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6 月 14 日傍晚六点多,北京,一家不算大的餐厅。
靠窗的桌子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科院信息工程研究所的研二学生谢雕,一个是刚从重庆过来的高中同学周凯旋。谢雕在点菜,低头看菜单。
对面的人站起来,从身上抽出一把刀。

谢雕是重庆垫江人,本科在西安读,后来考进中国科学院大学信息工程研究所读硕士。周凯旋也是垫江人,高中同班,还是室友。
这顿饭是谢雕请的。同学从老家来北京,他做东。
从落座到出事,中间隔了不到半个小时。此后的事情,用了九百四十四天才走完。
一、两个垫江少年
垫江在重庆东北部,一个县城。能考出去的孩子,在县中是件大事。
谢雕成绩好,考上了西安的大学,本科毕业又考进北京,读信息工程。他的父亲谢中华后来对记者说,儿子性格外向,朋友多,读书肯下功夫。
周凯旋的成绩更好。谢中华回忆,儿子带这个同学回过家,说他有“清华北大的水平”。第一年高考,周凯旋考上了一所大学,读了不久退学复读;第二年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那几年谢雕也在西安,两个人一直有联系。
后来的事,是谢中华从儿子嘴里听来的:周凯旋上大学以后沉迷电脑游戏,好几门课挂掉。谢雕替他着急,说过几次“应该做点什么,把他拉回来”。
这样的话,在同学之间很常见。说的人多半是真心,听的人未必。
在垫江这样的县城,读书是件被全家盯着的事。考出去的孩子,名字会被贴在学校的榜上,家长走在街上会被人问“你家那个在哪读”。这种目光落在孩子身上,有时候是动力,有时候是钉子。两个从同一个县城考出去的男生,一个越走越顺,一个越走越拧——这在县城的故事里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后面那一步。
二、2016 年 1 月的那场聚会
法院后来认定,两人的矛盾起于 2016 年 1 月。
那是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席间两个人发生了口角。判决书里写的是“因与谢雕在同学聚会时发生口角,便怀恨在心”,口角的具体内容,法院没有认定,也没有展开。
同学聚会这种场合,酒过几轮,话题总会滑到“现在在哪、挣多少、有没有对象”。混得好的人不必多说,混得不太好的人也不必多解释,但桌上总有人替你把这两件事说出来。一个刚从大学退学复读又挂科的人,坐在这样一张桌子上,听见一句不轻不重的话,是很容易记住的。记住之后怎么办,各人不同。
周凯旋自己在供述和庭审里讲过另一层:2018 年,他把自己喝可乐的照片发到微信群里,谢雕回了一句,大意是“在群里炫富会拉仇恨”。他把这句话记了很久。
这两件事在卷宗里的分量完全不同。前一件是法院认定的起因;后一件出自被告人的口供,属于他怎么说,法院没有把它写进认定的事实。
一个人心里攒了两年的东西,最后变成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三、六月,北京
2018 年 6 月,周凯旋从重庆到了北京。
法院认定,他身上带了一把事先购买的尖刀。
6 月 14 日傍晚,两个人在餐厅见面。谢雕做东,让同学点菜。监控后来被公开,画面里两个人坐在桌边,看起来和任何一对老同学没有区别。
谢雕低头看菜单的时候,周凯旋起身,持刀刺向他的胸部。
谢雕中刀,站起来往后退。第二刀刺向颈部。他倒下去之后,对方又从背部连刺数刀,随后割断了他颈部的动脉。
餐厅里有食客抓起椅子砸过去。行凶的人刺完,举起双手挥了挥,走出门去。
海淀警方随后将他抓获。
谢雕当场死亡。
整个过程发生在餐厅的营业时间里。旁边的桌子上有人,柜台后面有人在。从第一刀到人倒下,前后不过几十秒——短到其他人来不及判断发生了什么,也来不及拦住。后来公开的监控画面里,站起来的人都慢了半拍:有人往后退,有人抄起椅子,有人掏出手机。
四、他说的动机,和法院认定的动机
这个案子让很多人不舒服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恩怨,没有钱财,没有感情纠葛,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冲突场面。
有的只是一句两年前的话,和一句微信群里的玩笑。
周凯旋在庭审中的说法,指向的是“被轻视”。他记得同学聚会上的难堪,也记得那句关于炫富的评论。在他的叙述里,谢雕是一个总在“教育”他的人——劝他别打游戏,提醒他别在群里发那些照片。
而法院认定的事实只有一条:2016 年 1 月同学聚会上的口角,使他怀恨在心;2018 年 6 月他来北京,用事先购买的尖刀猛刺谢雕胸、背等要害部位,致其死亡。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是这个案子最值得看的地方。一个人的动机可以很复杂,但判决只能落在能够被证据支撑的那一部分上。法院没有替他解释心理,也没有采信他把责任推给对方的那套叙述。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关于“炫富”评论的内容,来自周凯旋的供述与媒体对庭审的报道,法院判决并未将其列为认定事实。本线按这个层级处理,不把它写成定论。
五、开庭那天
2019 年 5 月 24 日,案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谢雕的父亲谢中华到了庭上。他后来的表态很明确: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考虑民事赔偿。
被告席上的周凯旋,据旁听者转述,没有为自己辩护,当庭表示希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个多月后,2019 年 8 月 30 日上午,北京一中院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认定:周凯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经鉴定,他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他虽然具有自首情节,但所犯故意杀人罪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从轻处罚。
“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这一句,是这类案子里必查的一项。它意味着鉴定认为,案发时他能够辨认自己行为的性质,也能够控制自己。辩方如果主张被告人精神有问题,通常就在这一项上争;这一项一旦认定,从轻的路就窄了一半。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里要停一下,因为“自首”两个字很容易被误读。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以”不是“应当”。自首是一个可以从宽的情节,不是一个必然免死的开关。法院在这个案子里给出的理由是:罪行极其严重,不足以从轻。
至于这个自首情节具体是怎么成立的——是他主动投案,还是明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候——公开报道没有细说。判决只写了结论。这一点必须留白,不能替他补一个情节。
六、九百四十四天
周凯旋上诉。
2020 年 4 月 9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并把结果通知了谢雕的父母。5 月 9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死刑复核。
从这一天起,案子进入了一个外界看不见的阶段。
死刑复核不是走过场。最高人民法院要组成合议庭,审阅全部卷宗,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意见,必要时还要核查证据。辩护律师在这个阶段可以提交书面意见,也可以要求当面反映。这个阶段没有开庭,没有直播,家属能做的只有等。中国的死刑判决,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此之前,部分案件的核准权在省一级高级法院。这道程序的设计目的只有一个:多一道关口,少一分不可挽回。
2021 年 1 月 13 日下午,谢雕的母亲接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电话:周凯旋已于当日被执行死刑。
从 2018 年 6 月 14 日到 2021 年 1 月 13 日,九百四十四天。
七、同一个法条,两种重量
把“自首”这两个字放到别的案子里看,会更清楚它为什么不是免死牌。
2018 年广西灵山,一个十岁的女孩在卖完百香果回家的路上遇害。被告人在案发后投案,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时,法院考虑到他的自首“对案件侦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改判死缓并限制减刑。这个改判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应。2020 年 5 月,最高人民法院调卷审查,11 月指令再审,12 月改判死刑,2021 年 2 月执行。
同一个法条,在谢雕案里被认定成立却“不足以从轻”,在那个案子里被认定成立并且一度真的减了刑,最后又被推翻。区别不在法条,在法官对“罪行有多严重”和“自首值多少”这两件事的分量判断。这类判断没有公式,只有说理。
核准之后还有一段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由院长签发执行命令;下级法院接到命令后,七日内交付执行。执行前要验明正身,问有无遗言、信札。这些程序不长,但一步都不能少。
八、一顿没有吃完的饭
这个案子后来被反复讨论,讨论的往往不是法律,而是“怎么会”。
一个县中出来的好学生,考进西安交大,挂科,毕业,工作不顺;另一个考进中科院,读研二,前途清楚。两个人曾经是室友,一起在县城的教室里坐过三年。这样的关系里,嫉妒、感激、仰望、厌烦,往往是混在一起的,当事人自己也分不清。
谢雕做过的事,从公开报道看,都是些平常的事:请同学吃饭,劝人别打游戏,在群里开一句玩笑。这些事在任何一段同学关系里都不会留下痕迹。
周凯旋做过的事,是提前买一把刀,坐火车到北京,坐在他对面,等他低头看菜单。
案子结了,程序走完了,两个家庭都停在了 2018 年的那个傍晚。谢中华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他要的不是钱,是一个说法。
说法给了。人要是不回来,说法就只是一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