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二年，长安的米价还在涨。
一斗米一千钱。城里的人算过一笔账：一个禁军士兵一个月的饷，买不了三十斤米。
关中的田少，人却多。皇帝的宫室、百官、几十万军队，全挤在这条渭水边。米要从江淮来。江淮的米要先上船，走运河，进黄河，再转渭水，一千多里，中间要过三门峡。
三门峡的礁石，一年能吃掉几十条船。
开元年间有人试过绕：船到三门峡，把粮卸下来，用车走十八里陆路，绕过险滩再装船。这十八里叫「陆运」，运费比水运贵一倍，但比沉船便宜。
这个办法后来废了。
乱世里没人管账，河淤了，仓塌了，十八里的车路长满了草。
运到长安的粮，一石要花掉三石的钱。有时候四石。
钱还是那些钱，米却少了。
一样的饷，买不到一样的粮。
一石米的账
唐朝的财政，在安史之乱以前是另一副样子。
租庸调，按人头和丁口收。均田制，按丁授田。这套办法在开元年间跑得很好，因为地够，人少，账清。
然后乱了八年。
户口从九百万户掉到不到三百万户。有的死了，有的跑了，有的投到豪强门下做了隐户。地还在，人不在册上，税就收不上来。
河北的藩镇不交税。淮西不交税。朝廷能收到钱的，只剩下江南八道和关内一小片。
打仗要钱，养兵要钱，皇帝还要吃饭。
上元元年，第五琦把盐收归官营，一斗盐加一百钱。这是唐朝第一次动盐。钱是收到了。可盐价涨得太狠。
盐价翻了五倍。
私盐走水路。
查得越紧，价越高。
价越高，走的人越多。盐贩子带着刀走路，一船私盐的利润抵得上几年的田租。
宝应元年之后，这个摊子交到了刘晏手里。
那时候的唐朝，账是这样的：一年的收入，不够半年的支出。军队要发饷，百官要发俸，宫里要吃饭，边关要赏赐。户部的库房里，铜钱串不起来，绢帛发霉。
有人提议：再向江南加税。
刘晏没走这条路。他走的是一条更费劲的路——把已经有的东西，运到该去的地方。
把河分段
刘晏是曹州南华人，七岁被举为神童，做过秘书省正字，就是替朝廷校书的小官。
他一生没有带过兵。他打的是另一种仗：算账。
他接手漕运的时候，先去看河。
从江淮到长安，水路分四段：长江、汴水、黄河、渭水。四段的水情完全不同——江水宽，汴水浅，黄河急，渭水窄。以前的船是同一批船走到底，船工也是同一批人，走到黄河就把船搁浅，或者撞碎。
刘晏把这条线切开了。
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每一段用专门的船、专门的船工，熟这段水性的人走这段。到交界处卸货入库，换船再走。
他在每一段交界处修仓。
扬子、河阴、太原，一仓接一仓。粮从江船卸进仓，再从仓里装上汴船，账面一笔一笔对得上。
仓还有一个用处：荒年。江淮丰收、关中歉收，粮不用等运到长安，在河阴就能调头往西。
仓是国家的口袋。
他又把汴水挖了一遍。汴水在安史之乱里淤了多年，河床比两岸的田还高，一到雨季就决口。他调人清淤，修斗门，一段一段地蓄水放船。
然后他把运费和损耗算进制度里：船工运十石，允许沿途损耗一石。省下的归自己。
这一条很要紧。以前押船的人一路上偷，反正官家的账是糊涂的。现在剩下来的归你，偷的反而不划算。
还有船。
他在扬子设了船场，造「歇艎支江船」两千艘，专走汴水这一段。一艘船给一千缗。
后来有人接手，觉得太贵，把造价砍到五百缗。船还是那么多，木头薄了，钉子少了。跑不了几年，船就开始漏，沉船的数字一年比一年多。
刘晏当年说过一句话，被人记了下来：办大事的人，不能在小钱上抠。
结果是从江淮运到长安的米，从每年几十万石，到「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一百一十万石，一粒不沉。
盐在官手里过一手
盐这件事，刘晏改的不是价，是路径。
第五琦的办法是官收官卖：盐从盐户手里收上来，官府自己运、自己卖，设一大堆盐官。这个办法的问题是人多、环节多、成本高，而且官盐一贵，私盐就活。
刘晏的办法只有一句话：民制、官收、商销。
盐还是盐户晒，官府在市场设场收，收上来加价，卖给商人，商人自己运到哪儿都行。官府只放一个关口——源头。
这样一来，官府不用养几千个运盐的、卖盐的人，只养收盐和查私盐的人。商人有利润，就拼命往偏远的地方运。偏远地方的盐价反而降了。
他在产盐区设了十个巡院，专门查私盐。又在交通要口设卡，盐商过关要验引。
用人上他也有一句被人反复引用的话：管钱的官要用读书人。因为读书人有官有位，看重名声胜过钱；小吏没有前程，眼里只有钱。这话不一定对，但在当时管用——他手下的账，二十多年没出过大窟窿。
盐利从每年四十万缗，涨到六百万缗。到了后来，「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国家收入的一半，是从盐里来的。
他接手时，朝廷一年收上来四百万缗。到他死的时候，是一千二百万缗。二十年，三倍。
中间没有加过一次田赋。
这笔钱不是加在农民头上的。刘晏自己说过一句话：「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还有一句：「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
意思是：人回来了，税自然多。人跑了，你把税率加到五成也是空的。
四方的价钱
刘晏还管着一件事：粮价。
他恢复了常平法。丰年粮贱，官府出钱买；歉年粮贵，官府把存粮贱卖。这是老办法，汉代就有。
老办法难在两件事：一是要有本钱，二是要知道哪里粮贵、哪里粮贱。信息慢一步，粮就调错了地方。
刘晏在每一道设了巡院，巡院的人除了查私盐，还管一件事：报行情。
他招了一批跑得快的人，叫「驶足」，一站一站接力，把各地的雨雪、丰歉、粮价写成小条送回来。「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
四五天。在没有电报的年代，这个速度够用了。
哪州旱了，他提前把粮往那边调；哪州丰收，他提前去收。粮价还没涨起来，粮已经到了。
当时的账目上有一句话，说他「敛不及民而用度足」——没往百姓身上多加一分，钱却够花。
这句话背后还有一个更实在的变化：他不再征民夫。
以前的漕运靠徭役，官府一纸文书，沿河的农民就得放下锄头去拉纤，一拉几个月，田荒了。刘晏改成雇人，工钱从盐利里出。盐利的钱，变成了船工的饭钱。
同样是运一石米，前者是白拿，后者是买卖。白拿的东西不经心，买卖的东西有人负责。
粮价压住了。
人心就稳了。
忠州的那道诏书
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刘晏六十五岁。
新皇帝德宗即位，杨炎当了宰相。
杨炎要杀他。
原因很旧。几年前，宰相元载获罪，刘晏奉命参与审案。元载是杨炎的恩人，杨炎一直记着这件事。
杨炎找了个由头：有人告刘晏写信给节度使朱泚，图谋不轨。告发的人叫庾准，是杨炎的人。
诏书下来，刘晏贬为忠州刺史。忠州在四川，长江边上，路很远。
诏书还没走到，第二道又来了：赐死。
他在忠州自尽。
他六十五岁。
家里没有钱。
死前他大概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诏书从长安到忠州，走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他没有上书辩解，也没有跑。
《旧唐书》只写了四个字：「赐死忠州。」
抄家的时候，家里只有书两车，米麦几石。
一个管了二十年天下钱粮的人，家里没有钱。
他的家人被流放岭南。
这件事在朝里没有掀起什么波澜。真正掀起波澜的是一年之后——杨炎自己也被赐死了，罪名几乎一样。
历史在这里打了个转，谁也没赢。
刘晏死后，他那一套还在。盐还是官收商销，漕还是分段转运，巡院还在报行情。制度留下来了，人没有。
后来的人评价这件事，说得最狠的一句是：唐朝杀了自己的账房先生，然后接着用他的账本。
刘晏死的那一年，朝廷的账上还是有钱的。
他留下的那套办法也还在跑：分段转运、就场专卖、巡院报行情。后来的几十年，唐朝靠这几样东西撑着。河北还是收不上税，藩镇还是不听调，但长安的米价没有再涨到一斗一千钱。
他死后，长安的米价确实稳了很多年。有记载说，最平稳的时候，一斗米只要几十钱，是广德年间的几十分之一。
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但方向不会错。
北宋的人编《新唐书》，把他的传放在食货志后面，写了一句评价：「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
意思是他脑子快，办法多，能把没有的变成有的。
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写他怎么过日子。
天不亮就起来办公。
夜里点着蜡烛算账。
骑马的时候还在心里过数字。家里人说他连吃饭都在想着账。
他六十五岁死在一间小屋里。死之前，抄家的人已经快到了。
忠州在长江边。那一段江水很急，两岸是山。
他死后很多年，那一带的江面上还是每天有船下来，装的是江淮的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