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斜挂在山坡上，红得很低。李全民戴上头盔，把三轮摩托车发动起来。
车斗里装着一台放映机、一只音箱、一卷幕布、一捆电缆。东西都用绳子捆着，走一段颠一段，绳子松了就要停下车紧一紧。
他要去狐尾沟村。山路一路爬坡，马达声在沟里回响。半个小时后，车停在村口的广场上。
车斗里的机器
广场不大，一头是村委会的房子，一头是几棵老槐树。
他把车斗打开，先搬音箱，再搬放映机。机器放在一张方桌上，桌子是村里提前摆好的。幕布挂在两根杆子之间，杆子一边绑在树上，一边绑在房檐下的铁钩上。
挂好幕布，他站到幕布下面，往后退，一边退一边数：“一、二、三……”
数到某个位置停下。这个位置是量出来的：放得太远，画面大，亮度不够，看着发灰；放得太近，画面小，坐在后排的人费眼。
位置定了，铺电缆。电缆从机器拉到房檐下的插座，一路用脚踩平，怕人绊倒。然后开机，调焦，调角度。两三分钟，画面正了。
幕布是白布的，四边缝了套，绳子穿过去。用久了布会发黄，也会破。破了就补，补丁是一块一块的白布，放映的时候看得见，像天上的一块云。
音箱架在幕布旁边，一根杆子挑起来，声音往前送。
天还没黑，幕布上是白的。孩子们先来了，蹲在前面，仰着头看那块白布。老人搬着小板凳，从各条巷子里出来，坐在后面。
有的老人来得早，坐下就不动了，怕位置被占。有人带着蒲扇，有人拎着水杯。狗也来，趴在人群边上。
胶片机
一九八六年，李全民高中毕业，村干部推荐他去当电影放映员。
他喜欢看电影，一口就答应了。
那时候用的是胶片放映机。一台机器几十斤，两个片盘架在上面，胶片从这边盘到那边盘。机器笨重，故障也多：胶片断了，要停机接片；片子跳，画面就抖；有时候突然没声了，一屋子人回头看他。
断片要接。把两个断头剪齐，刮薄，涂上接片胶水，对齐齿孔，压紧。接得好，放映时看不出来；接得不好，到那一格就“啪”一声。
他跟着老师傅学，学完自己练。一有空就把机器拆开看，齿轮、抓片爪、片门、灯泡，一个一个记。后来机器出什么毛病，他听声音就知道个大概。
一部片子放完，要换盘。一盘胶片放二十来分钟，一部电影三四盘。换盘的时候灯不能开，人就着机器的光，把空盘取下来，把新盘挂上去，片子头穿进片门，压好。手要快，也要稳，慢了观众就干坐着。
片子跑多了会磨。片门上有灰，要擦；齿轮上有胶，要清。一卷片子放几十场，齿孔会裂，裂了就得剪掉一截再接。剪多了，片子就短了，剧情接不上，观众看得出来。
八十年代的农村，电视还是稀罕物。一个村子一台黑白电视，晚上搬到院子里，几十个人围着看，信号还不好。
第一次自己独立放，是从挂幕布开始的。杆子要立直，幕布要绷平，绷不紧，风一吹就鼓起来，画面跟着晃。那天放完，机器收了半个钟头，手心全是汗。
电影不一样。幕布一支，机器一开，全村的人都往一块儿聚。少说三五百人，多的时候上千。场地挤得满满当当，房顶上、墙头上、树杈上都是人。
一百斤
设备一百多斤。
没有车的时候，靠人背。片子是铁盒装的，一盒好几斤，一晚上放两部，就是四盒。机器、音箱、幕布、电缆，加上片子，一趟背不完，要分两趟。
东西要分开放。机器怕摔，装在木箱里，箱子里垫稻草。片子怕压，立着放。灯泡最娇气，得单独用布包起来，一路捧着走。
山路窄，弯多。下雨天一脚泥，走一步滑半步。冬天路上结冰，人扛着东西，得侧着身子走。
山村供电不好。有时候要等到夜里十点以后，电才稳。电压不够，机器转不起来；电压忽高忽低，灯泡容易烧。他就等。人等，他也等。人愿意等，他就不能走。
夏天放电影，蚊子多。他穿长袖，裤脚扎进袜子里。冬天冷，手伸出来调机器，一会儿就僵。村里人给他端一碗热水，或者搬一个火盆放在脚边。
九十年代是农村电影最好的时候。最多的一年，他放了近四百场。一个村接一个村，晚上放完，收机器，骑车回家，睡几个钟头，第二天再去另一个村。
那时候的片子，拷贝要租。一部片子几个村轮着放，跑片的人骑着车送，赶时间。片子来晚了，一村人坐在场上等，谁也不走。
放完一场，收机器。胶片要倒回去，一盘一盘倒，倒完了装盒，第二天好放。机器热，收的时候烫手，要等它凉一会儿。
回到家常常是后半夜。锅里留一碗饭，热一热，吃完睡。第二天上午把片子送回去，或者等下一班跑片的人来取。
农资小店
二零零年前后，电视进了农家，有线也通了。露天电影一下子冷下来，一年到头不足一百场。
同行一个一个转行了。有的去城里打工，有的做买卖，有的买了车跑运输。十里八乡，一度只剩他一个人还在放。
片子还是那些片子，场次却少了。有时候一个月只放两三场，机器在屋里落灰。他把机器擦干净，隔一段就开一次，让它转一转。
光靠放电影，日子过不下去。一九九九年，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农资小店，卖种子、化肥、农药。店不大，一间门面，货堆到屋顶。
白天看店，晚上放电影。店里挣的钱，贴补放映的开销：胶片要租，灯泡要换，机器要修，路上的油钱也是自己的。
小店有旺季。开春买种子、买化肥的人多，一天到晚有人进进出出。有人赊账，记在本子上，秋后卖了粮再还。本子上的名字，都是村里的熟人。
有人劝他别放了，说没人看。他说，还是有人看。
来看的，多是老人。年轻人出去打工，村里剩下老人和孩子。老人的腿脚不好，去一趟镇上的电影院，要走二十多公里，还得坐车。他不放，这些人就看不到电影。
他说，能为老人放电影，被他们所需要，他感到很满足。
幕布亮起来
二零零七年以后，公益放映的场次定下来了：一个村一个月一场。
他一个人担起了二十九个建制村的放映任务，一年三百多场。机器也换了，胶片机收进柜子，换成数字放映机。数字机轻，一个箱子就能装下，画面清楚，声音也足，片子存在硬盘里，还带字幕。
跑了几年，村子合并，任务变成二十四个村。他手机里存着这二十四个村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每次放映前，提前发消息，把片名、时间、地点写清楚。
片单也变了。他放的最多的是戏曲片。农村看的人大多是老人，他们爱看豫剧。有些院线大片，在城里卖得好，搬到村里，放到一半就有人走。
数字机换片简单。片子存在硬盘里，插上去，菜单里选一个，按确定。字幕可以开，也可以关。声音从音箱里出来，比胶片机清楚得多。
人比过去少了。有时候一场只来二三十个人，坐在前面几排。他还是照放，机器摆好，幕布挂好，一场放完。
他把这个情况反映上去。后来，当地豫剧的院团拍了《太行故乡情》《新七品芝麻官》这样的戏曲电影。他现在放的片子，以戏曲为主，配上喜剧、农技科教片，有时候也放老故事片。
山区天气变得快。有时候机器刚调好，雨就来了。他先不动人，先把油布盖在机器上，把幕布收下来，卷好，装进袋子。人躲雨，机器不能淋。
山路这些年修了。原先的土路，下雨打滑，晴天起灰，三轮车走一趟要一个多小时。现在铺了柏油，弯还是那些弯，时间省下了一半，散场以后回家也早。
有一年夜里十一点多，他放完电影往家走，车在半路上熄了火。修了几次，打不着。他去敲附近一户人家的门，人家披着衣服出来，帮他把车推到了坡下。
二三十年下来，他放了超过一万两千场电影，看的人加起来三十多万人次。
今年他六十二岁，一年还要放二百八十八场。
散场的时候，人走得很慢。老人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土，跟他打招呼，问下一场什么时候来。
有人回家端一碗饺子来，有人塞两个苹果。他一般不收，人家硬塞，就放在车斗里。车斗里的东西，来的时候是机器，回去的时候常常多出一点。
他把电缆一圈一圈收起来，绕在胳膊上，再放进箱子。幕布从杆子上解下来，抖一抖，折成方块。放映机装回箱子，扣好锁扣。
三轮车发动起来，车灯照亮前面一段土路。他戴上头盔，往山下去。
（本文事实依据《人民日报》2026 年 10 月 14 日第 6 版《相伴四十年，光影流转润心田》及鹤壁市融媒体中心相关报道。文中的年份、场次、数字与引语，均出自上述公开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