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54 年，长安的粮价跌得让人心慌。
那年关中大熟，谷子堆在场上卖不出去。一石粮的价钱低到连运费都不够。农人算了算，索性把新谷留在家喂牲口，或者干脆不收割。
谷贱伤农，这四个字不是形容词，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了一道奏。
他说，应该在边郡筑仓，谷贱的时候加价买进来，谷贵的时候减价卖出去。买的时候比市价高一点，为的是不伤农；卖的时候比市价低一点，为的是不伤民。
皇帝同意了。
这道奏疏里的四个字，成了此后两千年中国财政史上最长寿的一个名字：常平仓。
谷贱伤农
这个思路不是耿寿昌发明的。
战国时候，魏国的李悝就算过这笔账。他说，粮价太贵伤民，太贱伤农；民伤了就流散，农伤了国家就穷。所以善于治国的人，要让民不伤、农也不吃亏。
办法叫「平籴」。
把年成分成上熟、中熟、下熟三等。丰收年官府按比例买进余粮：大熟买三成留一成，中熟买二成，小熟买一成。遇到小饥、中饥、大饥，再按等级把粮卖出去。买的价钱比市价略高，卖的价钱比市价略低。
这套办法说起来简单，妙处在于它同时解决两件事：谷贱的时候，农人手里有了现钱；谷贵的时候，城里人买得起米。
官府在中间不赚差价，赚的是一个「稳」字。
汉初的贾谊、晁错都讲过积贮，但那是让国家存粮，不是让市场稳价。耿寿昌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仓建在边上，把价定在仓门上——仓不只是库房，它是一个开关。
这里还要分清两件事。桑弘羊在元封元年（前 110）办过平准，管的是物价，靠的是官府手里有货；常平管的是粮价，靠的是仓里有谷。平准是跟商人抢生意，常平是给农人垫一脚。前者容易招骂，后者容易招贪。
边郡的第一座仓
五凤四年的常平仓，第一批设在边郡。
这个位置选得有讲究。边郡驻军多，军粮要从内地运，运费常常比粮价还高。设了常平仓，丰年就近买进，荒年就近卖出，省下来的运费就是赚的。边地的百姓也跟着沾光，不必再看粮商脸色。
史书对结果的评价只有三个字：民便之。
耿寿昌因此封了关内侯。
这是西汉财政官员能拿到的最好的结局之一。
可是常平仓只活了十年。
初元五年（前 44），汉元帝下诏，把常平仓和盐铁官、北假田官一起废了。理由是儒臣上言，说这些官营的买卖「与民争利」；加上关东连年灾荒，正好给了反对的口实。
一个为荒年设计的制度，在荒年被废掉了。
钥匙在谁手里
东汉明帝时，有人提议重设常平仓。
站出来反对的是一个叫刘般的人。他说的那段话，是这部制度史上最锋利的一句评语：常平仓「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害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
名义上利民，实际上害民。豪强借着这套制度做手脚，小民得不到那个「平」。
为什么？
因为仓有门，门有锁，锁有钥匙。钥匙在谁手里，仓就是谁的。
丰年收粮要定价。
谁家的粮先收、按什么价收，是仓吏说了算。豪强家里粮多，跟仓吏熟，先收他的，价钱还好谈。
荒年出粜要排队。谁先买、买多少，也是仓吏说了算。真正断粮的人往往排在后面，等排到，仓底只剩糠。
制度设计得再好，执行它的是人。
西晋泰始四年（268）重设常平仓，隔了三百多年，办法还是那套办法。隋开皇三年（583）在陕州设常平仓，京师设常平监。唐贞观年间在洛、相、幽、徐、齐、并、秦、蒲八州设仓，后来又推到关内、陇右、河南、河北各道。
到天宝八载（749），十道的常平仓存粮四百六十余万石。同一年，义仓存粮六千三百余万石。
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真正压在基层的，是那个按亩、按户强制征收的义仓，不是那个在市场上做买卖的常平仓。义仓不需要定价，不需要排队，秋收时按亩扣下来就是。
白居易后来夸这套制度，说「管氏之轻重，李悝之平籴，耿寿昌之常平」，是「不涸之仓，不竭之府」。
他夸的是设计。设计确实好。
可仓里的人不是设计。
宋代专设提举常平司来管路一级的仓，本意是把管仓的人和用仓的人分开。分开之后又出了新问题：提举常平司在几百里外，一年来查两次；州县长官天天在城里，却没有处置权。查的人看不见，看的人管不着。到了南宋，常平钱被挪作军费成了常例，仓还在，账也在，粮不在。
宋代是个转折。
淳化三年（992），京畿大熟，太宗下令在京城四门设场，加价收粮，名叫常平。真宗时推到各路，仁宗时定下各州储额，到英宗治平年间，一年籴入五十余万石、粜出四十七万余石。
然后钱被挪走了。
军粮不够，就从常平仓的本钱里支；河工要钱，也从这里支。史书一句话写完：「移用数多，而蓄藏渐少矣。」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剩下的常平钱谷折成现钱，贷给城乡居民，半年取息二分。仓还是那个仓，名字改成常平新法，功能从「平粜」变成了「放贷」。
六百石米
真正把这个设计做对的人，是朱熹。
乾道四年（1168），福建崇安大饥。朱熹当时在乡里，请于府，借到官仓的米六百石，用来赈贷。
办法是他定的。
青黄不接的时候把米借给乡民，秋收后连本带息还回来，每石收息二斗。
二斗是两成。
这个利息不是给官府赚的，是用来把仓养大：收上来的息米留作仓本，遇到小歉收息减半，遇到大饥全免。
十四年后，淳熙八年（1181），这个仓积米三千一百石。本钱还是那六百石，多出来的两千五百石，是十四年里一斗一斗收上来的息。
朱熹把这套办法写成《社仓事目》，奏请推行。这个仓后来叫社仓，设在乡里，不由州县管，账目由乡人自己记。
他在事目里把借还的日子、斗斛的式样、账目的交接一条一条写死。写这么细，是因为他知道漏洞一定会出现。
社仓后来也坏过。南宋后期，不少社仓因为豪强把持、息米收不上来而废。同一个病，换了一间屋子又犯一次。
社仓之所以比常平仓走得远，原因不复杂。
仓在村里。借钱的人是邻居，管账的人也是邻居。
谁家真的断粮、谁家有粮还想借着吃利，全村都知道。监督的成本低到几乎为零。
这不是靠道德，是靠距离。
南宋的救荒书里有一句话，把两套系统分得很清楚：常平以赈粜，义仓以赈济。
一个是卖，一个是给。卖要讲价钱，给要讲名单。
账上的粮
明清两代，常平仓的制度越做越整齐。
明洪武年间令各州县在四乡设预备仓，官出钱收粮，荒年借给百姓，秋成归还。清代顺治朝起，府州县普遍设常平仓。康熙定下春借秋还、每石取息一斗的规矩，又按州县大小定储额：大县一万二千石，中县八千石，小县四千石，不许擅动。
制度整齐之后，问题也整齐了。
第一个问题是亏空。
仓里的粮要有账，账上的数要有粮。可粮会霉、会耗、会被老鼠吃，也会被人借走不还。每一任知县离任都要盘仓，盘出来短少，要自己赔。
于是聪明的知县学到一件事：不要多存粮。
宁可仓里空着，也不要账上对不上。
第二个问题是折银。
一条鞭法以后，赋税折成银子收，常平仓的本钱也折成银子。银子放在库里会被人借，借出去就收不回来。到了该买粮的时候，银价粮价一变，原来的本钱买不到原来的粮。
第三个问题是「不敢粜」。
荒年开仓，粮价一跌，囤粮的豪绅就要闹；不开仓，饥民就要闹。知县夹在中间，最常见的做法是拖，拖到灾情过去，或者拖到上头拨赈。
道光朝以后，各省清查常平仓，报上来的数字一次比一次少。光绪年间，很多县的仓只剩空屋子，屋梁上还挂着「常平仓」三个字的木匾。
1912 年以后，这套制度正式废止。民国改设积谷仓、赋谷仓。名字换了，思路还是那个思路：丰年存，荒年放。
耿寿昌上奏那一年，是公元前 54 年。到常平仓废止，中间隔了一千九百多年。
这套制度从来没有完美执行过。它在汉代只活了十年，在唐代被义仓盖过，在宋代被青苗法挪走本钱，在清代被亏空掏空。每一次失败的理由都不同，每一次失败的原因都一样：仓里有粮，仓外有人。
可它一直在被重建。废了再设，设了再废，改个名字接着做。因为「谷贱伤农、谷贵伤民」这八个字，从来没有消失过。只要一年丰收一年歉收，就总有人要在一个仓门上想办法。
崇安那个社仓的旧址还在，当地叫它朱子社仓。清光绪八年（1882），关中在大荔修了一座丰图义仓，城墙式的仓院，内城外城，至今完整，被叫作「天下第一仓」。
仓是空的。墙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