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冬天，上海。一顶花轿抬到城里的新居门口，新人正在行礼。
县衙的差役和租界的巡捕一起到了。他们从婚礼现场带走了新郎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新郎叫杨月楼，那年他在上海红得发紫；女孩是广东香山籍茶商的女儿，家里管她叫阿宝。
这桩婚事走的是全套正路：有女孩母亲做主，有媒人，有婚书，有聘礼。可它最后被定成了“诱拐”，新郎被判远徙，女孩被官府送进善堂“择配”。
一、一个戏子和一个茶商的女儿
要讲清这桩案子，得先说清两个人各自站在什么位置上。
杨月楼是当时上海最有名的京剧小生之一，后来名列“同光十三绝”。他身材魁伟，扮相俊美，嗓音清越，武功精湛，在租界的金桂园演戏，倾倒沪上男女——当时有句话叫“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北京的戏院那时还不许妇女公开入场，上海不一样，所以他的观众里有大量女性。
阿宝是广东香山籍茶商的女儿，十七岁，随母亲韦王氏在上海租界住，父亲常年在外地经商。
按照《申报》的记载，事情的开始是一封信。韦家母女连着三天到戏园看杨月楼的戏，看完之后，阿宝自己写了一封信，细述思慕之意，想与杨月楼订婚，连同自己的年庚帖一并托人送去，约他相见。
杨月楼接到这封信，是又疑又怕。他怕两件事：一是怕被设局骗；二是怕“良贱之分”。
二、“良贱不婚”这条律
杨月楼怕的第二个东西，是这桩案子的根子。
《大清律例·户律·婚姻》明文规定：良贱不得通婚。条文写的是家长为奴仆娶良家女儿、或者奴婢冒充良人嫁娶该如何处罚，逐条都列了杖数、离异、改正。哪些人算“贱民”？《清史稿·食货志》说得很直接：士农工商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
也就是说，一个戏子不管多红、被多少人追捧，在官方的身份簿上，“倡优”这两个字是不会变的。杨月楼再红，还是贱民，按律还是不能娶良家女儿为妻。
这不是风俗问题，是成文法问题。
阿宝的信没得到回应，她想出了病，一天比一天重。她母亲韦王氏看在眼里，派人把实情告诉了杨月楼，让他请媒人来提亲。
韦王氏的态度把这个结打开了一半。随后双方走完了全部程序：请媒人、立婚书、下聘礼、定亲。媒人是戏班班主和韦家的一位族叔。
三、抢亲
程序走完了，麻烦才开始。
韦家部分族人强烈反对，理由就是“良贱不婚”：阿宝嫁给一个戏子，在他们看来不只是她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家族的脸面、声望和地位问题。反对最坚决的是阿宝的叔父。
在这种压力下，韦王氏和杨月楼商量了一个办法：按上海民间的旧俗“抢亲”。
这不是绑人。按当时的说法，这是民间一种变通的做法——婚事谈成而家族不许，就让男方按一定的仪式把人接走，事后补办。它的性质，就在于双方都认，只有族人不认。
他们就这么办了，准备秘密成婚。
婚礼当天，阿宝的叔父联合在上海的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拐盗”的罪名把杨月楼告到了官府。县差和租界巡捕同时到了现场。
人被带走的时候，据《申报》记载，起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说值四千两银子。阿宝在被解往公堂的路上坐在一辆小车里，告天地祭祖先时穿的红衣还没有脱下来，沿途围观的人如云。
四、一个香山籍的知县
案子的初审落在上海知县叶廷眷手里。
从杨月楼的角度看，这是他最大的不幸：叶廷眷和韦家一样，也是广东香山籍人。据《申报》的报道，叶廷眷对这个案子的态度是“痛恶月楼素行不端”。
当天晚上就开始审。杨月楼被吊打了整整一夜。
叶廷眷问阿宝，阿宝的回答是“嫁鸡随鸡，决无异志”——她认了这个婚事。这句话换来的是掌嘴二百。
按《申报》后来的记载，刑罚是这样的：敲打杨月楼胫骨一百五十下，掌责阿宝二百下。
杨月楼受刑不过，改口认罪。他供出的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他在演戏的时候见到阿宝，见她“风姿可爱”，就贿赂了照看她的乳母，两人随后私通。捕房又在他家里搜出一盒黑色的药末，气味奇香，被当成春药；阿宝经检验已非处女。
这两样东西——供词和“证物”——成了初审定案的依据。
韦王氏一直在奔走。她去找同宗的族叔，对方不肯帮忙；她只好带着证物自己到官府，声明是自己同意两人成婚的。叶廷眷不为所动。他的理由是：阿宝的父亲是捐了官衔的商人，不可能不知道“良贱不婚”的律条。
案子就这么搁着，两个人继续关押。
没过多久，韦王氏在忧愤中病重去世。
到了十二月，阿宝的父亲从外地回到上海，公开声明自己对这桩婚事并不知情。
事情到了这一步，案子的天平彻底倾斜了：唯一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死了，唯一能替这桩婚事作证的人撇清了自己。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矩下，一桩只有母亲点头的婚事，就这样变成了“诱拐”。
香山籍商人还联名控告杨月楼“淫恶不法”。
五、《申报》介入了
这桩案子之所以没有停在上海县衙的卷宗里，是因为一家报纸。
《申报》1872年4月由英商在上海创办，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之一。杨月楼案发生的时候，它才办了一年多，却把这个案子从头跟到尾。
1873年12月29日，《申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持平子”的读者来信。信里对官方的处置提出质疑：官方对杨月楼和阿宝的处置，“在粤人以为大快人心，在旁人以为大惨人目”；月楼虽然难辞其咎，但“似尚不比于抢盗”，为什么要敲击胫骨？信里说，月楼与阿宝的婚事是“受母命，倩媒妁，具婚书，得聘礼，而后迎娶合卺”，一切合乎婚嫁程序；并认为“即令阿宝私通月楼，亦当候其父自行处置”，族党和官府不该代为惩办。
这封信一出，主张严办的粤商一方大为愤怒，撰文回击：援引良贱不婚的律条，重申“月楼一优伶耳……至微至贱”，并称此事是“奸淫大恶”，现在的刑罚不但不重，反而是“轻恕发落”。
《申报》把两边的话都登了出来，看上去不偏不倚。但它自己写的一篇《中西问答》，把态度露了出来。这篇文章引西方报纸的报道说：杨月楼在问供之前，拇指已被吊悬近一夜，肩膀两骨扭坏到不能动；吊悬的时候还用木枷压住头颈，几乎不能呼吸，后来花了钱才松开。文章末尾那句是：“西方国家均无如此之刑罚。”
1874年5月27日，《申报》又刊出《英京新报论杨月楼事》，转引伦敦报纸的消息：上海民间风传有势力者请求知县务必把杨月楼置之死地，并许诺“若果能杀杨，则贿以二万银数”；同一时期，一个叫瞿茂和的人与人和奸，仅杖一百即释放。文章最后说，这“或系奸民风传”，想来上海县尊断不会出此手段。
话是这么写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六、松江复审
1874年5月，《申报》刊出杨月楼在松江复审的情形。
杨月楼从上海被解到松江，太府提审，他磕头哀求伸冤。知府见了，觉得可怜，把案子交给娄县知县复审。
娄县知县责他二百下，逼他不得翻供，最后以“诱拐良家女子”论罪。按例，诱拐良家女子为妻，拟军遣之罪。
官方定谳，杨月楼以诱拐结案，判远徙。
七、两个人的下场
结局落在了两个人身上，方向完全不同。
杨月楼算是运气好的那一个。判决不久，光绪登位，清廷大赦，他的罪名得到援免。1875年7月26日，《申报》刊出消息：杨月楼所判军遣之罪，适逢恩赦，按察司核明，虽属罪有应得，但可援免，只待批复即可释放。
阿宝的记载有两个版本，都不好。一个版本是《申报》的报道：阿宝被发交普育堂择配，一位年已七旬有余的孙姓老人到堂申言，说自己没有妻室、有资产，想娶阿宝——这就是当时的“官媒择配”，由官府出面给无家可归的女子指婚。另一个版本说她被父亲逐出家门，此后下落不明。两个版本都没有留下她自己的话。
案子结了，杨月楼还是回去唱戏。因为他身上的名气和这桩闹得人尽皆知的官司，观众反而更多了。戏院老板让他接连演了三天，场场爆满。
这也把官府惹恼了。知县怒其招摇，饬差役拿办。杨月楼事先听到风声，逃了。
从那以后，他在上海没有再正式登台。1879年4月30日《申报》消息，他应北京著名京剧演员程长庚之邀北上献艺，此后在北京成名，终成一代名伶。
八、这桩案子里真正的“罪”
一百五十多年后回头看，这桩案子里被写成“罪”的东西，其实是一件很轻的事：一个戏子按规矩娶了一个商人的女儿。有媒，有婚书，有聘礼。唯一“错”的地方，是那个戏子的身份在律条里被归进了“贱”。
这桩案子里真正沉重的部分，是它怎么被变成“罪”的。族党要脸面，去告了一个“拐盗”；知县带有乡党立场，一上手就动刑；刑罚逼出一份假的供词，假的供词又配上两件“证物”，于是案子“成了”。
一百多年前的上海县衙，一个知县同时管着侦、审、判、罚，没有陪审团，没有分开的公诉人和法官，也没有独立的辩方。所以那桩婚事是不是罪，从头到尾只取决于一个人的判断。
英语世界的读者认识中国古代断案，多半是通过一套小说——荷兰外交官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写的狄公案。小说里那位县令既是侦查的人，也是审案的人，还是量刑的人；1873年上海的这位知县扮演的正是同一个角色，只不过他手里多了租界的巡捕，头上多了一份刚刚办起来的报纸。
顺便说一句：这桩案子后来和“刺马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等一起，被哄传为所谓“晚清四大奇案”。它的情节其实并不扑朔迷离——真正值得看的，是一桩合乎礼数的婚事，怎样在成文法和习惯法的夹缝里被做成了罪案。
有意思的是，这桩案子的走向，最后不是由官府决定的，而是由一份刚办了一年多的报纸决定的。它把堂上的口供、把西文报纸的描述、把“西方国家均无如此之刑罚”这句话，一起放到了上海市民眼前。官府照样判了，阿宝照样被送进善堂，可这桩案子从此不再只是案卷里的一页。
那几年，上海的报纸上天天在争一件事：一个唱戏的，到底有没有权利娶一个茶商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