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子黄的时候，我们出门。
从南边一路往北割，一个村一个村地割，割到麦茬发白，割到天热得机器水箱开锅。
今年他说，这是最后一年。
我没接话。我把晾在车斗上的毛巾收进来，叠了两折，压在坐垫底下。
麦子黄的时候
出门前要把家里安排好。门锁上，鸡送给隔壁，电闸拉下来。
院子里的那棵石榴，年年我们走的时候刚开花，回来的时候果子已经裂在树上了。
这台机器是六年前买的，二手的。
原来的漆是蓝的，现在掉得只剩车门上还有一块。驾驶室没有空调，玻璃摇不下来，因为摇把断了，用一根铁丝别着。
买机器那年借了钱，三年才还完。还完那年我们在堂屋里坐了一晚上，谁也没说话，就把账本翻来覆去地看。
儿子不接这个活儿。他在南方的厂里做手机壳，一天站十一个钟头，一个月歇四天。
他跟我说过，妈，我不回去开机器，太苦。
我说，苦。
他说，你跟爸也别跑了。
我说，等你爸跑不动了再说。
跨区割麦是这么回事：南边的麦子先熟，北边的后熟。我们从家门口往北走，追着麦子走。走四百公里，二十来天。
机器一进地，麦子就往两边倒。驾驶室里全是灰，鼻孔里、耳朵里都是黑的。割完一块地，我从车上下来，用手在脸上一抹，就是一道白。
一亩多少钱，是进村前在树底下说好的。好割的地便宜两块钱，坡地、小地块贵一点，因为你得多花工夫。
路上最怕机器坏。
有一年在国道上，皮带断了，车停在路边，他钻到车底下，钻了三个钟头。夏天，柏油路烫，他出来的时候后背全是红印子。
我在路边举着一块纸板，让后面的车绕着走。纸板是空的，一个字也没有。
那天到村里已经半夜，人家等不及，找了别人的机器。
村里有人出来拦车，问，割不割。他探出头问，多少亩。人家说，八亩。他说，上车。
也有人拦下来问，三亩割不割。他一般说不割，油钱不够。
我的活儿是量地、记账、收钱、递水，还有一件事——看卸粮。
粮仓一开，麦粒哗哗往下淌，淌到农用车车斗里。我得站在旁边看着，看有没有漏的，看有没有人趁着这时候说什么。有的人家会说，我这块地不止八亩吧，你怎么量的。这种时候我拿出卷尺来，从头再量一遍。
量完他不说话了，我也不说话。
记账本是硬皮的，红皮，一块五一本，一年用两本。一页一个村，上头写村名，下头一行一行写：谁家、几亩、多少钱，收到钱了画个勾。
有的勾是我画的，有的是他画的。他画得比我快，一撇就完事。
铁皮箱里的家
车斗后头焊着一个铁皮箱，一米长，半米宽，一人高。
出发那天，铁皮箱里塞得满满的。锅碗用旧报纸包着，米袋压在最底下，辣酱瓶子外面套了两只袜子。
他还要带一把扳手、一截铁丝、一卷胶布。我说这些路上买不行吗。他说，路上没有卖这个的。
里面装的是我们的家：一个煤油炉，一口小锅，两双筷子，四个碗，一袋米，一罐子咸菜，一瓶辣酱，一塑料桶水。桶上面盖着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盐和酱油。
白天箱子盖着，太阳晒得能烙饼。晚上打开，一股煤油和咸菜混在一起的味儿。
早饭一般是我做。四点起来，煮一锅挂面，卧两个鸡蛋，切半根咸菜。他吃得快，五分钟。
麦收这二十来天，我们俩一顿正经饭也吃不上。中午在地头吃，晚上割到十点，回去煮点面，倒头就睡。
住的地方是村里人给的。有的村给一间空房，有的村就让在打麦场上铺一块塑料布。有一年在一个村，人家给了一间装化肥的屋子，屋里全是氨水味，我睡了三个晚上，鼻子疼。
后来我就带了一块布，一米五宽，晚上挂在车斗上，算是个挡的。
夏天热得没法说。
驾驶室里四十多度，坐垫烫屁股。我一天喝四壶水，一滴汗不出，全从背上走了。
有一年我实在受不了，去镇上的理发店把头发剪到耳朵上面。剪完照镜子，像个男的。
他看了一眼，说，凉快。
我说，难看。
他说，凉快就行。
洗不了澡。二十天洗不了澡。头发贴在头皮上，一抓一把土。
水是从村里人家灌的，一户人家给灌一桶，我们记着，走的时候把车斗里的半袋米留下。
她家的井水凉，灌进桶里，桶壁上立刻起一层水珠。
有一年在一个村，一个老太太给我们灌水，看见我手上的口子，回屋拿了一卷胶布，让我缠上。
我缠了三天。第四天胶布掉了，口子也合上了。
那半亩地
河西那个村在河堤下面，一百多户人家，麦子种在堤坡上，一块一块的，像补丁。
去年在那儿，遇上过一回事。
那块地在一块坡上，一亩半，中间还立着一根电线杆。前面是沟，后面是别人家的院子，机器进不去。
地的老头七十多了，腰弯得像张弓，站在地头不走。
他探出头说，大爷，这块割不了。
老头说，割不了我这麦子怎么办。
他说，你找个小机器，或者雇人割。
老头说，雇人一亩多少钱你知道吗。
他不说话了。他坐在驾驶室里，手搭在方向盘上，眼睛看着前面。
我下车，走到老头跟前，说，大爷，我们下午还要赶去下一个村。
老头说，我在这儿等了一上午了。
那天下午我们没走。他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把镰刀，磨了磨，下了车。
我跟他一起割。
一亩半的麦子，两个人割到天黑，割完捆成捆，抱到老头院子里码起来。麦芒扎得胳膊上全是红道子。
老头院子里晒着半院子麦子，一只鸡在边上啄。他说，儿子在城里，一年回来一趟，这地他早就不想种了。
我说，那你还种。
他说，不种荒着，让人笑话。
晚上老头让他媳妇端来一盆鸡蛋面。我们在地头吃。老头蹲在旁边，看着我们吃。
吃完他掏出钱包，问多少钱。
他说，不要了。
老头说，那不行。
他说，明年你还让我割。
老头愣了一下，说，行。
那天我们没去成下一个村。
那个村的人在电话里说了两句，挂了。第二天我们去，人家已经找了别人的机器。
他没解释。他把车停在树底下，坐着抽了半包烟。
纸背面的字
买机器那年，我们在信用社门口排了半天队。他字认得不全，签字的时候把名字写歪了，柜员让他重签，他重签了三回。
出来他跟我说，这字我练过。
我说，练过还写歪。
他说，手抖。
今年开春收拾机器，我在工具包的夹层里翻出一张纸。
纸是从本子上撕下来的，边上还有毛茬。上头用圆珠笔画着一条弯弯的线，那是我们走的路线。线上一个村一个村地标，每个村画一个小麦穗。
有的麦穗画得大，有的画得小。旁边写数字：八亩、十二亩、三十亩。
有几个村的名字上划了横线。
我认得。划横线的都是没挣着钱的村，有的地块太散，有的路太难走，有的村里人不好说话。
纸的背面有一行字。铅笔写的，很轻：
小地块，不挣钱，得割。
我拿着那张纸在院里站了一会儿。风把纸吹得哗哗响。
我想起来，去年那块坡地，他其实早就知道不挣钱。他不是算不明白。
我把纸叠好，放回夹层里，拉链拉上。
往北开
今年最后一站是河北边上一个村。
割完最后一块地，天已经黑了。机器停在路边，他下去给链条上油。
我坐在驾驶室里算账。红皮本子翻到最后两页，这个村一共割了四十三亩，最后一家是村东头的老太太，两亩半。
老太太的儿子在外地，她自己在家。钱是她从一个手绢包里数出来的，一张一张数，数了三遍。
我数完，在本子上写了一个勾。
写完我想了想，把那一行的钱划掉，旁边写两个字：不收。
他上车来，看了一眼本子，说，你倒是会做人。
我说，两亩半，二百来块钱。
他说，不挣钱你割一亩半的时候怎么不说。
我说，那不一样。
他没再问。他拧钥匙，机器响起来，灯照出去，路两边的麦茬白花花的。
那天晚上儿子打电话来。
他说，爸，厂里给我问了个活儿，仓库看门，一个月四千，包住。
他拿着手机站在车外面，说，哪个厂。
儿子说了个名字。
他说，那你自己想好。
挂了电话他上车，坐了一会儿，说，他不想回来了。
我说，回来干什么，回来割麦子。
他说，嗯。
老太太追出来，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硬往车上塞。袋子里是新麦仁，还有一兜鸡蛋。
我把鸡蛋收下了，麦仁留了一半，另一半塞回她手里。
车开上公路，往北。
我从后视镜里看，老太太还站在地头，手里攥着一把麦穗。她身后的地里，一群麻雀落下去，又飞起来。
他把窗户摇下来一点——摇把早断了，他是用手把玻璃推上去又推下来的。
路边的加水点还亮着灯，一个老头坐在马扎上打盹，水管子盘在地上。
风灌进来，带着麦秸的味儿。
他说，明年真不跑了。
我说，嗯。
他说，机器卖给谁呢。
我说，再说吧。
前面的路是直的，两边的杨树往后退。天上一颗星也没有，路面被灯照得发白。
红皮本子我用了六年。前面几本的勾都是铅笔，后来我改用圆珠笔，因为铅笔蹭掉了看不出来。
我把红皮本子合上，塞到座位底下。本子底下还有一本，是去年的。
本文为叙事作品，取材于真实生活场景，人物均为化名，细节经过文学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