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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年招兵:宋朝把饥民收进营里,一年花掉四千八百万缗

作者:孟付良    发布时间:2026-11-22 13:21:56

旱情到了第三个月,村口来了一队人。

他们支起一张桌子,桌上放着名册和一支笔。

来的人说:管饭,管衣,每月还有钱。

排队的人从村口一直排到河边。

一纸兵籍

宋朝的兵,跟唐朝不一样。

唐朝前期是府兵:兵有田,名字在折冲府,平时种地,轮流上京宿卫,打仗自己出粮出刀。这套办法在开元年间撑不住了。田不够分,府兵大批逃亡,朝廷改成出钱雇人长期当兵,叫长征健儿。天宝八载,朝廷干脆下令停掉折冲府的上下鱼书,府兵制就算结束了。

宋太祖接手的,已经是募兵的天下。他没有改回去,反而把它做绝了。

从此当兵是一门职业,不是一份差役。

招兵的场面很简单。应募的人先报姓名,验过身,然后在脸上刺字,写明所属的军号。刺完字,发给衣粮,就算入了兵籍。

脸上那一行字,一辈子洗不掉。逃了,抓回来还是那一行字。

所以宋朝管当兵叫「招刺」。招是招募,刺是刺字。

兵籍是另一种东西。它不写在纸上,它写在人的身上。

应募的时候,先要过一根木棍。

太祖时候,朝廷挑了军中强壮的人做样子,送到各道,让地方照着招。后来嫌画样子麻烦,改用一根木梃量身高,分几等,叫「等长」。够哪一等,就进哪一等的军。

个子矮的,进厢军。个子高的,进禁军。

量完,再看力气,看有没有病。

都过了,才谈钱。安家钱和衣粮叫「例物」,各地数目不同,一般够一个人吃几个月。

对一户断了粮的人家来说,这几个月就是全部。

灾年开门

有一句话,宋朝人讲了两百多年。

据说太祖赵匡胤当年问大臣:有什么事可以做,能利在百代?

大臣们说了几条,他都不满意。最后他自己说:可以利百代的,只有养兵。

他解释说:凶年饥岁,会有叛民,但不会有叛兵;丰年如果出事,会有叛兵,但不会有叛民。

这段话出自北宋末年晁说之的一份奏状。他写这份奏状的时候,距离太祖去世已经一百多年。

在这一百多年里,没有第二个人提过这段对话。

有人因此怀疑,这段话是后人替太祖编的。编的理由也不难猜:王安石要改募兵为民兵,反对的人需要一面祖宗的旗子。

不管是真是假,制度确实是这样运转的。

哪一年哪里遭灾,朝廷就在哪里开招兵的门。灾越大,招得越多。

把人招进营里,给他一碗饭,他就不会去抢粮仓。

《文献通考》把这件事说得更直白:三代和府兵,是把良民编起来去讨罪人;召募的兵,是把天下的犷悍之徒收起来,去保卫良民。

一句话:兵营是个收容所,也是个笼子。

庆历年间,京东、河北连年饥荒,朝廷在那里大量招兵,一州招几千人。奏报里写的是「招刺」,实际是把路上走不动的人直接收进营。

狄青是从这个门里进来的。

他是汾州人,十六岁代兄受过,被刺配从军,脸上有字。后来打仗升到枢密使,是武将能做到的最高位置。

宋仁宗劝他把脸上那行字用药去掉。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按功劳用人,不问出身,我才有今天;我这点今天,就是从这行字来的。请留着,让军中人看看。

他一直留着。

宋代招兵插画:暖金日光下的红砖村门,土路上排着长队,衣衫褴褛的农夫穿赭色灰色短褐,门内木桌后一名朱袍吏员举起木梃量人,桌上放着素布与空白木牌(插画)

一百二十五万

人数是这样涨上去的。

开宝年间,全国兵三十七万八千,其中禁军十九万三千。

到至道年间,六十六万六千,禁军三十五万八千。

天禧年间,九十一万二千,禁军四十三万二千。

庆历年间,一百二十五万九千,禁军八十二万六千。

七十年,翻了三倍多。

为什么要养这么多?宋神宗说过一句被记下来的话:京城的兵要够镇住各路,各路的兵合起来要够对京城形成牵制,这样外面不敢乱,里面也不敢乱。

京城的兵多一点,地方就不敢动;地方的兵加起来多一点,京城就不敢乱来。这套算法很精,代价是两边都得加人。

皇祐初年,有人记下的数字到过一百四十万。

这些人不是都打仗的。

禁军是作战部队,驻在京畿和要地。

禁军还有一条规矩,叫更戍。一支兵在这处驻三年,调到那处再驻三年,将领不跟着走。

这样兵不认识将,将也不认识兵,谁也没法把一支军队变成自己的。

代价是:一支军队每年有一半时间在路上,另一半时间在适应新地方。厢军是另一回事:修城、造船、运粮、迎送官员、给衙门干杂活,都归他们。

蔡襄在奏疏里说,有些地方官上任、离任,迎送的厢军动辄几百人,多的到一千。南方官员从江浙、湖南回京,一条船配十到二十个兵,船大的翻倍。这些兵一年到头在路上,不打仗。

还有一项:各地衙门翻修房屋亭榭,用的人工也是厢军。

所以一百多万这个数字里,有一部分其实是劳役。

但钱是按人头算的。


四千八百万缗

治平元年,蔡襄做三司使。

三司使管全国的钱谷出纳,号称计相。他上任以后,把账算了一遍,写了一道《论兵十事》。

这道奏疏里有一笔账,写得非常细。

禁军一个兵,衣粮、特支、郊赉加在一起,一年大约五十贯。厢军一个兵,一年大约三十贯。

全国禁军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三十九人,厢军四十八万八千一百九十三人,合计一百一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人。

一年大约四千八百万缗。

那时候全国一年的收入,不过六千余万缗。

同一时期,官员的俸禄和赏赐大约一千二百万缗。军费是它的四倍。

北宋人后来把这两笔合起来叫冗兵、冗官,再加上郊祀和岁币,叫冗费。三样里,最贵的是兵。

还有一笔常被拿来和军费比的账:澶渊之盟以后,宋朝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后来说宋朝积贫,常把这一笔算成主因。

其实它只占军费的零头。

蔡襄在另一处写得更狠:天下的收入六分,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和国家的日常开销。

他还算过,如果裁掉十万禁军,一年省五百万缗;裁掉十万厢军,省三百万缗。

他给的办法一共五条:消冗、选择、省兵、训练、立兵法。第一条说得最小心——冗兵不能一下子裁,要慢慢消。

这份奏疏递上去,朝廷采纳了一部分,裁了几万人。

过了几年,人数又回去了。

账算得这么清楚,人也裁不动。

因为每一个兵背后,都有一户人家。裁一个人,就是让一户人断了饭。

谁也动不了

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变法。

他要做的事很多,其中一件是把募兵改回民兵。

办法叫保甲。民户按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家里有两个男丁的,抽一个做保丁,农闲时集中训练,自己买弓箭。

他的算盘是:平时不养,战时能用,钱就省下来了。

这个办法推了几年,推得很吃力。

反对的人讲了两条。一条是农民放下锄头拿起弓,练不出真正的兵。另一条更实在:把兵器发给百姓,万一闹起来,比饥民难对付得多。

神宗死后,保甲就慢慢废了。

反对最力的不是一个人。司马光说民不可再扰,苏轼说得更直:把弓弩发给乡下人,平时耽误农时,急时又不能用,钱是省了,事没办成。

站在朝廷的角度,还有一层不好明说的顾虑:这一百多万兵,本来就是把最容易闹事的人关在营里。现在把人放回田里,再发给他一把弓,图什么?

所以保甲改到一半就停了。

募兵制一直用到南宋亡。

只是后来兵的名字变了。北宋的兵是朝廷的,南宋的兵多半是将领的:谁的饷,听谁的。岳飞的兵叫岳家军,韩世忠的兵叫韩家军。

到了南宋末年,军籍上的名字和营里的人早就对不上:名字在册,人不在营,饷照领。

北宋亡国那年,距蔡襄上那道奏疏六十二年。那份账上的数字,到末年只多不少。

靖康元年,金兵南下。

汴京城里的禁军,账上还有几十万。

真正能拉上城墙的,不多。

那些在灾年被收进营里的人,和他们的儿子、孙子,最后是在城墙上被结算的。

城破之后,北宋的兵籍散了大半。南渡以后重新立册,兵却多半成了将领的私兵。


南宋有个叫华岳的人,年轻时上书谈兵,被下狱,后来被杀。

他写过一句话,大意是:养兵的钱,是从农人身上出来的;养出来的兵,又回过头来吃农人。

这句话不好听,但它把一笔账说清楚了。

宋朝用一笔钱,买了两样东西:一支军队,和一份不造反的保证。

前一样,在靖康元年没有兑现。

后一样,兑现了两百多年。

那四千八百万缗一年一年地发下去,发到后来,发钱的人自己也不相信这笔钱能买到什么了。

村口那张桌子还在。名册换了一本又一本。

来的人越来越少。能招的都招完了。

排队的人,一直排到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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