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八月，嘉兴。
城破了。
清军的兵从北门进来，街上开始乱。有人往河里跳，有人往乡下跑，有人把家里的箱子推到门口挡着，然后从后墙翻出去。
黄媛介那年三十几岁。她后来在自己写的一篇序里，只用了一句话记这件事：乙酉逢乱被劫。
被劫。两个字，没有细节。
她没说被谁劫，劫去了什么，怎么脱的身。这一代江南的女人写自己的苦难，往往就是这样：写到最疼的地方，笔一收，转去写别的事。
但从那一年起，她的日子彻底换了一个过法。
乙酉那年
她叫黄媛介，字皆令，秀水人，家在嘉兴。
父亲黄云生以教书为业，家里不算富，是那种有几架书、有几幅旧画、能供女儿读书的小户人家。她从小就学写字，学画画，学作诗。姐姐黄媛贞也读书，后来嫁给了贵阳知府朱茂时做妾。
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给她订了亲，男方叫杨世功，是个秀才，家里也清贫。
订亲之后，出了件事：当时名满天下的张溥看上了她，想娶。
张家有钱，有名，张溥是复社的领袖，江南的士人一半在他门下。换了别的人家，这门亲事是求都求不来的。
黄家没有答应。
这件事后来被记在笔记里，写法很简略，但意思很清楚：她已经许了人，就不改。
她嫁进了杨家。杨世功一辈子没有中举，没有做官，家里一直不宽裕。她荆钗布裙，日子过得下去，也就过着。
然后是乙酉年。
那一年清军下江南，扬州、南京、嘉兴、杭州，一城一城地过。江南的士大夫有的投水，有的逃，有的剃了头去做新朝的官。
女人们的路更窄。缠过的脚走不远，箱笼里的东西带不走，兵乱的时候，一个女人落在乱军手里，多半连名字都不会留下。那几年江南的笔记里，记着很多「某氏，遇兵，不辱，死」的句子，一句话就是一个人。
她被掳过。怎么回来的，史书没有细说。
总之，家破了。
断桥边的小阁
战乱之后，她和丈夫搬到了杭州。
住的什么地方？西湖边上，断桥附近，租来的一间小阁楼。地方不大，推开窗就是湖。
她在那里做一件事：卖画。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明末清初的江南，画画的人多，卖画的人少；女人画画的多，女人靠画画吃饭的，几乎没有。闺阁里的画是消遣，是陪嫁，是给亲戚朋友看着玩的，不是拿来换米的。
她把它变成了换米的东西。
当时人的记载里有一句话，说她「以轻航载笔格诣吴越间」——用一条小船载着笔墨纸砚，在吴越之间来回走。
「笔格」是搁笔的架子，也可以理解为全部家当：几支笔，一方砚，一叠纸，几卷画。她就带着这些，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去给人家画画、写字、题扇面。
买她画的是些什么人？过路的官员、杭州的富商、来西湖游春的士绅、庵里的尼师。要的东西也不大：一把扇面、一开册页、一幅小轴、一篇寿序。大的屏风她接不了，那是画行里师傅的活。
顺治九年，她画过一幅《梅竹花鸟图》扇页，上款写「玉翁先生大词宗」。这是当时杭州的一位名流。这类画今天还有几件留下来，大多题着上款，写着送给谁——那是她一条一条织起来的交游网，网眼密，才不至于饿死。
陈维崧记过她当时的样子：租住在西泠桥头，凭着一间小阁卖画过日子，手头稍宽裕一点，就不肯再画。
「稍给便不肯作」——这句话很要紧。它说明她卖画，是被逼的，不是乐意的；也说明她有一条底线：够吃饭就停，不肯为了多挣几个钱，把手上的东西做滥。
那几年她认识了很多人。
钱谦益给她写过一篇序，里面有一句：「皆令虽穷，清词丽句，点染残山剩水间，固未为不幸也。」意思是，她虽然穷，可那些清丽的句子，点染在残破的山河之间，未必就是不幸。
这话有点站着说话的意思。但「残山剩水」四个字，后来成了她一生的写照。
她还和柳如是合作过一幅山水合卷。顺治八年正月，她画了一段《仿大痴笔意山水图》，题款是「辛卯春正写意奉寄河东夫人」——河东夫人就是柳如是。这幅画今天藏在故宫博物院。
两个都靠才名在乱世里立住的女人，一个嫁了尚书，一个靠卖画，互相赠了一幅画。
人称女山人
那几年，江南的文人给她起了个称呼：女山人。
「山人」在明代是布衣文人的自称，会写诗，会画画，会看风水，能陪着官员清谈，四处走动，不属官府。这个身份是男人的。
她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四处走，靠一门手艺吃饭，跟官员、商人、名士往来，不进任何人的家门做妾，也不依附谁。
所以叫「女山人」。
这个称呼里有佩服，也有不适。当时的舆论认为，女人抛头露面、跟男人唱和，是「近风尘」的。她顶着这个议论过了半辈子。
姜绍书在《无声诗史》里评她的画，说她「闺阁而有林下风」。「林下风」是东晋人形容谢道韫的词，意思是名士的气度。这句话是夸，也是划界：画是好画，气度是名士的气度，可她终究还在「闺阁」那一栏里。
她自己怎么看？她写过一篇《离隐歌序》，把自己的处境说得极清楚：我出身清白人家，嫁给一个读书人，哥哥姐姐都喜欢文墨，我从小羡慕他们。乙酉遭乱被劫，辗转吴门，流落南京，后来到金坛，闭门住在别人的园子里。虽然衣食靠笔墨，可我的影子没有出过门。
「古有朝隐、市隐、渔隐、樵隐，予殆以离索之怀成其肥遁之志焉。」
古人隐居有朝隐、市隐、渔隐、樵隐；我呢，是靠着一份离群索居的心，成就了隐居的志向。
这段话很妙。她把自己卖画谋生这件事，说成一种「隐」：我不出门求人，我用笔换米，我仍然是清白的。
她需要这个说法。那个时代要求她需要。
一叶轻舟教书去
顺治十三年前后，她的生活有了转机。
她去了山阴，住进了祁彪佳家。
祁彪佳是崇祯年间的名臣，南明弘光朝做过苏松巡抚，清军下江南时，他自沉在自家园子的水池里。他的妻子商景兰，出身会稽商氏，是当时江南最有名的女诗人之一，几个女儿、儿媳都能诗。
商景兰请黄媛介来，教她家的女眷读书、写字、作画。
这叫「闺塾师」——明清之际江南出现的一种职业：有才学的女子，受聘到官宦人家的内宅，教妻女读书。做这行的人多半出身中落之家，有一身本事，没有别的出路。
做闺塾师，主家管吃住，另送束脩，一年下来，比在西湖边卖画稳当得多。代价是人得住在人家的内宅里，教的是女眷，见的是主母，出门要报备，交游要收敛。对一个习惯了「以轻航载笔格诣吴越间」的人来说，这是安稳，也是笼子。
在祁家那一年，她过得不错。她们一起游园，一起泛舟采菱，一起宴饮，拈题分韵。商景兰的女儿祁德渊、儿媳张德蕙，后来都跟她有诗文往来。
一年之后，她又走了。扬州，然后京城。
教书这碗饭，吃到哪里算哪里。主家请她，她就去；教完一任，就换一家。她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稳定的收入，走到哪儿，行李就是一间书房。
顺治十五年，她画了一套《白描观音图》册，十开，落款「行仙」。这大概是她的法名。那几年她开始信佛，画观音，抄经。
一个到处漂泊的人，总要有个东西可以靠着。
残山剩水
康熙五年，一个坏消息来了。
吏部尚书石申派人来请她，要她去京城，教他家的女儿。
这不是请，是「强邀」。一个吏部尚书要一个民间的女画家去教女眷，她没有拒绝的余地。
她上了船。船到天津，她的儿子杨德麟掉进水里，淹死了。
第二年，小女儿杨本善也死了。
两个孩子，一年之内，都没了。
她把这一双儿女丢在了路上——这不是比喻。她一生在外面跑，孩子跟着她跑，最后死在异乡的水里。
康熙六年秋冬，她从京城往回走。走到南京，人已经垮了。曾任浙江巡抚的佟国器，他的夫人钱氏把她收留下来，安置在自家的一处园子里养病。
康熙七年春夏之间，她死在南京。
年约六十。生卒年的说法不一，有说一六一〇年生，有说一六二〇年生；有说卒于一六六八年，有说一六六九年。这些数字学界至今没有定论，本文不替她定一个。
她留下的东西不多。诗文集有《南华馆古文诗集》《湖上草》《越游草》《如石阁漫草》《离隐词》，大多是残本。画有故宫博物院藏的《仿大痴笔意山水图》、嘉兴博物馆藏的《梅竹花鸟图》扇页、辽宁省博物馆藏的《白描观音图》册。
她的词也留了一些，收在《离隐词》里，如今只剩残篇。有一首《临江仙·秋日》，写的是秋天里一个人的心境：不喊苦，也不诉穷，只是把眼前看见的东西一件一件写下来。那种写法，和她画画是一个路子。
她画的山水，学的是元人吴镇，也学倪瓒。构图空，笔意远，山不多，水不宽，大片留白。
后人看她的画，常说她「画的是残山剩水」。
这四个字本来是钱谦益说的，说的是她的诗。后来被人拿去说她的画，说了一百年。
二〇二四年冬天，杭州博物馆办过一个明清江南女子的展览，展名取自柳如是的一句诗：「桃花得气美人中」。展品里有她那幅《仿大痴笔意山水图》，也有她与柳如是的合卷。
一幅三百多年前的画，挂在一间恒温的展柜里，旁边是一行小字：黄媛介，字皆令，秀水人，卖画自给。
其实她画的不是残山剩水。她画的是一个人在路上，看见的那点山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