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年间，鄂州崇阳，县衙。
一个管库房的小吏从库里出来，走到院子里，被县令叫住了。
县令看着他，看的是他的鬓角。那里鼓着一块，用头巾压着，压不严实。
把巾子解下来。
一枚铜钱掉在地上，转了两圈，倒了。
小吏不怕。他是库房的老人，前后几任县令都用他，账目他比谁都熟。他说：库里的钱，拿一枚，算什么。
县令让人打了他一顿杖。
打完，小吏火了：一枚钱有什么了不起，你打我？你打得我，你还能杀我不成？
县令没说话。他回到案前，拿起笔，写了几行判词，写完把笔一放，说：念。
判词很短：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然后他下了台阶，抽出自己的剑，把这个小吏斩在庭下。
事后他自己写了弹劾自己的文书，送到州里。
州里的长官看了，没有办他。这件事在士人中间传开，说法不一：有人说他刚烈，有人说他酷。他自己不辩解，此后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规矩立起来，然后自己站在规矩里面。
这个县令叫张咏，那一年三十五岁，刚中进士不久。
他是濮州鄄城人，家里穷，穷到买不起书，只能去有书的人家借，借回来自己抄。冬天手冻裂了，抄；夏天蚊子咬，也抄。抄完还回去，书还是人家的，字已经是自己的。
这样一个从底层爬上来的人，对「公家的东西」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敏感。
一枚铜钱
这件事在《宋史》和宋人的笔记里都记着。
后世的读者看到这里，多半会觉得太重了。一枚钱，一条命。
但要看当时是什么时候。五代刚过去二十年。那五十年里，兵杀将、吏欺官、下属翻脸就把上司做了的事，一桩接一桩。宋朝立国，最头疼的不是外面的敌人，是这套烂到根子里的规矩：谁狠谁说了算。
张咏这一剑，杀的不是一个偷钱的库吏。他在告诉整个县衙：从今天起，这条线上不能踩。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判词里那八个字，不是说给那个小吏听的，是说给站在院子里的所有人听的：今天一枚，明天一枚，一天一天加下去，绳子能锯断木头，水能滴穿石头。
他在崇阳还做过一件更奇怪的事，当时被人骂得不轻。
拔茶种桑
鄂州崇阳，那地方的人不种粮，种茶。
茶利厚。山里一片坡，种上茶树，三年就能采，采下来烘一烘，挑到江边卖给茶商，换回米和盐。一县的人靠这个吃饭，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的。
张咏到任，看了几个月，下令：把茶树拔了，种桑。
百姓不干。茶树是活命的东西，拔了拿什么吃饭？桑树要长几年才成，养蚕是女人家的活，谁懂？
他不解释。他只说：拔。
这件事在《宋史》里只有几句：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岁至为绢百万匹。
「榷茶」两个字，是这件事的关键。
宋朝的茶，是国家专营的。朝廷把茶收归官卖，再拿去跟西北换马。政策一下来，凡是靠种茶卖茶为生的地方，一夜之间全断了活路：茶园不能自己卖，官府的收购价压得极低，很多园户破产逃亡。
鄂州别的县就是这样。只有崇阳，因为种的是桑，交的是绢，压根不在榷茶的名单上。
那一县的绢，后来一年出到上百万匹。
他到任的时候，朝廷还没下榷茶的诏书。他只是从别的路的做法上看出苗头，提前几年把全县的产业换了个方向。
这就是这个人的路数：他看得比任期远，也比同僚远。
城里三万兵
淳化五年，四川乱了。
先是王小波起事，打的是「均贫富」的旗号；王小波战死，李顺接着干，一路打进成都，称了王。朝廷派宦官王继恩带大军入川，打了几个月，把成都收了回来。
城收回来了，烂摊子留下了。朝廷把张咏派去做知州。
他到成都的那天，先问了一句话：城里有兵多少？答：三万。又问：粮够吃多久？答：不到半个月。
这半个月，是他全部的余地。
三万兵，半个月粮，城外还有零散的乱军，城里刚经过一场屠掠，米价飞涨，盐价更高。
张咏做的第一件事，是压盐价。
四川吃井盐，盐一向贵。他把官盐的价压下来，然后贴出告示：可以用米换盐。
这一条下去，城里城外的百姓都往城里挑米。不到一个月，官仓收进几十万斛。军粮有了，米价也平了。
接着他收拾王继恩。
王继恩是宦官，带着皇帝的旨意来的，功劳大，脾气也大。他的兵在城里抢东西、抓人、要钱，他不管。张咏把招安司的几个吏抓到堂上，说要斩。那几个吏跪在地上发抖。张咏说：你们的主帅把兵堆在城里不打仗，都是你们教他的。现在去告诉他，分兵出城，还能免死。
王继恩分了兵。
过了些天，军中来要草料。张咏不给草料，给钱。王继恩跑来质问：马不吃钱。
张咏说：城外都是贼，草料是百姓从乡下运来的，你要我从哪里给你弄草料？你要草料，就得出城去把贼清了。
王继恩没话说，带兵出城了。
成都刚收复那阵子，城里还出过一件怪事：民间传言有个「白头翁」，午后出来吃人家的小孩。一郡人心惶惶，天不黑就关门，孩子不敢出门。
张咏查出来是有人造谣生事，抓了造谣的，当众处置，传言几天就散了。
这种事在史书里只占一行，可它比打仗还难办。兵乱之后，人心比城墙更需要修。
再往后，他把军粮算到了两年之后，然后上奏：陕西往四川运粮可以停了。
宋太宗看到奏报，说了一句话：以前益州天天来要粮，张咏到任才一个月，就有了两年的储备。这个人还有什么事办不了？我没有西顾之忧了。
钱塘的盐贩
张咏在四川前后待了几年，回朝，又外放。真宗的时候，他又一次被派回益州。
后来他做过杭州知州。
他到杭州那年赶上大饥荒。钱塘十万家，十家倒有八九家揭不开锅。百姓没饭吃，就去贩私盐——煮海水，挑着担子进城卖，被巡卒抓了。
抓了几百人，押到州衙。
按律，贩私盐要重判。
张咏问了几句，把人全放了，只训了一顿。
下属不服：私盐不重罚，以后禁不住。
张咏说：钱塘十万家，饿肚子的十有八九。他们不贩盐，就得去当强盗。等秋收之后，粮食下来了，再照旧法禁。
这句话记在《宋史》里。写史的人加了一句评语，说他「通理」。
他在杭州还修过水利。钱塘一带的田靠湖水和江水，堤堰年久失修，他调人去疏浚、去筑堤，一县的田少涝了几年。这些事不出名，但当地人记着。
同一个人，为一枚铜钱杀了一个库吏，又为几百个贩私盐的饥民开了门。
看起来矛盾。其实不矛盾：他杀的是规矩里的蛀虫，放的是活不下去的人。
乖崖先生
他给自己起的号叫「乖崖」。
乖，是跟人不合；崖，是陡得站不住脚。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是一个不太好相处的人。
他确实不好相处。他讨厌丁谓、王钦若这种人，见了面不给好脸色；别人给他下跪，他一定回拜，说这不是待人的道理；他脾气急，据说年轻时候还学过剑，能打。
但他也有另一面。
寇准做宰相的时候，问他：你有什么可以教我的？
张咏说：回去读《霍光传》，不可不读。
寇准回去读了，读到「光不学无术」那一句，笑了。他知道张咏在说什么：霍光辅政二十年，功劳盖世，最后族灭，就因为不肯读书、不懂得给自己留退路。
张咏不给人留面子，可他给的话都是有分量的。他骂人骂得准，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活的：一辈子不结党，不置产，不替自己打算。
四川人后来给他立祠。他两次治蜀，第一次收拾的是战场，第二次收拾的是钱法。第二次在蜀中，正赶上铁钱泛滥、物价乱跳，他整顿钱法、平抑物价，市面才慢慢稳下来。
至于「交子」——中国最早的纸币——后世的方志和笔记常常记在他名下，说他在四川发行了交子。这件事要分清：交子最早是成都十六户富商联合出的券，用来代替笨重的铁钱；朝廷正式设交子务，是在他死后八年的天圣元年。他做的是整顿、规范、让市场认这些纸。说他「发明」交子，是后来人的抬举。
大中祥符年间，真宗迷上了祥瑞和封禅，丁谓、王钦若一路捧着，修宫观、造天书，钱像水一样往外流。张咏在地方上连上几道奏疏，说这是「虚耗国帑，竭尽民膏」。
奏疏递上去，没人理他。过了一阵，他被调去陈州。
这在宋代叫「左迁」，说白了就是贬。
他在陈州待了三年。
大中祥符八年，他死在那里，年七十。谥忠定。
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他一生做过大官，管过天下最富的四川，走的时候是清白的。
他在陈州那三年，据说日子过得很清淡。一个做过益州、杭州、升州三地长官的人，家里没有田庄，没有铺面，儿子也没有荫到什么好差事。宋人笔记里说他「家无余财」，这四个字放在宋代官场里，是有分量的。
今天去杭州，还能找到他修的堤、他疏的井；去成都，能找到他整顿过的旧市场的名字。都不算大。可一千年过去，一个地方官的痕迹还能留下几处，已经不容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