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世纪四十年代，青州乐安郡，一间官署。
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被带进来。他身上的麻衣洗得发白，鞋底磨穿了，指甲缝里是土。他进门的时候眯了一下眼睛——在墓道里住久了，见不得亮。
他是本郡最有名的孝子。父母死后，他没有封墓道，就住在里头，一住二十多年。乡里称他孝，州郡几次备礼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没应。
这一次，郡里把他举给了新来的太守。
太守叫陈蕃。他请这个人坐下，问了几句话。
问到最后一句，陈蕃的脸沉了下来。
一条路
要看懂这一问，得先知道汉朝人是怎么当官的。
汉初的官，多半不是考出来的。父亲做了两千石，儿子可以蒙荫；家里有钱，可以"赀选"，交一笔钱换一个郎官。剩下的是地方上的属吏，干得好，被上司看中，一路举上去。
这套办法用了七十来年，用出了毛病：官位在几十个家族里转，转得像自家的事。
汉武帝的时候改了。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下诏：郡国每年举孝者、廉者各一人。
这就是"举孝廉"。
察举不止这一科。还有茂才——本来叫秀才，因为要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改称茂才；还有贤良方正、明经、有道、敦朴，这些是皇帝下诏临时开的特科，遇着日食、地震、大灾就开一次，让地方推人上来对策。孝廉不一样，它是岁举，每年都举，所以最重，也最挤。
它的逻辑很简单，也很动人：一个人在家对父母好，出门做官就不会差。所以不问你会不会算赋税，不问你会不会断案，先问你孝不孝、廉不廉。
后来"孝"和"廉"合成一科，成了每年都举的常科。东汉一共举了多少人，史书没有总数，只留下一个比例：郡国每二十万口，每年举一人；四十万口两人，六十万口三人，一路加到一个百万口的大郡举五人。不到二十万口的小郡，两年举一个；不到十万口的，三年举一个。边境的郡口十万以上，一年一个。
按这个比例算下来，全天下一年举出来的孝廉，不过两百多人。
两百多人，撒在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里，等于没有。
唯一的一道刹车是连坐。举上来的人不合格，举他的太守要跟着受罚，轻的贬秩，重的免官。这条规矩写在纸上，管不管用，要看当权的人认不认。所以这条路一旦打开，就成了所有读书人、所有地方豪族盯着的独木桥。
还有一层，是这套制度真正的底子。汉朝的皇帝，谥号里几乎都带一个"孝"字，从惠帝到献帝，一路"孝惠""孝文""孝景""孝武"。朝廷说自己是"以孝治天下"：家里怎么对父亲，朝里就怎么对君上。举一个孝子做官，不只是选一个人，是把家庭里的那套伦理，搬进官署里去。
桥太窄，人就学会了两件事：一是让自己看起来孝，二是让举自己的人得好处。
孝子的墓道
赵宣走的是第一条路。
他父母死的时候，他做了当时的人认为最孝的一件事：不封墓道。
按礼，父母死后要守丧三年。三年里不做官、不娶妻、不喝酒、不赴宴，住在墓旁的草庐里。这是写在《礼记》里的规矩，一般人家守不起，士人守得起。
赵宣更进一步。他把墓道留着不封，自己搬进墓道里住。
墓道是通向墓室的那条斜道，砖砌的，一人多高，常年不见光，夏天潮，冬天冷。他在里面铺了席子，放了锅碗，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乡里的人都叫他孝子。州郡几次备礼来请，他都推了。推得越久，名声越大。
名声大到什么程度？郡里要往朝廷举孝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
陈蕃见他，先问了些家常。问他这些年怎么过的，问墓道里潮不潮，问他靠什么吃饭。
赵宣一一答了。答得很得体，也很谦卑。
然后陈蕃问了一句：家里还有什么人？
赵宣说：有妻子。
陈蕃又问：孩子几个？
赵宣说：五个。
陈蕃问：什么时候生的？
《后汉书》在这里只写了六个字："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
五个孩子，全是在服丧期间生的。
五个孩子
屋子里那时候大概很安静。
服丧期间不能有性生活，这是礼制里最硬的一条。守丧三年，夫妻分居，是当时连乡下人都知道的规矩。赵宣在墓道里住了二十多年，一边让全县的人看他的孝，一边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孩子。
陈蕃发火了。
《后汉书》记下了他的原话，说得极重：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再说，祭不该频繁，频繁了就轻慢。你倒好，睡在墓道里，住在墓道里，还在里头生孩子——这是欺骗世人，是污辱鬼神。
于是"遂致其罪"。
史书没有写具体怎么治的罪。罚了什么，打了多少板，有没有牵连举他的人，都没有写。只写了三个字：致其罪。
但这件事被写进了《陈蕃传》，一千九百年后还能查到。
你可以想一想那五个孩子。他们在墓道里出生，在土里长大，父亲的名声是全县最好的一份资产。等到父亲被举为孝廉，一家人就能搬出墓道，住进官舍。
差一点就成了。
四十岁以后
赵宣不是特例，他是症状。
比他早些年，汝南有个叫薛包的，父亲死了服三年，服完又替母亲补了三年，一共守了六年。这种做法叫"过礼"——超过礼制规定的标准。当时的名臣黄琼就骂这类人，说他们是盗取虚名。骂归骂，名声还是照样起来，因为朝廷要的就是这个。
东汉中期以后，"举孝廉"这件事，越来越像一场表演。谁家办丧事办得大，谁在墓旁搭的庐子好，谁哭得响，谁就有名。名有了，举就有；举了，官就有。
顺帝阳嘉元年，公元 132 年，尚书令左雄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改。
他改了两条。
第一条：孝廉限年四十以上。理由是孔子说"四十而不惑"，《礼记》说"四十曰强，而仕"。一个人不到四十，见识不够，做不了一郡的官。
第二条：到了京城要考试。儒生出身的，考一家之学的经义；小吏出身的，考公文写作。
第二条是新的。从前举孝廉，举了就完事，直接授官；授的通常是郎官，在宫里的三署当宿卫，熬上几年，再外放去做县令或者郡丞。所以《通典》说孝廉"出则宰人"——出去就是治理百姓的人。从这一年起，举只是资格，考试才算数。
有反对的。尚书仆射胡广和几个尚书联名上疏，说选举要看才干，不该有死规矩；陈平六出奇计，不是从经书里来的；子产治郑，也不是靠会写公文。他们的话说得漂亮，但没有用。朝廷还是照左雄的办法办了。
第二年就出了事。
广陵举上来一个孝廉，叫徐淑，年纪不到四十。尚书台的人问他，他说：诏书里写了，如果有颜回、子奇那样的人，可以不拘年齿，所以本郡举了我。
左雄亲自问他：从前颜回闻一知十。你闻一知几？
徐淑答不上来，被退回本郡。
这一查，牵出一串。济阴太守等十几个人，因为举荐不实被免官。那一年被举上来的人里，只有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几个人，考过之后拜了郎中。
《通典》写这时候的场面，用了六个字："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
牧守害怕了，不敢随便举人。
制度改得动条文，改不动人心。
顺帝、桓帝以后，察举越来越滥。有权的写条子，有钱的送东西，有人的互相举对方的孩子。士人编了童谣来骂，其中一首被葛洪抄进了《抱朴子》：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举做秀才的，不识字；举做孝廉的，把爹赶到一边单过；说自己清白寒素的，脏得像泥；出身高门的"良将"，胆小得像鸡。
这首童谣流传了一千多年，因为它骂得太准。
赵宣的故事，就在这条线的中间。他不是最后一个装孝的人，也不是最过分的。他只是运气不好，碰上一个会问家常的太守。
陈蕃后来做到了太傅。
他十五岁的时候，家里院子长满杂草，父亲的朋友来看他，说：这孩子怎么不扫扫屋子招待客人？他说了一句后来人人都知道的话：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他一生都在扫。扫贪官，扫宦官。建宁元年（168），他和大将军窦武合谋诛宦官，事情泄露，他那时已经七十多岁，带着属吏和太学生八十多人拔刀冲承明门，被宦官的人围住收捕，当天死在狱中。
《后汉书》把他和窦武合传，末尾的评语说，东汉一朝，论起"以天下为己任"，没有超过他的。
而他一生里最出名的一次审问，问的不是谋反，不是贪墨，是一句"孩子几个"。
桥
察举制后来没有废，只是慢慢变成了别的东西。
魏晋改成了九品中正，选官看门第；隋唐改成考试，看文章。这中间隔了四百年，可那条线一直没断：国家总要有一个办法，把地方上的人选上来。
有意思的是，这个难题不是中国独有的。十九世纪的英国也碰上了同一件事：东印度公司和文官系统靠关系荐人，荐进来的人不会算账、不会写信。1854 年，两份报告摆到议会桌上，主张改为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报告的起草人读过中国的科举，在文件里提过。
从汉代的"举孝廉"，到英国的文官考试，中间隔了一千七百年，问题的形状几乎一样：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行不行？
靠别人说，容易买到假话。靠自己考，考得出文章，考不出人心。
赵宣那五个孩子，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左雄那道奏疏，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两个回答都不算完。
乐安郡那间官署里，陈蕃问完最后一句，就再没说话。
赵宣还坐着。他大概还想说点什么——比如那二十多年家里遭的难，比如乡里父老怎么看着他。
陈蕃没有听。
他让人把赵宣带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