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一个想把国家救活的人，为什么被骂了九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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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七年春天，汴京城外。

天已经旱了很久。田里的麦子矮得像草，河床裂着口子，能伸进去一只手。

城外的大路上，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他们背着草席、破锅、孩子，往城门这边走。守门的小吏数不清有多少人，只记得有人走着走着就坐下了，再没起来。

城门里有个看门的小官，叫郑侠。他管的就是安上门那道门。

他每天看着这些人进城，看着他们倒在街边。

后来他做了一件事。

他画了一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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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懂这幅画为什么会把皇帝吓到睡不着，得先知道这时候的宋朝是什么样子。

宋朝到这时候，已经立国一百多年。

表面上，它是一个很好的时代。读书人可以做官，商人可以发财，汴京有上百万人口，夜市通宵不关。清明上河图上画的那条河，一天到晚挤满了船。

可账本上的数字不太好看。

养兵的钱、养官的钱、给辽和西夏的岁币，一年一年往上走。北宋的疆土只有唐朝的一半，官员的数量却是唐朝的好几倍。一次科举取进士，唐朝取二三十人，宋朝动辄三五百。

收上来的钱一年比一年多，花出去的更多。

庆历年间，范仲淹试着改过一次，一年出头就收了场。

1067年，宋神宗即位。这一年他十九岁。

一个十九岁的皇帝，接手一个一百年没动过的摊子，每天看见的都是「钱不够」。

他想找个人，替他把这摊子重新摆一遍。

一个不肯升官的人

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个人。

王安石，江西临川人，那年四十六岁。

这个人身上有一个很怪的地方：他一直在推辞升官。

他二十一岁中进士，名次很高。之后二十多年，他在地方上做官——扬州、鄞县、舒州、常州，一路做过来。朝廷几次调他进京做清贵的官，他都推了。

不是清高。他自己说过为什么：他想先在地方上弄清楚，一件事到底该怎么办，再去跟皇帝讲。

在鄞县做知县那几年，他修堤、挖塘、通水路。青黄不接的时候，他把官仓里的陈粮借给百姓，秋后让他们加点利息还回来。

这样，仓里的陈谷年年换成新粮，百姓也不至于被放高利贷的逼到卖田。

这一条，他记了二十年。

1058年，他进京述职，上了一封万言书给宋仁宗，把变法的主张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仁宗夸他有才，一个字也没采纳。

又过了十年，机会来了。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做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第二年，又让他当了宰相。

一个王朝的改革，就这么开始了。

青黄不接的时候

王安石要办的事，说穿了很简单：让国家手里有钱，让国家手里有兵。

他先设了一个新衙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专门管变法的条令。

然后，一道道新法发下去。

最要紧的是青苗法。

规矩是这样的：每年春天二三月、夏天五六月，正是青黄不接、粮价最高的时候，由各州县把常平仓、广惠仓里的钱粮借给农户，秋收以后跟着两税一起还，加二分利息。

王安石在鄞县试过，他觉得这是好办法。

按他的算法，这一条能办三件事：农民不用再向高利贷借钱；粮价不会被大户炒起来；官府还能挣一笔稳定的利息。

第二道是免役法。

从前百姓要亲自去服徭役，一年里有多少天得丢下自己的地，去给官府干活。新法改成：按户等交一笔钱，官府拿这笔钱去雇人干活。交钱的人就不用去了。

第三道是市易法和均输法，让官府下场做买卖，平抑物价，把大商人囤积抬价的利润拿过来一部分。

还有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按土地的肥瘦分等收税，把大户隐报的田查出来。

军事上有保甲法：乡下人按保编起来，农闲练武，平时管治安，战时就是兵源。这样不用养一百万冗兵。

这些法，一条一条看，每一条都有它的道理。

问题出在发下去之后。

青苗法写得很清楚：借贷要「取民情愿」，不许摊派。

可州县官头上压的是指标。

哪一县今年要放出多少青苗钱，放给多少户，都有数。放不够，考核上过不去。

于是「情愿」两个字就被抹掉了。富户有田有钱，本来不需要借，官差直接按户等分派，不要也得要。贫户还不上，就由做保头的富户替他还。

利息也不止二分。层层加码之后，有记载说是「岁收其什四之息」——一年四成。

免役法也走了样。本来不用服役的官户、女户、寺院、没成丁的人家，一样要交「助役钱」。

保甲法更麻烦。农忙之外被拉去操练，自带干粮器械，练不好要挨打。熙宁四年，开封有百姓为了逃避保甲，自己把手指砍断、手腕砸碎。

市易法本是平物价的，结果官府亲自下场卖瓜果、蔬菜、茶盐，连纸笔都卖。小商人没了活路，市民的日常开销反而涨了。

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信里算过这笔账：不分贫富，不问愿不愿意，硬把钱塞给人，一年收四成的利息，还说这不是与民争利——「光不信也」。

苏东坡也上书说过：官府自己去买这些东西，要设官、要置吏、要记账、要发俸禄，成本已经很高；买的时候压价，卖的时候更要加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来？

王安石的回话也很硬。

他说：善理财的人，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当场顶回去：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天地生出来的财货，不在民间，就在官府。你说不加赋，不过是换一种办法从百姓口袋里掏钱。

这一场争论，两个人吵了十几年，谁也没说服谁。

一幅流民图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074年。

那一年春天大旱，赤地千里。

郑侠把自己看到的那些人，画成了一幅《流民图》，连同奏疏一起递了上去。

他在奏疏里说得很直：旱灾是王安石招来的；罢免王安石，天就会下雨。

宋神宗把图反复看了很多遍。史书上写的是：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

那天晚上，皇帝睡不着。

同一段时间，两位太后也哭着跟神宗说：王安石是在扰乱天下。

那年四月，王安石被免去宰相，出知江宁府。

这是他第一次罢相。

接他位置的是吕惠卿——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

朋友变成了对手

王安石这一辈子，得罪的人名单很长。

司马光、韩琦、富弼、欧阳修、文彦博、范镇、苏轼、苏辙、程颢……这些人不是贪官，也不是保守到不讲道理的顽固派。他们中的很多人，跟他有几十年的交情。

司马光是他的老朋友。两个人曾经一起在群牧司共事，住处挨着，来往很密。

变法开始以后，司马光连着写了三封长信，把新法批得体无完肤，说它「侵官、生事、征利、拒谏」。

王安石回了一封信，就是后来被收进课本的《答司马谏议书》。信里有这么一句：如果说今天什么都不要做，守着老规矩过日子就好，那是我不能接受的。

他不是不会说话。他只是不打算让步。

他甚至公开讲过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象不必怕，祖宗的规矩不必照办，别人的议论不必顾虑。

这三句话，把满朝的老臣都推到对面去了。

江宁的半山园

1075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第二次拜相。

这时候，情况和第一次不一样了。

他自己的班子里开始内讧。吕惠卿在他罢相期间，急着夺权，甚至借案子陷害他的弟弟。他的儿子王雱又反过来弹劾吕惠卿。

1076年，王雱病死，才三十三岁。

这一年的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他坐一条小船离开汴京，顺着汴河往南，回到江宁。

他在城东门外买了一块地，开渠、造屋。这地方离城东门七里，离钟山也是七里，所以他把住处叫「半山园」。

他在那里住了十年。骑一头驴，带着一两个仆人，在钟山附近转。有人说他像个乡下的老书生。

变法这些年，宋朝也不是一无所获。

1073年，王韶出兵西进，收复河、洮、岷等州，拓地两千余里。这是北宋少有的、拿得出手的一场军事大捷。

1085年三月，宋神宗死了，才三十八岁。九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一直不喜欢新法。她马上把司马光召回京城做宰相。

司马光要废新法，可废先帝的法，礼法上说不过去。他想了个说法：「以母改子」——由神宗的母亲来改神宗朝的政事。

一年之间，青苗法废了，市易法停了，免役法也停了。新法几乎被连根拔掉。

第二年的四月，王安石在钟山下的半山园病死，六十六岁。

他死的时候，新法已经废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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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件事没有结束。

北宋亡国以后，南宋的皇帝需要给天下一个交代。给谁？给一个已经死了几十年的宰相。

他们把王安石追夺王爵，从孔庙里赶出来，列进「奸党」。

元、明、清三朝的主流说法，基本都把他写成刚愎自用、误国误民的佞臣。

一直要到1908年，戊戌变法失败十年之后，梁启超写《王安石传》，才系统地替他翻了一句案。

他在书里说：这个人的德行像千顷碧波，气节像万仞高墙。

那一年的中国，也在变法，也失败了。梁启超大概是从王安石身上看到了自己。

至于那本账，最后是这么结的。

司马光废新法，连免役法也要一并废掉。苏轼站出来拦他，说免役法里有几条其实是对的，不该一刀切。司马光不听。

免役法废掉的那一年，是1086年。

王安石死在四月。

司马光死在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