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情到了第三个月,村口来了一队人。
他们支起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名册和一支笔。
来的人说:管饭,管衣,每月还有钱。
排队的人从村口一直排到河边。
一纸兵籍
宋朝的兵,跟唐朝不一样。
唐朝前期是府兵:兵有田,名字在折冲府,平时种地,轮流上京宿卫,打仗自己出粮出刀。这套办法在开元年间撑不住了。田不够分,府兵大批逃亡,朝廷改成出钱雇人长期当兵,叫长征健儿。天宝八载,朝廷干脆下令停掉折冲府的上下鱼书,府兵制就算结束了。
宋太祖接手的,已经是募兵的天下。他没有改回去,反而把它做绝了。
从此当兵是一门职业,不是一份差役。
招兵的场面很简单。应募的人先报姓名,验过身,然后在脸上刺字,写明所属的军号。刺完字,发给衣粮,就算入了兵籍。
脸上那一行字,一辈子洗不掉。逃了,抓回来还是那一行字。
所以宋朝管当兵叫「招刺」。招是招募,刺是刺字。
兵籍是另一种东西。它不写在纸上,它写在人的身上。
应募的时候,先要过一根木棍。
太祖时候,朝廷挑了军中强壮的人做样子,送到各道,让地方照着招。后来嫌画样子麻烦,改用一根木梃量身高,分几等,叫「等长」。够哪一等,就进哪一等的军。
个子矮的,进厢军。个子高的,进禁军。
量完,再看力气,看有没有病。
都过了,才谈钱。安家钱和衣粮叫「例物」,各地数目不同,一般够一个人吃几个月。
对一户断了粮的人家来说,这几个月就是全部。
灾年开门
有一句话,宋朝人讲了两百多年。
据说太祖赵匡胤当年问大臣:有什么事可以做,能利在百代?
大臣们说了几条,他都不满意。最后他自己说:可以利百代的,只有养兵。
他解释说:凶年饥岁,会有叛民,但不会有叛兵;丰年如果出事,会有叛兵,但不会有叛民。
这段话出自北宋末年晁说之的一份奏状。他写这份奏状的时候,距离太祖去世已经一百多年。
在这一百多年里,没有第二个人提过这段对话。
有人因此怀疑,这段话是后人替太祖编的。编的理由也不难猜:王安石要改募兵为民兵,反对的人需要一面祖宗的旗子。
不管是真是假,制度确实是这样运转的。
哪一年哪里遭灾,朝廷就在哪里开招兵的门。灾越大,招得越多。
把人招进营里,给他一碗饭,他就不会去抢粮仓。
《文献通考》把这件事说得更直白:三代和府兵,是把良民编起来去讨罪人;召募的兵,是把天下的犷悍之徒收起来,去保卫良民。
一句话:兵营是个收容所,也是个笼子。
庆历年间,京东、河北连年饥荒,朝廷在那里大量招兵,一州招几千人。奏报里写的是「招刺」,实际是把路上走不动的人直接收进营。
狄青是从这个门里进来的。
他是汾州人,十六岁代兄受过,被刺配从军,脸上有字。后来打仗升到枢密使,是武将能做到的最高位置。
宋仁宗劝他把脸上那行字用药去掉。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按功劳用人,不问出身,我才有今天;我这点今天,就是从这行字来的。请留着,让军中人看看。
他一直留着。

一百二十五万
人数是这样涨上去的。
开宝年间,全国兵三十七万八千,其中禁军十九万三千。
到至道年间,六十六万六千,禁军三十五万八千。
天禧年间,九十一万二千,禁军四十三万二千。
庆历年间,一百二十五万九千,禁军八十二万六千。
七十年,翻了三倍多。
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宋神宗说过一句被记下来的话:京城的兵要够镇住各路,各路的兵合起来要够对京城形成牵制,这样外面不敢乱,里面也不敢乱。
京城的兵多一点,地方就不敢动;地方的兵加起来多一点,京城就不敢乱来。这套算法很精,代价是两边都得加人。
皇祐初年,有人记下的数字到过一百四十万。
这些人不是都打仗的。
禁军是作战部队,驻在京畿和要地。
禁军还有一条规矩,叫更戍。一支兵在这处驻三年,调到那处再驻三年,将领不跟着走。
这样兵不认识将,将也不认识兵,谁也没法把一支军队变成自己的。
代价是:一支军队每年有一半时间在路上,另一半时间在适应新地方。厢军是另一回事:修城、造船、运粮、迎送官员、给衙门干杂活,都归他们。
蔡襄在奏疏里说,有些地方官上任、离任,迎送的厢军动辄几百人,多的到一千。南方官员从江浙、湖南回京,一条船配十到二十个兵,船大的翻倍。这些兵一年到头在路上,不打仗。
还有一项:各地衙门翻修房屋亭榭,用的人工也是厢军。
所以一百多万这个数字里,有一部分其实是劳役。
但钱是按人头算的。
四千八百万缗
治平元年,蔡襄做三司使。
三司使管全国的钱谷出纳,号称计相。他上任以后,把账算了一遍,写了一道《论兵十事》。
这道奏疏里有一笔账,写得非常细。
禁军一个兵,衣粮、特支、郊赉加在一起,一年大约五十贯。厢军一个兵,一年大约三十贯。
全国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人,合计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一年大约四千八百万缗。
那时候全国一年的收入,不过六千余万缗。
同一时期,官员的俸禄和赏赐大约一千二百万缗。军费是它的四倍。
北宋人后来把这两笔合起来叫冗兵、冗官,再加上郊祀和岁币,叫冗费。三样里,最贵的是兵。
还有一笔常被拿来和军费比的账:澶渊之盟以后,宋朝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来说宋朝积贫,常把这一笔算成主因。
其实它只占军费的零头。
蔡襄在另一处写得更狠:天下的收入六分,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和国家的日常开销。
他还算过,如果裁掉十万禁军,一年省五百万缗;裁掉十万厢军,省三百万缗。
他给的办法一共五条:消冗、选择、省兵、训练、立兵法。第一条说得最小心——冗兵不能一下子裁,要慢慢消。
这份奏疏递上去,朝廷采纳了一部分,裁了几万人。
过了几年,人数又回去了。
账算得这么清楚,人也裁不动。
因为每一个兵背后,都有一户人家。裁一个人,就是让一户人断了饭。
谁也动不了
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变法。
他要做的事很多,其中一件是把募兵改回民兵。
办法叫保甲。民户按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男丁的,抽一个做保丁,农闲时集中训练,自己买弓箭。
他的算盘是:平时不养,战时能用,钱就省下来了。
这个办法推了几年,推得很吃力。
反对的人讲了两条。一条是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弓,练不出真正的兵。另一条更实在:把兵器发给百姓,万一闹起来,比饥民难对付得多。
神宗死后,保甲就慢慢废了。
反对最力的不是一个人。司马光说民不可再扰,苏轼说得更直:把弓弩发给乡下人,平时耽误农时,急时又不能用,钱是省了,事没办成。
站在朝廷的角度,还有一层不好明说的顾虑:这一百多万兵,本来就是把最容易闹事的人关在营里。现在把人放回田里,再发给他一把弓,图什么?
所以保甲改到一半就停了。
募兵制一直用到南宋亡。
只是后来兵的名字变了。北宋的兵是朝廷的,南宋的兵多半是将领的:谁的饷,听谁的。岳飞的兵叫岳家军,韩世忠的兵叫韩家军。
到了南宋末年,军籍上的名字和营里的人早就对不上:名字在册,人不在营,饷照领。
北宋亡国那年,距蔡襄上那道奏疏六十二年。那份账上的数字,到末年只多不少。
靖康元年,金兵南下。
汴京城里的禁军,账上还有几十万。
真正能拉上城墙的,不多。
那些在灾年被收进营里的人,和他们的儿子、孙子,最后是在城墙上被结算的。
城破之后,北宋的兵籍散了大半。南渡以后重新立册,兵却多半成了将领的私兵。
南宋有个叫华岳的人,年轻时上书谈兵,被下狱,后来被杀。
他写过一句话,大意是:养兵的钱,是从农人身上出来的;养出来的兵,又回过头来吃农人。
这句话不好听,但它把一笔账说清楚了。
宋朝用一笔钱,买了两样东西:一支军队,和一份不造反的保证。
前一样,在靖康元年没有兑现。
后一样,兑现了两百多年。
那四千八百万缗一年一年地发下去,发到后来,发钱的人自己也不相信这笔钱能买到什么了。
村口那张桌子还在。名册换了一本又一本。
来的人越来越少。能招的都招完了。
排队的人,一直排到河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