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六年,朱熹到南康军上任。
南康军治在星子县,庐山脚下。他到任没几天,就派人去打听白鹿洞。
回话的人说,洞还在,房子没了。
他亲自去看了一趟。
断墙,荒草,几块石碑倒在泥里。旁边有些田,早被人占了。
他在《白鹿洞书院记》里写:这是唐李渤的隐居处,也是本朝太宗赐过《九经》的地方。
一个读书人站在一片废墟前面,想到的是它曾经是什么。
庐山脚下那片废墟
这地方的历史,比朱熹早三百年。
白鹿洞在庐山五老峰南麓。
四面山围过来,中间凹下去,从高处看像一个洞。溪水从旁边过,石头上有青苔,夏天也凉。
这样的地方,读书是合适的:离城十几里,听不见市声,米和菜可以自己种。
朱熹修的时候,规模不大。
他在给朝廷的报告里特意说明:土木工程很小,「不敢妄有破费官钱,伤耗民力」。
原来的房子废了十之七八,他只修了能用的部分。
一个被贬过几次的人,做事知道分寸。
唐朝有个洛阳人叫李渤,在庐山读书,养了一只白鹿,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当地人叫他白鹿先生,住的那条山沟就叫白鹿洞。
后来他做了江州刺史,在旧居盖了房子。
南唐升元年间,朝廷在这里建了「庐山国学」,置了田,派国子监的九经教授李善道来做洞主,学生常有几百人。
这是白鹿洞第一次变成学校。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江州知州周述上书,说庐山白鹿洞的学生常有数千人,请赐《九经》。
朝廷答应了,把书驿送到山里。
那是一套刻版的大书,从汴京一路送到庐山。
一个山里的小书院,忽然有了国家颁的标准教材。
真宗咸平五年,书院重修。仁宗皇祐五年,又扩建了一次。
再往后就不行了。
庆历年间,朝廷下诏,各路州郡都立学,派教授。官学一铺开,书院就没人管了。
田被占,屋被拆,学生散了。
到朱熹来的这一年,已经荒了一百多年。
五条没有罚则的规矩
朱熹做的第一件事,是修房子。
他给朝廷上书,请赐额、赐书,又自己筹钱,把讲堂、书斋、礼殿一间一间盖起来。
第二年三月,书院修好。
他做了洞主,亲自讲《中庸》。
学生不多,一二十人。北宋盛时这里有近百人。
他每十天趁官吏休假,从军治走十几里路到书院,坐一整天,看学生的功课。
然后他写了那几条规矩。
后来叫《白鹿洞书院揭示》,也叫《白鹿洞书院学规》。
总共五条,都很短。
第一条,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第二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第三条,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第四条,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第五条,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五条里没有一条写着「违反者如何处罚」。
没有罚站,没有记过,没有逐出书院。
朱熹在后面加了一段解释:这五条是「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我把它列出来,是让来这里读书的人「相与讲明遵守」。
讲明白,然后自己守。
这套东西在后来的书院里被刻在石头上,挂在讲堂正中。
淳祐元年,宋理宗到太学,亲手抄了一遍赐给太学生。
一院的规矩,成了天下书院的规矩。
它还出了海。朝鲜的书院用它做学规,一用四百年;日本江户时代的中江藤树,也照它写过自己的规条。
八百七十亩学田
规矩管人,田管饭。
书院要养人:山长要俸,学生要吃饭,灯油、纸墨、修屋、刻书,样样要钱。
朱熹修复白鹿洞的时候,把没入官的田拨了过来,八百七十余亩。
八百七十亩是什么概念?当时一户中等农家,田不过几十亩。
这些田租出去,收租,就是书院的年度预算。
有了这笔钱,书院才不用看地方官的脸色,也不必全靠学生送束脩。
学田不是自己种的。
田租给佃户,书院收租。租额写进契里,丰年不加,荒年要减。
有的书院把田分成几处,散在几个县,怕一处遭灾就断了粮。
也有的书院把田弄丢了:豪强侵占、佃户拖欠、管理人私卖。所以每隔几十年,就得打一场官司,把田要回来。
一所书院能不能撑过一百年,看的不是山长讲得好不好,是那几百亩田在不在。
南宋的书院,多数是这么活的:学田为主,官府补助和私人捐赠为辅。
南宋书院,有统计说七百一十一所。
江西一省最多。唐、五代、宋、元、明五朝,江西的书院数量都排第一,到清朝才被广东、四川超过。
庐山脚下这一所,是这个数字里最早的一批。
书院里的人怎么排?
山长一个,总管教学与院务,也叫洞主、院长、堂长。
下面有堂录,管记录;讲书,管讲授;直学,管纪律与学籍;掌书,管藏书;掌祠,管祭祀;斋长,管各斋学生;钱粮官,管钱粮。
一个书院,就是一个小衙门,也是一个小学术团体。
书院干三件事:讲学、祭祀、藏书。
讲学是主业。祭祀是立规矩:先圣先贤的牌位在礼殿里,学生每天从前面过,知道自己站在哪条线后面。
藏书是底子。书院多有自己的刻书坊,刻讲义、刻经史、刻地方志。
白鹿洞的藏书,最早是朝廷赐的《九经》,后来靠士大夫捐、自己刻,一柜一柜攒起来。
这三件事,后来成了书院的标配。

这套编制,是从南宋定下来的。元代把它抄了过去,还加了一条:山长由朝廷任命,算官。
元朝把书院接了过去,也把书院管住了。
至元二十八年,元世祖下令广设书院。民间自己出钱出粮建的,也可以挂书院的牌子。
朝廷派山长,划学田,把书院当官学办。
有统计说,元代新建书院二百九十六所,加上修复前代的,总数四百零八所。
书院和理学一起往北走。燕京的太极书院,请的是被俘北上的南方儒者赵复,他在那里讲程朱的书,北方士人第一次听到这套学问。
书院把南北的学术差距,缩短了一些。
代价是讲学的自由少了。元代的书院,很少再有鹅湖那样的辩论。
讲会与三次禁毁
书院跟官学最大的不同,是它可以请人来吵。
乾道三年,朱熹到潭州,跟张栻在岳麓书院辩了两个月,辩的是「中和」。
淳熙二年,鹅湖寺,朱熹与陆九渊兄弟辩了三天,辩的是「为学之方」。这就是鹅湖之会。
淳熙八年,陆九渊到白鹿洞,朱熹请他讲一堂。
陆九渊讲的是《论语》里那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讲得满座动容,有人掉眼泪。
朱熹把这篇讲义刻在石上,写了跋。
一个书院,请一个跟自己学说不同的人来讲学,讲完还刻石留念。
这就是「讲会」。
讲会一多,书院就成了舆论场。
明朝中叶,书院又活了一次。
王阳明讲「心学」,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书院就是他的讲台。
这一轮书院跟南宋不同:听讲的人里有商人、有农夫、有和尚。讲会开在庙里、祠堂里,几百人挤着听。
东林书院是另一个样子。
顾宪成被罢官回乡,重修东林,每月大会一次,「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那副对联后来很有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书院一旦议政,就不再只是学校。
朝廷不喜欢舆论场。
嘉靖十六年,明世宗以「倡邪学」为由,下令拆毁各地私创的书院。第二年,又以「耗费财物、影响官学」再禁一次。
万历七年,张居正掌权,下令禁毁天下书院。理由很实在:书院讲学,聚众议论朝政。
天启五年,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东林书院首当其冲。
三次禁毁,三次又起来。
因为书院有田,有房,有一批不肯走的读书人。
房子拆了可以再盖,田没收了可以再捐。
改成一所学堂
清朝初年,朝廷不喜欢书院。
顺治九年的上谕里写着:不许别创书院。
但书院已经成了地方上的惯例,禁也禁不绝。
雍正十一年,政策掉了个头:各省城设书院,给银子,给田,派官监督。
书院从此官学化,成了科举的预备学校。学生做八股,月月考试,奖金叫「膏火」。
到清末,书院已经遍布府州县。有学者统计,历代书院总数在七八千所以上。
清朝的书院,多数变成了考试流水线。
雍正十一年以后,省城书院由朝廷给钱,府州县跟着办。学生按月考试,考得好发「膏火银」,考得不好记名。
也有例外。
阮元在杭州办诂经精舍,在广州办学海堂,不考八股,讲经史、讲训诂、讲天文算法。
这两所书院,成了乾嘉学派的窝。
一个制度用久了,总有人在里面开出另一条路。
光绪二十七年,朝廷下诏: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
一纸诏书,书院改成了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科举废。
书院赖以存在的那套东西——学田、山长、讲会、四书五经——一件一件被拆掉。
岳麓书院没有关门。
一九二六年,它成了湖南大学的一部分。今天走进那扇门,还能看见「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白鹿洞书院也没有塌。
院里有明清石碑一百六十余块,摩崖石刻几十方。朱熹手书的「枕流」两个字,还刻在溪里的石头上。
现在的白鹿洞是个文保单位,也是旅游点。每年教师节,有学生穿着汉服在院里诵读那五条。
一字不差。
八百四十多年前,一个从福建来的官员,站在一片荒草里,想着把一所废掉的学校重新办起来。
他大概没想到,那五条没有罚则的规矩,会比他的朝代活得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