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湖广荆州,张府。
门是从外面钉上的。
荆州府的差役把前后门都封了,不许人进出,等着北京的钦差到。封了几天,里面的人开始敲墙。有人隔着门板讨水喝。
封门的头两天,里面还有人骂。第三天开始,里面只剩下敲门的声音。
等门再打开的时候,府里已经饿死了十几口人。
死的人里,有老人,有女眷,有孩子。
四年前,这户人家的主人下葬时,是另一副样子。朝廷辍朝一日,赠上柱国,谥文忠,派官员护送灵柩回江陵。沿途的官都出城迎送。
这个人叫张居正。他死的时候,是这个帝国实际上的管事人。
十三岁落榜
嘉靖四年(1525),张居正生在荆州府江陵县一个秀才家里。
他从小是当地人嘴里的神童。五岁入学,七岁能通六经大义,十二岁考秀才。
知府李士翱见了他的名字,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成大器,替他改名叫“居正”。
十三岁那年,他去武昌参加乡试。
那一年的湖广巡抚叫顾璘。顾璘看了他的卷子,很欣赏,然后做了一件让人想不通的事——他让主考官把张居正刷了下来。
事后顾璘对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做伊尹、颜渊的,十三岁中举,容易骄,不如让他多磨一磨。
三年后,张居正十六岁,中举。
顾璘解下自己腰上的犀带送给他,说:你以后要系玉带,犀带配不上你。
这个开头很像一个顺利的故事。但其实不是。
嘉靖二十六年(1547),嘉靖二十六年(1547),他二十三岁中进士,入翰林院。正是严嵩当国的时候。
他在翰林院看了几年,上了一道《论时政疏》,说天下有五大病。
没人理。
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请病假回了江陵。
这一走是六年。六年里他读书,游山,看地方的田赋和徭役,看一个县里最有钱的人怎么把税摊到最穷的人头上。
他后来推行的那些东西,根子在这六年里。
一个在翰林院写文章的人,忽然知道了一个县里到底谁在交税、谁在逃税,知道自己家门口那条河的堤几年没修。这种知识,在朝堂上听一百次汇报也学不到。
他回到北京之后,变得沉默。徐阶教他“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心里要有主张,面上要跟大家一起。他学得很好。此后二十年,他在严嵩和徐阶之间站着,谁也没把他当敌人。
一直到隆庆六年,他才露出牙齿。
一把尺子
隆庆六年(1572),隆庆皇帝死,十岁的朱翊钧即位。
这一年六月,张居正联合司礼监太监冯保,借两宫皇太后的名义,把首辅高拱赶回了老家。他自己做了首辅。
从这一年到万历十年他死,一共十年。这十年里,朝廷的公文上写的是皇帝的名字,实际管事的是他。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官僚系统装一把尺子。
万历元年(1573),他推行考成法。办法很笨:每件事立三个簿子,一本留内阁,一本送六科,一本给承办的衙门。每件事写明期限,到期核对,办不完的记过,记满三次降级。
这套办法一出来,各地官员叫苦。因为从前可以拖的事,现在拖不了了。史书上说,那几年“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早上发的命令,晚上就在几千里外执行。
第二件事,是量地。
万历六年(1578),他下令清丈全国田亩。这件事动了太多人的饭碗:宗室、勋贵、地方豪强,谁家没有几百亩瞒报的田?清丈完了,全国田地从原来的数字涨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余顷,多出来的两百多万顷,全是从前不纳税的地。
第三件事,是把税合并。
万历九年(1581),一条鞭法推行全国。田赋、徭役、各种杂税,合成一条,按田亩算,折成银子交。
在此之前,一个农民一年要服几十天力役,要交粮、交绢、交草料,还要应付各种临时的摊派。合起来之后,他只需要交一笔银子。
这套东西不是他发明的,南方几个省早就在试。
但把它推到全国,是他做的。
效果是有的。太仓的存粮够吃十年,太仆寺存银四百多万两。
这是明朝中叶以来财政最好的一段。

叫他先生的孩子
万历皇帝登基那年十岁。
张居正是他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小皇帝叫他“先生”,不叫名字。
他给这个孩子编了一本课本,叫《帝鉴图说》,左边画图,右边讲故事,讲历代皇帝哪件事做对了、哪件事做错了。八十一件事,一件一幅画。
这本书后来刻印过很多次,是明代流传最广的帝鉴读物之一。一个首辅给皇帝编课本,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它说明这个国家的教育,是由大臣来做的。
他对这个孩子管得很严。据记载,皇帝读书读错一个字,他在旁边立刻高声纠正,声音大得整个殿都听得见。皇帝的手要是伸得不对,他也会说。
有一年冬天,皇帝喝多了酒,在宫里打人,还割了一个内侍的头发。李太后知道后大怒,让他长跪不起,又把张居正叫来,要他拿出办法。最后是张居正出面,代皇帝起草了一道罪己诏,这事才算过去。
那一年皇帝十八岁。
从这件事上,你能看出这个帝国的权力是怎么运转的:一个大臣,可以逼皇帝下罪己诏;一个皇帝,在自己的宫里打人,要被罚跪。
这种关系维持了十年。
但是孩子会长大。
不回家的那一年
万历五年(1577)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江陵去世。
按照制度,官员父母去世要辞官回家守孝二十七个月,叫丁忧。
他不想走。
不只是舍不得权。他四十八岁才坐上这个位子,前面的二十多年都在等。清丈刚铺开,考成法刚见效,他一走二十七个月,回来的时候,人走茶凉,什么都不会剩下。
更何况,他知道自己得罪了多少人。
新政正在关键时候,清丈还没完成,考成法刚见效,他一走,这十年就白干了。
皇帝也不让他走。十岁的皇帝下旨“夺情”,意思是国家离不开你,孝可以放一放,穿着素服继续办公。
这一道旨意,把整个士林点着了。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一个接一个上疏,说张居正贪恋权位、忘亲不孝。
五个人都挨了廷杖。邹元标的腿被打断,后来一辈子瘸着。
这件事是张居正一生真正的分水岭。
在那之前,他是“救时宰相”,是替国家收拾烂摊子的人。在那之后,他在读书人眼里变成了“权臣”——一个为了权力连父亲的丧事都不肯回去的人。
他自己也知道。他穿素服入阁,不参加庆典,不接受祝贺。他跟人说,我不是贪这个位子,我是怕事情做不完。
第二年三月,他回江陵葬父。皇帝给他限了三个月,期限一到必须回京。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那一趟他坐的轿子要三十二个人抬,里面分前后两间,一间办公,一间休息,还有两个小童在旁伺候。沿途的地方官跪在路边迎送。
这本笔记是万历年间的私人记述,不一定字字可靠,但它记下了一个事实:这个人的排场,已经超过了一个臣子该有的样子。
门被封上的那天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死在京城的宅子里。
五十八岁。
皇帝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葬礼很重。
然后,一切都反过来了。
他死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人开始弹劾他推荐的官员。两个月后,冯保被贬到南京,家产抄没。第二年,皇帝下诏夺了他的上柱国和太师衔,又夺了“文忠”的谥号。
万历十二年(1584)四月,抄家的命令到了荆州。
抄出来的东西,远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多。
但清算的目标从来不是钱。
一个二十岁的皇帝,要亲政,就必须先把压在头上十年的那座山推倒。而朝野上下那些被考成法追着跑、被一条鞭法削了利益的人,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
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被严刑拷打,要他供出藏银的地方。他供不出来,在狱中自缢,死前留下一封血书,说父亲一生清廉,自己无能,不能替父亲辩白。
抄家之后,他的几个儿子被削职,全家流放烟瘴之地。
他推行的东西,废的废,改的改。
考成法停了,清丈中止了,一条鞭法还在,但已经走样。
四十年后,明朝加征辽饷,天下大乱。
六十年后,明朝亡了。
天启二年(1622),明熹宗下诏,恢复张居正的官爵和“文忠”的谥号。
崇祯十三年(1640),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上疏,请求恢复祖父的名誉。礼部议过之后,崇祯皇帝准了,全面恢复原官、原荫,赐祭葬。
这时候,离他死已经五十八年。离明朝灭亡,还有四年。
荆州城里的张府早就没了。江陵的墓也修过几次,最后毁于上个世纪的一场运动,如今只剩一块碑和几棵松。
一个替帝国管了十年账的人,身后留下的东西,比他自己算过的任何一笔都少。
他在世时写过一句话,说自己的做法是“务在强公室,杜私门”——让国家强,让私人门路堵死。
这句话得罪的人,比他推行的任何一条法令都多。
他死后被抄家那一年,抄家的人在张家翻箱倒柜。
而在他生前,那个每年冬天都要被他劝着省下灯烛钱的皇帝,已经二十一岁了,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给一个人定罪名。
张居正生前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做的事,一时之毁誉不必管,万世之是非也不必管。
这话说得太满。万世之是非,他自己管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