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十月，浙江余杭。仵作沈祥把一根银针刺进死者的身体，拔出来，针头发黑。
他据此判定：这个人是中毒死的。
死者叫葛品连，三十出头，在镇上豆腐店帮工。前一天还好好的，突然发起高烧、上吐下泻，当天下午人就没了。家里人不能接受，报了官。
就这一针，后来把一件案子从余杭县衙一直捅到了紫禁城。
它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案子里没有侠客：一个中举才几个月的读书人，一个被人叫作“小白菜”的年轻媳妇，一个不认命的姐姐，和一张刚刚学会说话的报纸。
一、一根没洗过的银针
清代验尸，用银针试毒是有讲究的。
先说清楚仵作这个行当。仵作不是官，是衙门里雇的差役，管验尸、验伤，地位很低，收入也薄。但在清代，一桩人命案的第一份、也是最要紧的一份证据，就出自他手里的那张“验状”。这张纸写对了，案子有根；写错了，后面所有的复审，都建在沙子上。
按规矩，银针先要用皂角水反复擦洗，再刺入尸体。如果死者是因中毒而亡，针取出来会变色；如果这个步骤省了，或者做得马虎，结果就不可信。
沈祥把针拔出来的时候，针头是黑的。
他把结论报了上去：服毒身死。
更要命的是另一处。他最初记下的，是死者“口鼻流血”；到了报上去的案卷里，这四个字变成了“七孔流血”。
一个是病死前的常见现象，一个是中毒的经典特征。一字之差，性质就变了。
按说，到这一步，正常的做法是再验一次、问清死因。但余杭知县刘锡彤没有这么做。因为在这个案子之上，还压着两件私人的事。
第一件，是怨。杨乃武为人耿直，爱替乡亲写状子，跟本地的官早就有了过节。他从前还写过一副对联，挂在衙门口，写的是“大清双王法，浙江两抚台”——讽刺的就是刘锡彤这一类人。
第二件，是闲话。葛品连夫妇租住过杨乃武家的房子。杨乃武是读书人，教过毕秀姑认字，两家走得近。镇上就传起了闲话，四个字，叫“羊吃白菜”。
在验尸之前，刘锡彤就已经从别人嘴里听过这四个字了。他带着成见去了现场，又带着一个“中毒”的结论回来。
二、从县衙到巡抚
毕秀姑被带进县衙。她不认。
刘锡彤动了刑：拶指、夹棍，还有用烧红的铜丝穿乳。毕秀姑昏死过几次，最后招了——她说，是杨乃武买了砒霜交给她，让她趁丈夫生病，把毒下在药汤里。
杨乃武是举人。按清朝的规矩，有功名的人不能随便用刑，得先革去功名。刘锡彤一面写公文请求革除，一面在公文送走的当晚就动了手。杨乃武被打得三次昏死，始终不认。
他不认，案子照样往上走。
杭州知府陈鲁复审，又用了一轮严刑。这一次杨乃武松了口，还“供”出了一条来路：砒霜是从余杭街上一家叫“爱仁堂”的药铺买的，卖药的人唤作“钱宝生”。
这条供词，是整件案子里最要命的一处。
因为爱仁堂的掌柜真名叫钱坦，而且他从没卖过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把钱坦传到衙门，一番“劝谕”之后，钱坦按着杨乃武的供词，给他作了证。
到这一步，县、府两级凑成了一条看起来完整的链子：通奸、合谋、买毒、下毒。判决拟定：杨乃武斩立决，葛毕氏凌迟处死。
凌迟就是民间说的“千刀万剐”，清代最重的刑罚，通常用在谋反、谋杀尊长这类罪名上。拟到这个地步，意思是案子在地方上已经定了死形。
案子报到了浙江按察使蒯贺荪那里，又报到巡抚杨昌浚那里。两级都没有把它拦住，维持原判，上报刑部。
三、姐姐上路
在讲她们往北京跑之前，得先说清清代的一桩人命案要走多少道门。
县里审完，报府；府里审完，报按察使；按察使报巡抚；巡抚再报刑部。每一级都要重新看一遍卷宗，每一级也都可以推翻下一级——这是写在制度里的。实际运转起来往往是另一回事：案子在县里就定了形，上面不过是盖章。刘锡彤敢在验尸上马虎、在供词上做手脚，底气就在这儿。
如果家属觉得冤，还有一条路：京控，越过程序，直接到北京去告。这条路难走，但它是唯一一条能把案子从浙江官场的内部，搬到外面来重新审的路。
杨乃武在死牢里写了申诉状。状子写得极狠：他一口气列了八个“不可解者”，把官方证据里的漏洞一条一条挑出来——他案发时不在余杭，砒霜从哪来，钱坦的证词为什么不核。
他的姐姐杨淑英和妻子詹彩凤，开始往北京跑。
她们变卖家产，一次又一次去都察院、去步军统领衙门递状子。京控不是递一张纸那么简单：递状的人要亲自到场，被问话，被记录，然后等；等不到回音的，过些日子再来一次。一来一回，就是几个月。
民间戏文里说杨淑英“滚钉板告状”——那是戏。真实的情形是：两个女人走了几千里路，把状子递上去，被打回来，再递上去。
转机从两头来。
一头在官场。刑部侍郎夏同善、帝师翁同龢先后介入。翁同龢调阅了案卷，发现疑点重重；都察院给事中边宝泉上奏，说这是“重案未惬众论”，请求交由刑部审理；十八位浙江籍在京官员联名上奏，要求重审。
另一头在报纸。上海的《申报》1874年1月第一次报道此案，此后追了三年，前后发表新闻和评论七十余篇，还把案卷里的奏折和谕旨一并登了出来。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舆论监督。
一张报纸不能改判，但它让一件县衙里的事，变成了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事。
四、钦差大臣也维持原判
朝廷下旨：派浙江学政胡瑞澜为钦差大臣，重审此案。
问题恰恰出在这个任命上。
学政是管教育的官，不是管刑名的官。胡瑞澜对刑狱并不在行，而他要审的，是浙江从县到省一整套官场——这些官员要么是案子的经办人，要么是经办人的上级。
他审了，也确实发现了疑点，但最后还是以“案经反复推究，供词佥同，并无滥刑逼供之事”上奏，维持原判。
杨乃武在狱里写了一副对子：
“举人变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充刑台，乃武归天。”
学台是学政，刑台是按察使。这句话传出来之后，反倒比状子更让人记住。
这一轮之后，案子几乎要定了。一个人站出来反对翻案，态度很硬——四川总督丁宝桢。他的理由是：尸体烂了，骨头本来就是白的，“毒消骨白”不能作凭据；他还放话说，这个案子要是翻了，将来没人敢做地方官。
但主张重审的一边还是压了过来。
这不全是道义。浙江官场从县到省，大多是湘系的人——杨昌浚背后站着左宗棠。对朝廷来说，借一件民间冤案收一收江南的权力，是个现成的机会。
五、海会寺开棺
光绪二年（1876年）五月，案子里的人犯、证人和葛品连的棺木，一起被押解到北京。
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城南的海会寺当众开棺验尸。这一次，验尸的是刑部的仵作荀义和连顺。
开棺那天，海会寺里外站满了人。验尸是当众做的——这本身就是个态度：北京的刑部要把这件事摆在明面上，而不是像四年前余杭县衙那样，在一间屋子里得出一个结论，再写进卷宗。
这口棺木从余杭一路押解到北京，路上走了几个月。到这时候，葛品连已经死了三年多。
他们判定死因，靠的是一本书——《洗冤录》。
这部书是南宋的宋慈在1247年写成的，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欧洲同类著作早三百多年。书里对中毒与病亡的骨殖颜色有明确记载。按这本书的规矩，葛品连的骨头呈黄白色，通体没有任何中毒的痕迹。
结论：葛品连是病死的，不是中毒死的。
公堂上，余杭知县刘锡彤和仵作沈祥都供认了：当年验尸工作做得不细，先入为主认定了中毒，为了拿到口供又动了刑。
六、平反之后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刑部结案：杨乃武与葛毕氏无罪释放。
但判决后面还留着一条尾巴。理由写的是“不避嫌疑”——杨乃武杖一百，当年被革去的举人功名不予恢复；葛毕氏杖八十。
追责随即下来。余杭知县刘锡彤被革职，发往黑龙江，后来死在路上；浙江巡抚杨昌浚、浙江学政胡瑞澜被革职；杭州知府陈鲁等人被罢免。
不过，这些人的结局并不一样。杨昌浚被革职一年后，经左宗棠保奏重新起用，先后做过漕运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胡瑞澜也在不久后复起，后来还当过大理寺卿——那是复审案件的位置。
杨乃武出狱的时候，两条腿已经废了。他回了余杭，以种桑养蚕为生，还培育出一种蚕种，在包装上印了自己的名字。1914年，他病故。
葛毕氏回余杭后削发为尼，法号慧定，1930年圆寂。
今天在余杭，有一座“杨乃武与小白菜奇案展示馆”，门口立着一座牌坊，上面四个字：借古警今。
馆里讲的是这桩案子。只是从头到尾，被记住的名字一直是杨乃武。另一个被带进县衙、被拷打到诬供自己丈夫的年轻女人，一百多年里很少被单独提起，连她真正的名字——毕秀姑——也要比“小白菜”这个绰号冷门得多。
案子结了。它留下三个数字：三年，两级钦差，一具从余杭一路押到北京的棺木。
也留下了一件从前没有过的事：这是中国第一桩被报纸一天一天追着报道的民间案子。读者第一次知道，一个县衙里的事，可以有人一直写下去。
一根银针，因为一个步骤做漏了，把一个清白的人送进了死牢；四年之后，另一批人照着一本书的规矩重新验了一次骨头，把他放了出来。
那本书写成于1247年。到1876年，它已经六百多岁，依然是这个国家验尸的凭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