人、修它的人、给它送水的人,一起没了。
元代郭守敬造简仪,走的是另一条路:不用水,不用报时木人,只求测得准。水运这一路,到此为止。
机器不怕旧,怕没人。
明末黄河决口,开封城淤在泥沙里。台基找不到了。
二十世纪,有人照着《新仪象法要》重做了一台。
苏颂活到八十二岁,死在 1101 年。台子在他死后二十六年被拆;从建成到拆走,三十五年。
台成之后,他又活了九年。
一九五八年,王振铎主持,按原尺寸的五分之一做成模型,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模型能转,木人也出来报时。后来开封也照图做过一比一的。
有人拿它跟今天的星表对过,差得不多。差得不多,就够了。
图纸能留下,是因为它写得像工单:这一件多长,那一片多厚,先装哪个后装哪个。
可图纸留下的只是尺寸。水要多稳、杠杆要多重、齿要多深,书上写着数,手感没写。
所以每一次复原,都要重新试。
试的是书里没写的那些:水斗多大才刚好,杠杆多重才不卡,齿深多少才不打滑。
九百多年前,汴京城里有一座铜台,靠着漏水一格一格地走,走一天一夜不差。它没有留下来。
今天去开封,看不见它。
留下来的是一叠图,和一句很朴素的话:让机器自己转,转得跟天一样快。
图纸留得住,手艺留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