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六年三月，长安大明宫。
唐武宗病得起不来床，一句话也说不清。宫里的宦官头子马元贽做了个决定：立光王李忱。
李忱是宪宗的第十三个儿子，辈分上是武宗的叔叔，那年三十七岁。他在宫里活了三十几年，一直被人当成傻子——不说不笑，什么场合都站在最边上，谁跟他说话他都不接。
那天的登基大典上，李忱穿着礼服，接受了百官朝贺。宰相李德裕捧着册文，站在他面前。
典礼结束之后，新皇帝回到内殿，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
「刚才靠我很近的那个人，不是太尉吗？他每看我一眼，我的毛发都竖起来了。」
《资治通鉴》把这句原原本本记了下来。
当天，李德裕罢相。
没有审，没有罪名，没有诏狱。
一个在会昌年间把整个帝国攥在手里的人，在一天之内，什么都没了。
那个人
李德裕这个人，长得不讨喜，气场也压人。
他是赵郡李氏，父亲李吉甫在宪宗朝两度做宰相，是削藩最硬的一派。李德裕从小读书极狠，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文章写得比很多进士都好——但他不考科举。
原因很实在：他看不起那套考试。
唐朝的官有两条路。一条是科举，进士及第，天下仰望；另一条叫门荫，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孙可以按父祖的品级直接补一个官。两条路并行了一百多年，走出两拨气质完全不同的人：进士们抱团、善清议、会写文章；门荫的多是世家子弟，讲实务、重门第、看不起考场。李德裕走的是后面这条，从校书郎做起。
这件事被人骂了一辈子。科举出身的官员看他不顺眼，觉得他是靠爹；他也确实一辈子对科举出身的人有成见。晚唐那场拖了四十年的「牛李党争」，一半的账能算在这上面。
但他办事是真行。
他在浙西做观察使的时候，那地方刚经过兵乱，府库空得能听见回声。他到任之后，裁浮费、罢淫祀、整顿税赋，几年下来，浙西成了南方最富的几个镇之一。
后来他做西川节度使。到成都的时候，南边刚被南诏打穿过一次，人心惶惶。他做的事很朴素：修边防，练土兵，建了一座楼。
那座楼叫筹边楼。
楼不高，作用很大。他每天在楼上跟熟悉边事的人说话——老兵、降人、走商、被俘过的百姓。谁从吐蕃那边回来，谁在南诏待过，他都请上来问。问完了，把地理、道路、部落、粮道画在图上。
《新唐书》说他「日与习边事者谋议」，南诏和吐蕃那边的人以为他天天在楼上操练什么大事，其实他在记路。
维州
大和五年，公元831年，吐蕃的维州守将悉怛谋带着全城来降。
维州在今天四川理县，是吐蕃东边的一颗钉子。这座城地势极险，唐朝打了几十年没打下来。悉怛谋投降，等于把吐蕃的东大门交了出来。
李德裕接了。他派兵进城，修城，上奏朝廷。
这是天大的功劳。
宰相牛僧孺反对。
牛僧孺的理由是盟约：唐和吐蕃刚在长庆年间会盟，说好了各守现界，不能受降。他说得很重——「中国御戎，守信为上」，我们要是收了维州，吐蕃就会说我们不守信用。
朝廷下诏：把悉怛谋和他的部众，送回吐蕃。
这道诏书是牛僧孺的意思。
李德裕只能照办。送回去的那天，吐蕃人在边境上把他们杀了，杀得很惨。
这件事成了李德裕一生最硬的一块心结。
从道理上讲，牛僧孺没有全错。盟约是国与国之间的东西，收了降将，等于开战。可从人情上讲，一个把城献给你的人，被你绑起来送回原地杀了。
几年后牛僧孺失势，李德裕拜相，第一件事就是翻这个案子。
「牛李党争」这四个字，后人写了几百年。其实这场争斗不是简单的忠奸之分：一边多是科举出身的进士，一边多是靠门荫的世家；一边讲「守成」，一边讲「任事」。两派都出过能臣，也都干过脏事。
只是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它就是一个人记了另一个人一辈子的仇。
会昌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崩，武宗即位。
第二年改元会昌。李德裕拜相，一直做到会昌六年。
这六年，是晚唐最后一段像样的日子。
北边，回鹘汗国崩了，部众南下，一支由乌介可汗带着，抢到了天德、振武一带屯驻。朝廷里多数人主张给粮、给地、安抚。李德裕说不行，先打。
会昌三年，唐军在杀胡山一战大破回鹘，乌介可汗逃走，太和公主被接回长安。北边几十年的边患，一届政府解决了。
南边，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死了，侄子刘稹自己接了印，要求朝廷承认。满朝文武都说得认——藩镇世袭是几十年的惯例。李德裕说不行，打。
会昌四年，泽潞平。这一仗打完，河朔那几个一直半独立的藩镇，主动上表说要听朝廷的话。
有一个细节值得记：打泽潞的时候，朝廷的军费靠的是江淮的转运，前线的粮草靠的是自己就地筹。李德裕一边调兵，一边算账，一边盯着朝里反对的人。
他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同时做三件事。
朝里，宦官头子仇士良权势滔天，杀过宰相，废过皇帝。李德裕一点点把权收归中书，仇士良感到压不住，自己请求告老还乡。
他还裁官。会昌年间，全国裁掉州县冗员一千二百余员，把几百个靠关系挂名的职位一笔勾掉。这种得罪人的事，别人做不下去，他做得下去——因为他背后站着武宗。
会昌五年，朝廷下了一道敕：天下拆除寺院四千六百余所，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还俗，收回良田数千万顷。
这就是「会昌毁佛」。
这件事在历史上争议极大。从财政上看，它把大量不纳税的人口和土地重新纳入户籍；从文化上看，它毁掉了无数寺院、经卷、造像。李德裕是执行者之一，他的动机很复杂：有财政，有对寺院势力膨胀的警惕，也有武宗本人崇道的影响。
无论怎么评价，一个事实是清楚的：会昌年间的朝廷，是安史之乱以后最像朝廷的一个朝廷。
而这一切，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
一路向南
会昌六年三月，武宗死。
他只有三十三岁，儿子都还小。
宣宗立。
宣宗不是武宗选的，是宦官选的。而他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李德裕赶出去。
先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第二年，贬潮州司马。第三年，再贬崖州司户参军。
崖州在海南岛。唐朝的崖州治所在今天的海口琼山一带，隔着一条琼州海峡。唐朝的宰相被贬到崖州，几乎等于判了死刑——路途万里，瘴疠之地，去了很少能回来。
从长安到崖州，要先出蓝田，过襄阳，沿汉水南下，到荆州，再往南过岭，到广州，然后向西到潮州，最后渡海。这条路他走了两年。
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向南。过荆州，过潮州，渡海。
《旧唐书》说，他被贬之后，「亲朋故友皆不敢与之通讯」。一个做了六年宰相的人，走到哪里都没有人敢给他写信。
这就是权力的价钱。
在路上，他写了几十篇文章，编成《穷愁志》。里面谈历史，谈治乱，谈自己错在哪里。他没有骂人。
到了崖州，他给老朋友段成式写信，说身体还好，就是邻居养了很多鸡，鸡常常飞进官府的驿舍里，他以后大概就做个养鸡的老汉算了。
他还给表弟姚邰写了三封信，说自己在海上，四无：远离故土，虽有骨肉旧知，却没有音讯问候；身陷孤岛，无人体恤；家徒四壁，往往绝粮；十月底以来身患重病，无医无药，几次差点死掉。
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死在了崖州。
这里要说一句他在洛阳的那座宅子。
李德裕在洛阳城外有座平泉庄，占地十几里，收罗了天下的奇石、名木、珍禽。他写了一本《平泉山居草木记》，把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的来历都记下来。他还留过一句狠话：后世要是有人把平泉的一草一木送人，那就不是我的子孙。
平泉庄在他被贬之后，很快散了。石头被人搬走，树被人挖走，园子荒了。他护了一辈子的东西，一样没护住。
百匝千遭
大中三年正月，他到了崖州。当年十二月，卒，年六十三。
在崖州待了不到一年。走之前，他登上城楼，写了一首诗：
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我一个人登上高楼，望向京城。鸟飞过去，也要半年。
四周的青山像是想把我留下，一圈一圈，绕了千百道，把这座城围在中间。
这首诗里没有一个字说恨。它只说了两件事：京城很远，山很多。
一辈子修城墙的人，最后被一圈山围住了。
他死后两年，大中六年，长子李烨把父母兄弟的灵柩从崖州运出来，归葬洛阳。
又过了几十年，唐懿宗时，朝廷追复他的官爵。
李商隐给他写《会昌一品集》的序，称他「万古之良相」。梁启超编《中国六大政治家》，把他和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排在一起。
今天的海口有一座五公祠，供着五位被贬到海南的名臣。第一位是李德裕，比后面四位早了二百多年。那四位是宋朝人：李纲、赵鼎、李光、胡铨，都是因为主张抗金被贬过海的。他们被抬进同一座祠堂，是因为后来的人发现，这五个人的下场是同一个样子。
祠外是海南的太阳，很大，很亮。椰子树一年四季绿着。
一千一百多年前，有个人在这座岛上，站在城楼上往北看。他看见的只有山。
一座城，一圈山，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