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7 年，七月，广州黄埔。
江面上停着十几条洋船，桅杆一根挨一根，像一片没长叶子的树林。
一条港脚船刚卸完货。船主站在船尾，看着苦力把一箱一箱的茶叶往驳船上搬。通事走过来，跟他说了一件事。
以后不要再去宁波了。
船主问为什么。
通事说：皇上定了，西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
黄埔的泊地
这件事要从更早说起。
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清廷撤了市舶司，设了四个海关：广东的粤海关、福建的闽海关、浙江的浙海关、江苏的江海关。
四个口子都开着。洋船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
洋船进广州，第一件事是找引水。引水是官府特许的，上了船，把船领进黄埔泊地，然后由海关派人上船丈量：船多长、多宽，按尺寸收船钞。
丈量完，还有规礼。规礼不在税则里，是各部门的例钱：海关的、衙门的、差役的，一层一层收上去。这笔钱后来成了中英交涉里最常被提起的一条。
办完这些，才能开始谈货。
洋船其实更愿意去宁波。浙海关的税则简单，实收也低；宁波离产丝产茶的地方近，一船货装得快。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商人开始成批往宁波跑。
乾隆南巡到苏州，看见江面上洋船一条接一条，心里就不踏实了。洋人往北走，走得离京城越来越近，这不是好事。
1757 年，谕旨下来：闽、浙、江三处海关，停止西洋贸易；西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
这就是「一口通商」。
八十三年。
旨意下来的时候，广州的行商正在备下一季的茶。他们还不知道，这道旨意把全中国的对外贸易，都压到了他们肩上。
行商这行当
一口通商的意思，不是说中国只跟外国做生意，是说全中国的对外贸易，从这一天起只走广州一个口子，而且只能通过一群人办。
这群人叫行商。
行商开的铺子叫「行」，因为最早是十三家，习惯上就叫十三行。这个「十三」不是定数：多的时候二十八家，少的时候只有八家。
行商不是官。他们没有品级，不拿俸禄。
可他们做的事，比官还多：洋船到港，他们要替船主报关；货卖完了，他们要代海关收税；洋人买中国货，他们代买；洋人卖不出去的货，他们要包销；洋人在广州惹了事，他们要担保；官府有话要跟洋人说，也是他们转达。
所以洋人管他们叫「担保商人」，中国人管这行叫「半官半商」。
这行的门槛很高。要入行，得先交一笔银子，叫「行用」；还得有同行联保。做不下去的，也要有人接盘——因为一家行倒了，欠洋人的债，其他行要分着还。
1720 年，几家行商聚在一起立誓，订了十三条行规，成立「公行」。
公行的意思很简单：价格不许私自压，生意不许私自接，洋人面前，大家一个口径。
这在洋人看来，就是垄断。
商馆区的十三条街
广州城西南，珠江边上，有一小片地方，洋人叫它「工厂」，中国人叫它「商馆」。
范围不大：北边是十三行街，南边是江岸，东边到西濠，西边到联兴街。东西不到三百米，南北一百多米。
这一小片里，挤着英国、荷兰、瑞典、丹麦、法国、美国的商馆。每一家都是三四层的小楼，楼下是账房和货栈，楼上是住处，门前挂着本国旗子。
洋人在这里做生意、吃饭、睡觉，但不能随便进城。
规矩一条一条摞起来：不许带家眷进城，不许坐轿，不许直接给官府递禀帖，只许通过行商；出了商馆区，一个月只能去几次指定的地方；到了冬天，生意淡了，要搬到澳门去住。
这些规矩后来被写成正式章程。1759 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把这些零零碎碎的限制，变成了一套条文。
商馆区里有一个自己的世界。早上旗子升起来，各家的账房开门，通事带着买办进来报当天的茶价、丝价。中午热，街上没什么人。傍晚江风起来，洋人坐在骑楼下喝茶，看江面上的疍家船。
到了夏天，生意淡了，商馆区里的人陆续搬去澳门。房子空着，只留几个看守。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这套关系：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三，行商会请洋人到自己的花园里吃饭、看戏。洋人穿着礼服，行商穿着绸袍，坐在一起吃粤菜，谁也不谈关税。
三天过完，一切照旧。
洋人觉得憋屈。行商也觉得憋屈——两头受气，中间赔钱。
洪任辉北上
1759 年，出过一件事。
一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通事，中文名叫洪任辉，英文名是 James Flint。他早年在广州学过汉话，是当时少数能讲官话的英国人。
宁波的口子关了以后，他还有一船货压在那儿。他没走成，就在 1759 年带船北上，一直开到天津，在大沽口上岸，递了一份禀帖给朝廷。
禀帖里告的是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额外加征、勒索规礼、纵容下属。
这事闹到乾隆那里。
查下来，李永标果然有问题，革职查办。
可洪任辉也没落好。他的行为被定性为「勾串内地奸民，代为主谋」，判了圈禁澳门三年，刑满驱逐回国。
三年以后，他回了英国。
这一趟走下来，两件事同时发生了：一个贪官被办掉，一条申诉的路被堵死。
英国人从此明白了一件事：跟这个朝廷讲道理，讲不通。这个判断在八十年后被反复引用。
《防范外夷规条》就在这一年颁布。
从此以后，洋人有委屈，只能跟行商说；行商有委屈，只能自己咽。
火烧十三行
行商里出了几个大人物。
潘振承，同文行，洋人叫他「启官」。他早年随船去过吕宋，会讲一点外国语，是行商里少数能跟洋人直接谈生意的人。
伍秉鉴，怡和行，洋人叫他「浩官」。他的生意做到了印度、美国，东印度公司缺钱的时候找他借。1834 年，有人替他算过家产：两千六百万银元。
这个数后来被反复引用。有人拿它跟当时欧洲的富商比，说那几年地球上最有钱的商人，是一个中国人。
钱是这样来的：一船茶叶从广州出去，到伦敦卖十几倍；一船白银从美洲过来，进中国的库。十八世纪的一百年里，全世界挖出来的白银，很大一部分最后落在了中国。
行商赚的是差价、是行用、是佣金。
到十九世纪初，账目慢慢反过来了。
英国人喝茶喝上了瘾，可他们拿不出中国人想要的东西。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要用白银买；英国的毛织品，在中国卖不动。
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东西：鸦片。
1773 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印度贩运鸦片的专卖权。此后几十年，运到中国的鸦片一箱一箱往上加，从每年几百箱加到几万箱。
白银开始往外流。
1800 年前后，中国还是白银净流入；到了 1830 年前后，已经是净流出。同一片江面，同一批行商，账本上的方向反了。
赔的时候也狠。皇帝过寿要捐，打仗要捐，河工要捐；洋人欠账跑了，行商要垫；行里出了亏空，其他行要摊。有的行商做了几十年，账面上是巨富，人一死，家产全填了欠款。
1822 年，十一月，十三行街起火。
火从街西头烧起来，顺着木板房和油纸棚一路东去，烧了整整一夜。商馆区的楼烧塌了几座，堆在货栈里的茶叶、生丝、瓷器，全成了灰。
有洋商算过这一夜的损失，数目大得没法核。
火灭了以后，行商重新盖房子，生意照做。
房子盖得比原来快，也比原来省。商馆还是那几排，旗子还是那几面，只是账房里的银子，一年比一年紧。
1839 年三月，林则徐到广州禁烟。他封了商馆区，撤走中国仆人，断水断粮，逼洋商交出鸦片。
围了六个星期。
出面调停的，还是行商。伍秉鉴自己掏钱，替洋商垫了一部分赔偿，又去劝洋商交烟。
他两头不讨好。朝廷说他办得不利，洋人说他逼得太紧。
1840 年，炮舰来了。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条约里有一条：废除公行。
五口通商，一口通商的时代结束。
十三行的垄断，从此没有了。
伍秉鉴死在 1843 年，条约签完的第二年。
他死的时候，家产已经赔得差不多了。《南京条约》里那笔三百万银元的商欠，有一部分落在行商头上，他一家就承担了很大一块。
怡和行的房子还在，生意散了。
十三行街的名字留到了今天，成了广州的一条马路。
路不长，两边是卖服装和小商品的铺子。走在这条路上，抬头看不见江——江被后来的楼挡住了。
江边的商馆区原址，现在是文化公园。
公园里有一座博物馆，2016 年开的，讲的就是这一百多年的事。展柜里有广彩的盘子、通草画、银器、茶叶箱，还有一份行商的账册，字写得极小。
有一件事值得记下来。
一口通商这八十三年，不是中国闭关的八十三年。广州的江面上，每天都有洋船；行商的账房里，每天都有西班牙银元、英国汇票、美国烟草的报价。
真正被关起来的，是「谈」这件事。
洋人不能跟官府谈，只能跟行商谈；行商不能跟皇帝谈，只能跟督抚谈；督抚能跟皇帝谈，可皇帝不想谈。
三方都在说话，三方都没听见对方。
1839 年，林则徐给英国国王写过一封信，信里说：中国有中国的法度，你们有你们的法度，我们不想管你们，你们也别来害我们。
那封信没有送到伦敦。
四年以后，答案从海上来了，是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