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兴二年，四月，汴京。
城门开了。
蒙古兵从南薰门进来，沿着御街往北走，马蹄踩在石板上的声音一直传到宫城。街两边的门都关着，门缝后面有眼睛。三天前，守城的崔立开了城，把金朝的后妃、宗室、百官家属装了几十辆车送出城去，说是送去和谈，其实是送给了对方。
一个四十四岁的中年人夹在人群里，被人推着往外走。他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捆纸。
纸上是他这十几年随手记下来的东西：谁写过什么诗，谁哪一年中了举，谁在围城里饿死了，谁一家七口只剩一个孩子。字很小，写得很密，边角都磨毛了。
他叫元好问。这一年，金朝还没算正式亡，但也差不多了。皇帝跑到了蔡州，百官跑了一半，剩下的人在等蒙古人怎么处置这座城。
城破之前的那几个月，城里发生过很多事。粮价一天三涨，太学里的学生把藏书拿去换米，宫里的乐工散了，礼部的仪注没人管。有人上城墙去看，回来说，城外的营火一眼望不到边。
一个王朝要亡的时候，不是「轰」的一声，是「沙」的一声，像一堵土墙慢慢往下滑。
后来他把这捆纸带过了黄河，带了二十多年。
汾河边的雁丘
要讲这个人，得从一只雁说起。
泰和五年，他十六岁，从忻州去并州赶考。
走到汾河边，遇到一个捕雁的人。那人说，今天早上他张网捕到一只雁，杀了；另一只从网里挣脱出来，在天上叫，叫了很久，不肯走，最后自己从空中投下来，摔死了。
十六岁的少年把那只死雁买了下来，葬在汾水边上，堆了个小土堆，立了块石头，刻两个字：雁丘。
同行的人笑他，说这有什么好哭的。他写了一首《摸鱼儿》，开头一句是：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同行的人里有人后来记下了这件事：那个少年站在汾河边，看着那个小土堆，站了很久。
这首词后来被抄了八百年。金庸写《神雕侠侣》，让李莫愁在绝情谷里一遍一遍地唱它。今天太原汾河公园里还有一个叫雁丘的景点。
但写这首词的少年，一生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情。
考场上的三十年
他是忻州秀容人，出生七个月就过继给了二叔元格。四岁学写字，七岁能诗，八岁学作诗，十一岁跟着继父到冀州任上，十四岁被送到陵川，跟当地的老儒郝天挺读书，一读六年。
那时候北方的读书人，出路只有一条：考。
金朝的科举，考词赋、考经义、考策论，一考就是几天，考场用席子隔成一间一间，考生自带干粮、笔墨、蜡烛，进去就不能出来。考中的叫进士，一榜取几十人，天下读书人几万人挤这几十个位置。
他从二十岁考到三十一岁，考了很多次。中间有一次，蒙古兵打到他家乡，屠了秀容，他的哥哥元好古死在那一次。他带着母亲往南逃，逃到河南，先住福昌，后住登封。
兴定五年，他三十二岁，终于中了进士。
中举的那一年，他被人告了，说考场有问题，说他是「元氏党人」。他一气之下，不去选官。
三年后，正大元年，他又考了一次宏词科，这一次进了国史院，做编修。
再往后是外任：镇平县令、内乡县令、南阳县令。南阳是大县，兵民十余万，他在那里干得不错，《南阳县志》里留了一句「善政尤著」。
他在南阳任上做的事，县志里记得很实：大旱之年上书请减赋税，设粥棚，把逃荒的人招回来复业；修渠，把城外的水引进田里；整顿保甲，盗匪少了。他写过一句「当官避事平生耻」，这话说得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一个正常人到这里就该满足了：四十多岁，有官做，有文名。礼部尚书赵秉文读到他的《箕山》《琴台》二诗，说近代没有这样的作品，从此「元才子」三个字传遍北方。
但他在国史院待过。他知道一个王朝的档案是什么样子：起居注、日历、实录，一层一层地记，记完了锁在柜子里。他也知道，这些东西在战火里最容易被烧掉。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他想得没错。
汴京城破那一年
正大八年，他被调回汴京，做尚书省左司员外郎。
第二年，蒙古军围城。
围了多久？从冬天围到春天。城里粮尽，先是吃马，再是吃皮甲，然后是别的。史书上写「米斗直银二两」，写「人相食」。
他在围城里做了一件事：把身边这些人的诗，一首一首抄下来。
这不是文人雅事。这是抢救。
天兴二年正月，金哀宗弃城东走，去了蔡州。留守的崔立发动政变，杀了一批大臣，立了一个傀儡，然后开城投降。
四月，蒙古兵入城。
元好问被押出城，先被羁管在聊城，两年；后来迁到冠氏，靠朋友接济过日子。
从汴京到聊城，几百里路，走了一个多月。沿途看到的，他后来都写进了诗里：路边躺着的俘虏，北去的车队，被烧掉的村子，荒了的田。这一批诗，后来被称作「丧乱诗」，是他一生里分量最重的东西。
那几年，他写过不少诗。有一首写路上看到的：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还有一首写自己被押北上，回头看不见故国。
也就是在那几年，他做了一件别人不做的事：给蒙古的宰相耶律楚材写了一封信。
信里没求自己什么，只列了五十四个人名。
一张五十四人的名单
那封信叫《寄中书耶律公书》。
信里说：金国这一百多年，读书人不少，如今国亡了，这些人散在民间，有的做工匠，有的教书，有的饿死。他一个一个写下名字，一共五十四人，说这些人是「千古之才」，请耶律公想办法保全。
耶律楚材是契丹人，辽朝皇族之后，在蒙古朝廷里管文书。他后来确实做过很多类似的事：劝窝阔台不要屠城，设立课税所，用儒生做官。
五十四个人里，有些后来真的活了下来，做了元朝的官，修了金朝的史。
耶律楚材读到这封信，据说很动容。后来元朝修史，修《金史》的那批人里，就有金朝士人的子弟与门生。
而元好问自己，没有做元朝的官。
不是没人请他。耶律楚材倾心接纳他，忽必烈在潜邸时也召见过他。他去了，谈的是别的事：请免儒户的兵赋，请以儒术治国。谈完就回来，不接受官职。
他给自己找的理由，是「国亡史作」。一个朝代亡了，得有人替它记事；记事的人，最好不再是它的官，也不再是新朝的官。
他五十岁前后回到故乡忻州，在韩岩村盖了房子，修了一座亭子，取名「野史亭」。
「野史」这两个字，在他那里不是贬义。正史是朝廷修的，朝廷亡了，柜子烧了，正史就没了；野史是私人记的，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一页一页地抄，抄下来藏在墙里，还能留住。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活儿：把这个朝代的事，一点一点收起来。
那二十年他跑了很多地方。找活着的老臣，问他们当年在朝里看到了什么；找死去的人的后代，抄他们家里的行状、墓志、书信；找寺院，抄碑；找书商，收残本。
积下来的稿子有上百万字。他把金朝一百多年里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编成一部《中州集》，每个人前面写一篇小传，记他的字号、籍贯、科举、官职、结局。这部书后来成了修《金史》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他还写了一部《壬辰杂编》，记汴京围城那一段。这部书后来散佚了，但《金史》里大段大段引着它。
他写诗论也厉害。《论诗三十首》一首一首地评前代诗人，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说陶渊明「一语天然」，说潘岳「心画心声总失真」。这三十首后来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
有一件事，他没有做成：他想自己修一部金史，没修完。他死的时候，稿子还在。
一座叫野史的亭子
晚年的元好问，还有一个身份：老师。
汴京城破那年，他从围城里带出来一个孩子，叫白朴。白朴的父亲白华是他的朋友，城破时失散了。孩子在路上染了疫，浑身滚烫，元好问抱着他，昼夜不敢睡，硬是把他从死里护了回来。
这个孩子后来成了元曲四大家之一，写《梧桐雨》，写《墙头马上》。
1257 年秋天，元好问在获鹿的一处寓舍里病死，年六十八。他的灵柩运回忻州，葬在韩岩村。
弟子们按他的遗命，给他立了一块碑。碑不大，上面刻七个字：
诗人元遗山之墓。
没有官衔，没有封号，没有「前金」两个字。他做过的最大的官是县令和员外郎，他留下的最大的东西是一堆纸。
今天忻州韩岩村还有那座野史亭。亭子六根柱子，攒尖顶，十二米高，是后人重修过的。亭子后面是一片菜地。村里的老人会告诉你，那个亭子里当年堆满了书。
其实「野史亭」三个字，本身就是一句宣言。正史在国史馆里，国史馆在京城里，京城被攻破了，馆也烧了。他把史馆搬到自家院子里，用二十年的时间，一间屋一间屋地去补。
补出来的东西，比一部正史更细。《中州集》里那些小传，写着某人「少孤，事母孝」，某人「为县令，忤上官去官」，某人「城破死之」。这些句子，在正史里是进不去的。可正是这些句子，让二百多个原本会被忘掉的人，留下了一个轮廓。
而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还在被人唱。唱的人多半不知道，写它的那个人，后半辈子做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把一群人的名字，从火里捡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