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西瓮城，会极门楼的后檐台上，搁着一块灰砖。它比旁边的砖高出一指，位置也不对——不在墙里，在墙头上，像谁砌完了城，随手把剩下的一块放在那儿。戈壁的风一年刮到头，砖的棱角早磨圆了，可它一直没挪过地方。
这块砖叫定城砖。故事在嘉峪关一带传了几百年，讲的是修关的时候，一个工匠算料算得极准，最后多出这么一块，多出来的东西反倒救了所有人的命。嘉峪关是明洪武五年建的，后来几次重修；至于这件事出在哪一年，说法不一，有说明正德，有说清乾隆，本地老匠人只说“修关那年”。
修关是苦役。
关城建在河西走廊最窄的地方，南边是祁连山，北边是黑山，中间一条道，风从两头灌进来，一年里有两百天在刮。水要到十里外的讨赖河去挑，一担水挑上城，路上要歇三回。砖在关外的窑里烧，一窑出三千块，出窑的砖还烫手，就得装上独轮车，走三里沙路推到城下去。沙路软，车轮陷进去，推车的人要把腰弯到跟车把一样平。
管料的是一个姓郝的监工，京里派下来的，四十来岁，脸上有一道刀疤。这个人不贪大钱，就爱抓小错：谁的砖磕了一个角，罚；谁的车晚了一刻，罚；罚的钱不进官库，进他的箱子。民夫背地里叫他郝半砖——半块砖的错，他也要算。
民夫里有个从凉州来的，姓周，二十出头，第三个月上鞋底磨穿了。他不敢跟管料的说，怕罚，就用破布把脚裹起来推车。裹了七天，脚烂了，走路一拐一拐。易开占看见了，把自己脚上那双旧鞋脱下来给他，说：你穿我的，我这一段不用跑。老周后来一直记得这双鞋，鞋底是硬布纳的，纳了九层。
易开占是瓦刀出身，祖上三代砌墙。他不识几个字，可是会算。他站在一段墙底下，抬头看一眼，就能说出这一段要几层砖、几块丁、几块顺。别人不信，拿算盘打一遍，往往差不了三块两块。
那年开工前，工部下来的图样摊在桌上，一堆人围着算料。算到第三天，两个书办争起来了，一个说十一万，一个说十万零八千。易开占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抽完一袋，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说了一个数：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满屋的人都看他。
郝半砖把眼一斜：“你再说一遍。”
“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易开占说，“多一块，少一块，都算我错。”
郝半砖笑了。他要的就是这句话。当场立了字据，还请了三个把总作保：城修完，砖数若与易开占所报不符，多一块打二十板，少一块打四十板，充军。
字据写完，易开占按了手印。他徒弟在旁边急得直跺脚，事后问他：“师傅，你怎么敢报这么死的一个数？”
易开占说：“算出来的数，就得报死。报活的人，最后都死在活数上。”
接下来是八个月的窑火。
三班倒，人歇窑不歇。柴是骆驼从北山驮来的梭梭，烧起来火硬，窑壁烧到发白。中间出过一次事：第七窑烧到第三天，窑顶塌了一角，火苗从裂缝里蹿出来，把靠外的一排砖烧过了头，裂了三百多块。
那三百多块不能上墙。易开占连夜带人重烧，把废砖砸碎垫了路基。他没跟郝半砖报这一笔，自己扛了。
这件事后来还是漏了。郝半砖点料的时候少了三百块，把易开占叫去问。易开占说，烧废了。郝半砖把账本一合，说：字据上写的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你现在就少了三百，怎么补？易开占说：我再烧。郝半砖说：烧一窑要七天，工期不等你。
那天易开占在窑前站了半个时辰，回来跟徒弟说了一句话：以后报数，要报在补得上的地方。
砌城的时候，他不用账。他用竹签。每上一千块砖，往腰里插一根签；一天下来，晚上把签数一遍，记在墙上用炭画的道子里。他徒弟管这个叫“数骨头”。
到第九个月，城墙合围。
最后一天下午，城上的砖砌完了，灰浆抹平了，工匠们站在城头往下看，谁也没说话。
城下的空地上，还剩一块砖。
就一块。灰的，新的，棱角还利，摆在一片碎砖和脚印中间。
有人笑了一声，笑到一半停住了。没人敢再笑。二十板子和四十板子，都在那一块砖上。
郝半砖是天黑前上来的。他绕着那块砖走了两圈，蹲下去，用手指头敲了敲，声音很实。
“多了一块。”他说。
城头上很静，风把旗子吹得啪啪响。
易开占从人群里出来，把手上的灰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不是多。”他说，“这是定城砖。”
“什么叫定城砖？”
“嘉峪关是虎口。”易开占说，“南边祁连，北边黑山，中间这条道是虎嘴。城压不住关眼，风沙就要进来，进来一回，城墙裂一道。得有一块砖压在关眼上，这块砖一挪，城就松。”
郝半砖看着他，看了很久。“你编的。”
“我编不编，三年就知道。”易开占说，“三年之内，城若出了事，我回来领那二十板子。城若没事，这块砖就搁在会极门楼后檐，谁也不许动。”
郝半砖没有立刻答话。他又蹲下去，把砖拿起来掂了掂，砖很沉，跟别的砖一样沉。他抬头看了看天，天上没有云，风从西边过来，带着沙子打在脸上。
“搁上去。”他说。
四个工匠把砖抬上会极门楼，搁在后檐台上。放的时候，易开占亲自扶着一角，摆正了，又退后三步看了一遍。
那块砖就这么留在了城头上。
三年里，嘉峪关出过事。有一年春天刮了一场大风，关前一片杨树林被连根拔了，树倒在城根下，城墙上一块砖没掉。又有一年地震，关里的更楼晃了，瓦掉了半坡，瓮城的墙只裂了一道头发丝那么细的缝。
郝半砖第三年调走。走的那天他一个人上了城，在后檐台下站了一会儿，没上去，也没让人把砖拿下来。
后来的事，就成了传说。
清朝有人说，有个过路的武官不信这个，伸手去拿，手刚碰到砖，关外忽然起了一阵风，沙子打在城墙上像下雨。他把手缩回去了。
民国的时候有一队兵驻在关上，有个兵想撬下来看看，班长把他骂了一顿，说这东西在这儿站了几百年，你算老几。
一九五几年修城，工人们把松动的砖一块一块换下来，换到那一块的时候，带队的师傅说了一句：这块留着。
那年还在后檐台上搭了脚手架。有个年轻人问师傅，要不要把这块也刷一遍灰。师傅说不刷，让他拿把干刷子，把砖面上的浮土扫掉就行。年轻人扫完，问为什么。师傅说：这砖在风口上站了几百年，它比我们懂这城。
就这样，六百多年，它一直在那儿。
现在去嘉峪关，导游会指着它讲一遍，讲得很有气势，说当年那个工匠算得分毫不差，多出来的那一块是天意，是老天爷给嘉峪关留的一口气。
这个说法好听。
不过关城脚下有个老瓦匠，姓赵，八十多了，一辈子修房砌墙，他讲的版本不一样。
他说，易开占算出来的数其实是九万九千九百九十八。
“那多出来的一块呢？”
老赵把手里的瓦刀往地上一戳：“他自己加上去的。”
“为什么？”
“你想想。”老赵说，“他要是报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最后正好砌完，一块不多，一块不少，那他说什么？他什么也说不了。多这一块，他才有话讲。这一块砖不是压关眼的，是他给自己留的一条命。”
问他这话是谁讲的，他说是他师傅讲的，他师傅是听师傅讲的，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风从关城两头灌过来，后檐台上那块砖还搁在那儿。它比旁边的砖高出一指，风从它旁边过去的时候，声音跟别处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