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五六点钟，天还没有亮透。柏华丽把药箱放进背篼，挎上肩，出了门。山路两旁的草上挂着露水，没走几步，裤脚就湿了。她从诊室出发，一路走到最远的那户人家，再走回来，天已经黑透了。这样的路，她走了二十多年。
一个背篼和一个药箱
柏华丽是打召村的村医。从贵州省长顺县城往敦操乡走，再往里，就是打召村。
这个村子有二十三个村民组，近两千口人。人家住得散，一个组到一个组，要翻坡，要过沟。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和孩子。老人认不得几个字，孩子还小，谁有个头疼脑热，都得靠人上门。她是村里到如今唯一的一位村医。
柏华丽出诊，靠一个背篼。
背篼里是听诊器、血压计、几盒常备的药，还有一块干粮。这一背篼装满了，有三十来斤。她一天走的路，平均有十八公里。走到谁家，就在谁家的堂屋里坐下，量血压、听心肺，把药一样一样交代清楚。有的老人不识字，药怎么吃、吃几回，要她说上好几遍。她说得慢，老人就记得住。
背篼里总留着一块干粮。山里人家离得远，走到下一户，常常就过了饭点。
山里的老人，多半盼着有人上门。她到了，先坐下歇口气，再问哪儿不舒服。量完血压，把药从背篼里取出来，放在桌上，交代清楚，才起身去下一家。
山里的路，宽的地方能过一辆车，窄的地方两个人错身都要让一让。下雨天，泥滑；出太阳，又晒。她的鞋底磨薄了，就换一双，接着走。
打召村过去没有村医。有点小毛病，很多人就自己扛着，扛不住了才往外走。拖来拖去，小病就成了大病。柏华丽背起背篼，是把看病这件事，送到了村民的门口。
她定了自己的规矩：按人口把全村的户分摊到一周里，一个工作日走几户，定期把全村走上一遍。遇到病中的老人，她隔几天就再去看看，血压降到什么数、药还剩几颗，心里都有一本账。
天黑的时候，她才背着空了的背篼回到诊室。第二天一早，同样的路，她再走一遍。
村里的孩子喊她柏医生。老人们喊她另一个名字——背篼医生。这个称呼，一叫就叫了二十多年。
两间旧房子
二〇〇三年一月，柏华丽从黔南卫校社区医学专业毕业，一个人来到打召村。
来的时候，她的行李是一根扁担、两个水桶。桶里放着一床被褥，还有一点粮食。她说，那就是她的全部家当。
打召村条件艰苦，她是听说过的。可到了地方，她才发现，这里的医疗条件比想象的还要差。所谓的卫生室，就是两间旧房子。屋里除了一张床，什么设备都没有，也没有药。仅有的一个听诊器，还是她自己从家里带来的。
柏华丽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她的母亲也是一位村医，她从小看着母亲背着药箱给人看病，看惯了。跟着母亲学医是这样，到了打召村，也是这样。
她给自己收拾屋子。用木板搭起一张小床，自己睡里间；把另一张床搬到外间，病人来了，就在那里看。屋子就这么大，里外分开，勉强算有了个诊所的样子。
那时候她常对自己说一句话，像是打气：既然改变不了过去，那就改变当下。
刚来的那些天，来的人少。她就一户一户地走，见了人先问身体，再问家里几口人、谁有老毛病。谁家的老人血压高，谁家的孩子爱咳嗽，她一处一处记下来。走得多了，村里人见了她，才慢慢肯把话说给她听。
诊室的门，白天一直开着。有人来，她就先给人看，手里的事放下。
后来她提到自己的起点，也还是这一句：我是从一个听诊器、两间旧房子做起来的。
两间旧房子，一张自己搭的木板床，一个从家里带来的听诊器。她在这座山里的开头，就是这些东西。她二〇〇三年进村，今年四十三岁。从两间旧房子，到后来九十平方米的诊室，中间隔着的那段路，是她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抽屉里的账本
刚开始行医，柏华丽碰了不少钉子。
打召村以前没有村医。村里的人，有些小病，就自己熬着；熬不过去，才想到去镇上。她走村入户，一开始还有人不信她。
第一次上门，她遇见一位老爷爷。老人一开口就问：是不是来看相的？
她回了一句：不会看相，会看病。
她听老人喘气的时候有点声响，就问：平时是不是吸烟？感冒的时候，声音是不是更重？老人听得直点头。她给他拿了一盒药。一个星期后，老人又来了，说好多了。
旁边有人开玩笑：药是柏医生买的，可不能不给钱。老人有些不好意思。那一盒药，柏华丽到底没收钱。
她当时的工资不高，时不时还要靠父母接济。可遇到手头紧的村民，她照样不收诊费。有的人连药钱都拿不出，她就先垫上。
时间一长，抽屉里搁了不少账本。那几年，她帮着垫药费是常有的事，一年下来，能写满一个本子。上面的钱，大多是收不回来的。
有人提起这些，她只是说：他们想起来还，就还；想不起来，就算了。
她说，钱不多。她只想让乡亲们记住一件事——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来找她。
她的诊室里，来的人一天天多了起来。有人是来看病，也有人只是路过，进来量个血压、说两句话。慢慢地，村里人有个不舒服，愿意先把话说给她听。
后来村里的日子好了起来，垫钱的时候，也就一年比一年少了。垫出去的药费，她从不主动提起。村里人记着这份情，见了她，总要多说两句。
十八公里的山路
打召村是全县最偏远的村。
从县城到这里，有六十八公里，多半是山路，有的地方窄得连车都错不过。哪一段路容易打滑，哪一户人家住在坡上，她心里都有数。六十八公里的路，她一年要走上许多趟。当地过去有过一句老话，说姑娘不愿意嫁到打召来。话里说的是这里的偏和穷。
柏华丽刚毕业的时候，本来还有别的去处。她放弃了去乡政府工作的机会，执意要到打召村当村医。这个决定，让她的父亲急了。父亲撂下一句狠话：放着别的工作不选，有你受的时候。
父亲的话，说的是担心。后来的日子，也确实不轻松。
村里的人家散在山里，从诊室到最远的一户，来回要走很久。有人不信医学，信别的，她要一趟一趟地去解释。柏华丽说，村民对医学没什么概念，她得想尽办法，让人有病就去看，把身体的账管起来。这件事没有捷径，只能一趟一趟地走，一句一句地说。有一段日子，她连肉是什么味都记不清了，能吃上一顿干豆腐皮，就算是好的。
可她还是留了下来。
这些年，打召村的卫生室变了样。现在的诊室有九十平方米，诊疗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一间一间分开，看病的条件比过去好了许多。变化是从路开始的，也是她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她的丈夫是镇上的一位小学老师。到了周末和假期，丈夫要么开车送她入户，要么背着背篼跟在她后面。他说，我就是打召村的人，再忙也要支持她。
去年暑假，她上了大学的侄女来村里。侄女背着背篼，跟着她走了一圈，把背篼里的干粮吃了个精光，还是喊饿。侄女说，实在坚持不住，真佩服你。
第五个背篼
去年，柏华丽又换了一个背篼。
这是第五个。竹篾编的背篼不经磨，她就换成塑料条编的，背起来结实些。新背篼挎上肩的那天，样子和从前没什么两样，走的还是那些山路。背篼换了五个，走的路，还是那些路。
下午两点，她背着背篼，走到村民柏土妹家。老人八十多岁了，常头晕。柏华丽进门就问一句：孃孃，还头晕不？老人看见熟悉的面孔，撸起袖子，自觉配合量血压，嘴上应着：喝了点药，感觉好多了。
柏华丽看数值比前几次高了些，就从药箱里掏出一小瓶降压药，把话交代清楚：感觉头晕厉害就吃一片，一天一次，按时服用，还得注意休息，饮食清淡，别吃腊肉跟豆腐乳。
老人量完血压，常留她坐一会儿，说几句家常。她坐一会儿，又背起背篼，往下一家走。这样的场面，在这个村子里，已经重复了许多年。
有人劝她走，去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她说，说实话，我心里也有过动摇。
停了停，她又说，但是不能离开，不想离开。
山路还是那条山路。第二天一早，她照旧把药箱放进背篼，挎上肩，出门去了。
本文依据《人民日报》二〇二六年一月三十日第六版《背篼载药香 仁心护健康》等公开报道整理。人物为真实姓名，文中事实与引语均取自公开报道，未作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