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百八十八年前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背着一卷诗，走进了长安。
他叫白居易，父亲在徐州做官，家里不算富。他到京城来，是为了见一个人。
那个人叫顾况，是当时有名气的诗人，也是著作郎。按那时候的规矩，后辈要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投门，叫「行卷」。门房把诗卷递进去，顾况看了一眼名字，笑了。
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这句话后来被人反复引用，成了一个成语。意思是：京城物价高，想在这里待下去没那么容易。
顾况把卷子展开，读到第一首。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他停了一下，把卷子放下，改了口：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住在天下哪儿都不难。
这段故事记在唐人张固的《幽闲鼓吹》里。笔记小说，未必字字可靠，但它把一件事说清了：白居易是靠句子进去的。
长安的米价
「行卷」这套规矩，是唐朝科举的副产品。
那时候考进士，卷子不糊名，考官看得见名字。所以考前要把自己的诗文投给有名望的人，请他替你说一句话。投对了人，一句话能顶十年功夫；投错了，或者没人替你说话，文章再好也可能落空。
白居易后来考上了，但「长安米贵」这四个字，跟了他一辈子。
他做过校书郎，正九品，管校勘图书；做过盩厔县尉，从九品下，管一个县的治安；做到翰林学士、左拾遗，才算进了皇帝身边。唐朝的官俸不高，京官尤其清苦，他在诗里抱怨过房租，抱怨过冬天没有炭。
一个从九品小官爬上来的人，对钱是有概念的。这一点影响了他后半辈子的选择：他不再写那些得罪人的诗，改去做能看见结果的事——修堤、浚井、凿滩。
那些事，一桩一桩都有账。
拾遗的笔
贞元十六年，白居易考中进士，第四名。
那一科的进士一共十七人，他年纪最小。多年以后他写诗回忆，说慈恩塔下题名的地方，十七个人里最年轻的是他。
之后是校书郎、盩厔县尉、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做左拾遗。
拾遗是谏官，八品，官不大，位置在皇帝身边，专门挑毛病。
他挑得很认真。
那几年他写了一大批诗，自己归成两类：讽谕诗和闲适诗。讽谕诗里最有名的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他给新乐府写序，把话说得很直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意思就是，写诗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说事。
他写一个卖炭的老人。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老人拉着一车炭在雪里走，指望卖个好价，结果来了两个骑马的人，把半匹红纱一丈绫往车头一挂，就把炭牵走了。
他写宫里的宫女，进宫时十六，出宫时六十，一辈子不知道外面什么样。
他写农民的收成被征走，写地方官为了考绩虚报户口，写宫市上的强买。
这些诗在当时传得很快。他自己说，有人把诗写在墙壁上，有人刺在皮肤上。这话有点夸，但朝中权贵确实被得罪了。
还有一个人，和他一起写。
元稹，比他小七岁。两个人在贞元末年同中书判拔萃，又同授校书郎，从此成了三十年的朋友，后来一起倡新乐府。元和年间两个人一南一北，隔着几千里寄诗，一封一封，攒了几百首。他被贬江州那年，元稹正在通州病着，病中听说消息，写诗说：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样的交情，在官场上不多见。
江州的秋天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被刺客杀了。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武元衡从家里出来，走到靖安坊东门，被人一箭射中，随从散了。刺客割了他的头走了。御史中丞裴度也在另一处被砍伤，靠毡帽挡住才没死。
这是唐朝开国以来最骇人的一件事：宰相在京城大街上被刺杀。
满朝震动。抓人抓了很久，抓不到。
白居易当时是太子左赞善大夫，东宫的官。他上疏，请求急捕凶手，洗雪国耻。
按规矩，东宫的官不该先于谏官议论朝政。有人抓住这一条，说他越职言事。
接着又来一条。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进井里死的，而他写过赏花的诗，也写过咏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理一郡。
两条加在一起，贬为江州司马。
江州在今天的九江，长江边上。司马是个闲职，没有实权，俸禄也不高。
他在这座城里待了四年。
元和十一年秋天，他在湓浦口送一个客人。夜里听见江上有琵琶声，问是谁，说是长安来的歌女，年老色衰，嫁给了商人。他让她弹一曲，弹完，她讲了自己的身世。
他写了一首六百一十六字的长诗，叫《琵琶行》。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这两句流传了一千二百年。一个被贬的官，一个过气的歌女，在一条船上，说的是同一件事。
江州那几年，他在庐山的香炉峰下盖了一间草堂。
草堂很小，三间两柱，木不加丹，墙不粉白。他写了一篇《庐山草堂记》，把周围写得很细：前面有平地，有池，池里有白莲；旁边有瀑布，夜里听像下雨。他说自己平生所好，尽在这间屋子里。
一个被贬的人，在山上盖房子，是天真的闲，还是心里的退，说不清。
江州四年，是白居易一生的一道分水岭。
此前他是拾遗，是谏官，写诗是为了递状子。此后他写诗，更多是为了自己。他后来把自己的诗分成四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说前两类体现的是「兼济」与「独善」两条路。
兼济是给天下的，独善是给自己的。四十多岁以后，他走的是后一条。
一条堤和六口井
长庆二年，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
杭州靠海，靠湖，水多，但水不好用。西湖（当时叫钱塘湖）的水位低，湖水一退，城边几十万亩田就没水灌。刺史换了一任又一任，没人动。
他动了。
他组织人加高湖堤，修堤坝水闸，把水蓄起来。又定下规矩：湖边的大小水闸、斗门，不灌田的时候要及时封闭；发现漏水，要及时修补。他还派人重新浚治了六口井——那是几十年前李泌做刺史时开的，井已经淤了，城里人喝水都成问题。
工程做完，他把管理办法刻在石头上，交给后来的刺史。
这块碑今天还在，文字还能读。
至于那条堤，就要说清楚一点了。
今天西湖上那条白堤，游客都说是白居易修的。其实他修的那条堤在钱塘门外，早就没了。今天这条白堤，唐朝叫白沙堤，他写《钱塘湖春行》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他走的是别人修的堤，后人把这条堤算成了他的。
一个地方记住一个人，常常记得不准，但记得很牢。
香山上的八年
宝历元年，他又到苏州做刺史。
在苏州只做了一年多，但做过一件留下地名的事：从阊门开河到虎丘，挖出来的土堆成一条路，河和路加起来七里。后人叫它山塘，也叫七里山塘。今天苏州人晚上坐船游的那条河，就是他挖的。
那一年多，他病了，眼睛也不好，辞官。
此后他做过太子宾客、太子少傅，都是分司东都的闲职，人在洛阳。
他在洛阳履道里买了一所宅子，有竹有池，地方不大。太和三年起，他长住洛阳，前后十八年。
晚年的事，史书记得很清楚。
太和六年，他出钱重修香山寺，还修了一座藏经堂。他常住在寺里，跟僧人如满来往，自称香山居士。
会昌四年，他七十三岁，拿出一笔家财，主持开凿龙门伊河上的八节滩。那一段河道有九峭石，行船常撞沉，冬天水浅，船夫要下水推，冻死人是常事。
石滩凿开以后，他在诗里写：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
会昌五年，他在履道里宅中办了一次「七老会」，又添了两位，画成九老图。图上有九个白发老人，最大的比他大十几岁。
会昌六年八月，他在洛阳去世。七十五岁。
家里人按他的遗嘱，把他葬在龙门东山，就在香山寺旁边。
那片山坡上现在叫白园。园子里有一条石阶往上，两边是日本人立的碑——他在日本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十二世纪日本的贵族就读他的诗。再往上走，是他和友人刘禹锡的诗廊，还有一座亭子。
墓在最上面，一座圆形的土丘，前面一块碑，写着唐太子少傅白公墓。
站在墓前往下看，是伊河。河对面是龙门石窟。他当年凿掉的八节滩，就在这条河上，现在修了水库，水面平了。
一个十六岁被人说「居大不易」的人，在这座城市边上住了下来，最后埋在了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