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二年春天,开封。
礼部贡院的榜放出来,第一名是吕蒙正,河南洛阳人。三十四岁。
按规矩,新科进士要进宫谢恩。宋太宗坐在殿上,一个一个看过去,看到这个洛阳人的时候多看了几眼。事后有记载说,皇帝赐了他二十万钱,让他去升州做通判,临走前还交代:政事有不便于民的,准许你骑驿马回来直接奏报。
一个状元,能拿到这样的交代,是很高的待遇。
很少有人知道,二十年前,这个人在洛阳龙门山的一个石洞里住着。他和他母亲被父亲赶出家门,靠寺庙里的粥活着。
龙门山下的破窑
吕蒙正的祖父吕梦奇做过户部侍郎,父亲吕龟图做过起居郎。听起来是官宦人家,其实早就空了。
问题出在他父亲身上。吕龟图纳了很多妾,与正妻刘氏不合,最后把刘氏连同儿子一起赶了出去。刘氏发誓不再嫁,带着孩子走。
他们去了洛阳城南的龙门山。山上有寺庙,寺里有粥。母子两个借住在僧舍,后来住进一个窑洞。后世把这件事叫作"寒窑",唱戏的一直唱到今天。
关于那段日子,留下来的只有一个画面:冬天读书,脚冻得没有知觉,他就把脚插进灶膛里还有余温的柴灰里。
这个画面出自后人的记述,细节未必全真。但它符合一件事:他确实是从最底下上来的。
宋代的寺庙不只是烧香的地方。它有田,有碾坊,有药局,荒年施粥,平时收留赶考的书生。一个没有家的孩子能在寺里活下去,靠的就是这一套。他后来一生没有排斥佛教,也没有特别亲近,只是按规矩办事——这种不亲不疏,倒像是从那段日子里带出来的。
宋朝的科举,是给这种人留了一道门。而且这道门在宋初开得比前朝大得多。唐五代每年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宋太宗一次就取一百多,最多的一次取了五百多。取的人多了,门第就不值钱了,考官看的是卷子,不是家世。后来又加了糊名、誊录,把名字盖住,把卷子重抄一遍,让字迹也认不出来。
对一个破落户的儿子来说,这条路的规则简单得近乎冷酷:你写得好,你就上去。门很窄,一年取几十个人,但是门在那儿。一个农家子、一个破落户的儿子,只要能把书读通,能写出一篇让考官点头的文章,就能一步跨进另一个世界。
吕蒙正把这道门走通了。三十四岁,丁丑科第一名。
状元授官有定例:先做将作监丞,再通判升州。将作监管宫室营造,是个清闲的冷衙门;通判是一州的副长官,与知州同签署公文,实际上是朝廷派到地方去盯人的眼睛。一个刚中榜的人,先在中枢挂个名,再下到地方学做事,这是宋初培养官员的标准路线。
丁丑科的状元
中了状元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住。
这件事在《宋史》里记得很清楚:父亲和母亲合不来,所以他把两个人接来,同住一宅,不同房,各自安顿,他自己早晚问安。父亲当年把他赶出门,他没有不认这个父亲。
《宋史》给吕蒙正的评价是八个字: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
这八个字在他身上不是空话。后来的几十年里,他做过三次宰相,从来没有用官职去报复过谁,也从来没有把谁往死里踩。

殿上那句话
太平兴国八年,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这一年他三十九岁。
上任第一天,他走进大殿。廊下有个官员看着他,说了一句话:这小子也来参政?
声音不大,但同行的人都听见了。有人替他生气,要去查这个人是谁。吕蒙正拦住了。
他说:如果知道了姓名,就会一辈子忘不掉;不如不知道。
这件事记在司马光的《涑水记闻》里。司马光写史很谨慎,他收进来的材料,多半有来历。
参知政事这个官,是宋太祖设的。原来的用意是分宰相的权:中书门下掌政务,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宰相不能一人说了算。副宰相每天要跟着宰相一起进政事堂,看天下的奏疏,拟处置的意见。
也就是说,他上任第一天,坐的就是全宋朝最难坐的几张椅子之一。
这句话的分量,要放在宋朝的官场里才看得出来。宋代的台谏可以风闻奏事,一句话能把人拉下马;官员之间互相记恨,一记就是几十年。一个人手里有了权,第一件想做的事往往是清算。吕蒙正把这个口子从源头堵上了——不是原谅,是不让这件事进入自己的记忆。
后来有人送他一面古镜,说能照二百里。他笑着说:我的脸不过碟子大,哪里用得上照二百里。
又有人送一方古砚,说呵一口气就出水,不用添水就能研墨。他说:就算一天呵出一担水,也只值十文钱。
这两件事都在讲同一个道理:他不收不该收的东西,也不给送礼的人留话头。
元宵夜的一盆冷水
上元节在宋朝是一年中最热闹的三天。开封的御街两边搭灯山,灯山上有纸做的神仙、走马的人物,城门不闭,百姓通宵游赏。皇帝在这一天赐宴群臣,是惯例。
雍熙年间的一个上元夜,太宗在宫里设宴,灯火通明。皇帝很高兴,对身边的大臣说:朕亲自处理政事,天下的事大致都理顺了,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繁盛。可见治乱在人。
满座都在称颂。
吕蒙正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皇帝面前,说了一段话。
他说:陛下所在的地方,是天下人都聚过来的地方,所以看起来繁华。臣前几天出城,走出没几里,就看见饥寒而死的人。城里的样子,不一定是天下的样子。希望陛下从近处看到远处,这才是百姓的福气。
《宋史》记了皇帝的反应:变色不言。
过了一会儿,太宗说了一句:我得蒙正,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
这段话很漂亮,但要看清楚它是什么。它不是皇帝认错,是一个皇帝给自己找台阶的方式。吕蒙正也知道,所以他只说了这一次,说完就退回座位,没有再说。
太宗这个人,史书上说他"好文",也说他"多疑"。他亲自考进士,亲自改卷子,把文臣抬得很高,同时把兵权收得很紧。在这样的皇帝下面做事,话说重了会被记住,话说轻了会被当作没听见。
在宋朝做宰相,最难的不是办事,是说话。说多了是邀名,说少了是失职。吕蒙正的分寸是:该说的一次说透,说完不纠缠。
还有一件事,是他做宰相时改的规矩。原来宰相的儿子一入仕就授水部员外郎,是个清贵的差事。吕蒙正说:天下有才的人,一辈子隐居山林、拿不到朝廷一分俸禄的多得很;我入仕时是九品官,我的儿子做九品京官,已经很好了。
从他这里起,宰相之子只授九品京官,成了宋朝的制度。
三次拜相与一座碑
吕蒙正的三次拜相,前后横跨十八年。
第一次是端拱元年,四十五岁。三年后,因为妻族的一个人上疏违逆了皇帝的旨意,他被牵连罢相,改任吏部尚书。第二次是淳化四年,五十一岁,两年后又罢,以右仆射出判河南府。第三次是咸平四年,五十八岁,这时真宗已经即位。
三次上来,三次下去,中间没有一次是他自己去争的。
这十八年,正是宋朝政局翻动最厉害的十八年。太宗朝有雍熙北伐的失败,有王小波、李顺在四川起事;真宗朝有契丹南下、澶渊之盟。宰相换得很勤,一个人上来三五年,办几件事,走人。吕蒙正三次入相,做的多是些不显眼的事:整顿吏治、裁抑侥幸、替地方争减赋税。这些事不进戏文,但撑住了一个朝代的下半身。
他跟同僚的关系也有意思。有个叫温仲舒的人,屡次在背后说他坏话。后来真宗问他想举荐谁,他举了温仲舒。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陛下问的是谁可以做官,不是问我跟谁有仇。
第三次入相的时间是咸平四年,真宗在位第四年。这时候他已经五十八岁,同朝的是王旦、寇准这样的人物。真宗对他很客气,凡有大事必问。他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替朝廷把宰相之子授官的旧例改了,这件事影响了两宋两百年的选官。
咸平六年,他因病辞官,授太子太师,先后封莱国公、徐国公、许国公。大中祥符四年去世,年六十八,谥文穆,追赠中书令。
他这一生留下的话不多,留下的文章更少。
民间有一篇《破窑赋》,也叫《寒窑赋》,流传极广,开头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讲命运无常、贫富循环,署名吕蒙正。这篇文章今天还在被无数人转发。
但它多半不是他写的。学界一般认为它出于后人之手,明代以后才见到,文风、用典、语气都不像北宋初年的宰相手笔。一个从破窑里考出来的人,被后人塞了一篇讲命运的文章在手里——这件事本身,比他写没写过那篇文章更值得琢磨。
他真正的遗产在别处。他的侄子吕夷简,后来在宋仁宗朝做了二十多年宰相,前后主政十几年;吕氏一门在北宋中期的政坛上站了很久。一个被父亲赶出门的孩子,把他这一支重新接回了官宦人家的行列,靠的不是祖荫,是一张榜。
洛阳城外的龙门山还在。山上有石窟,有寺,游客从山下走上去,都去看那些大佛。很少有人记得,一千年前,山脚下有个窑洞,住过一个被父亲赶出门的孩子。
那孩子在洞里读书,把脚伸进还有余温的柴灰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