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宗年间，西京洛阳。一个和尚赶路贪了夜，摔进一口枯井。
井底不是空的。里面已经有一具女尸。
第二天，主人顺着踪迹找过来，把和尚抓住，连同井里的尸体一起送到县衙。他一句都没辩解清楚，就认了罪——人是他杀的，诱拐、灭口、投尸，全是他干的。
按案卷的流程，这个案子到这里就可以结了。可它没有结，因为接手的人发现了一件事：赃物和凶刀，一件都没找到。
一、这桩案子是从哪儿来的
这桩案子记在南宋郑克编的《折狱龟鉴》里，卷二“释冤下”一门。
郑克编这部书的时候，北宋已经亡了一百多年。他所依据的材料，是五代和凝、和㠓父子编的《疑狱集》，再加上他从旧文里采摭来的案例，以及北宋的案子；每一条后面，还要附一段他自己的论断。《折狱龟鉴》里的这一条，末尾注的出处是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也就是说，这件事最早的记录，出自一位当过宰相的人笔下。同一件事，《宋史·向敏中传》里也有。
这部书的分量在它的编排。全书八卷，分成二十门，第一门就叫“释冤”——把平反冤狱放在最前面，是编者的态度。所以后面那些“察奸”“鞫情”“惩恶”的门类，都是从这一门往下排的：先保证不冤枉人，再谈抓贼。
顺便说清一件事：这不是小说。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的那套“狄公案”推理小说，是二十世纪荷兰外交官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写的；他笔下的县令既是侦探也是法官，素材正是从中国这一类案牍集里取的。而这部案牍集里收录的，是真实审理过的案子，包括下面这一桩。
中国人写断案的书，宋代是一个高峰。除了《折狱龟鉴》，还有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再晚一些，南宋的宋慈在1247年写成《洗冤集录》，那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系统法医学专著，比欧洲同类著作早了三百多年。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点：它们不是给百姓看的，是给后来的官员看的——怎么验尸、怎么问案、哪些地方容易出差错，一条一条列出来。
二、那个求宿被拒的和尚
故事开始得很普通。
一个和尚傍晚赶路，路过一个村子，到一户人家求宿。主人不许。
和尚退了一步，说那就让我睡在门外那辆车的车厢里。这一次主人答应了。
这一夜他睡得不好。他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有盗贼进了这户人家，扶着一个妇人，还带着一包衣服，翻墙出去了。
和尚躺在床上想的是另一件事。他今天求宿被拒，又硬要留宿，明天这家人发现丢了女人和财物，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他，抓到县里，说不清。
还有一层。宋代的僧人有官府发给的度牒，那是身份凭证，走到哪儿都要用。一个被牵连进命案的和尚，最先担心的往往不是自己会不会死，而是这份凭证没了、身份没了，从此连乞食赶路都成了问题。
于是他跑了。
三、枯井
他不敢走来时的大路，专挑荒草地里走。
天黑、草深、路不熟，他一脚踏空，摔进了一口枯井。
而那个翻墙出去的妇人，已经被人杀死，尸体就在井里。血把和尚的衣服染了。
天亮以后，主人循着踪迹找过来，在井边抓到了和尚。人，物，都在。送到官府。
在这里插一句制度上的背景。宋代的命案有一套固定的处置流程：出了人命，地方要差官前去检验，由仵作动手查验，填写验状，写明伤在哪里、什么形状、是不是致命，再由官员核签。这套流程存在的意义，恰恰是为了防止“一个人被打了就认了”这种事。
而这一案里，最要紧的那一步——赃物和凶刀——从头到尾没有人去追。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折狱龟鉴》里只有一句：“不堪掠治，遂自诬。”
——他受不了拷问，自己认了。
他认的这个版本，编得相当完整：他和妇人通奸，说好了一起逃走；怕事情败露，就把她杀了，把尸体投进井里；自己一不留神失足，也掉了下去；至于赃物和凶刀，本来在井边，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案子就这样“破”了。案卷报到府里，“狱成，皆以为然”——所有人都觉得没有疑问。
四、“前生负此人命”
府里只有一个人不同意。
向敏中。
他不同意的理由，不是觉得和尚不像凶手，而是很简单的一条：赃物和凶刀一样都没有找到。和尚自己都交代了，这两样东西却不见影。
他把和尚叫来，一遍一遍地问。问了几次，和尚只有一句话：“前生负此人命，无可言者。”——我上辈子欠了他一条命，没什么好说的。
这句话在案卷里读起来很沉：一个人挨过了拷打、认了死罪，到这一步已经不想再争了。他觉得这是命。
向敏中还是问。问到后来，和尚把实情说了。
于是向敏中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秘密派了一名府里的吏员，出去找那个真正的盗贼。
五、村店里的一段对话
那名吏员走到一个村子的路边小店吃饭。
店里有个老太太，听说他是从府里来的，不知道他只是个吏员，就问他：“和尚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吏员撒了一个谎。他说：“昨天已经在街市上打死了。”
老太太叹了口气，问：“那要是现在抓到贼，怎么办？”
吏员说：“府里已经把这个案子判错了，就算抓到贼，也不敢再问。”
老太太听了，说了一句：“既然如此，说了也没关系。那个妇人，是本村一个少年杀的。”
吏员问：那个人在哪儿？老太太指了他的住处。
吏员过去，把人抓了，赃物一并起获。
这段对话里最厉害的地方，是那名吏员随口说的那句“府已误决此狱，虽获贼，不敢问也”。他不是在套话，是把当时官场的真实逻辑说了一遍：案子一旦判了、定了，翻案往往比错判更难——错判只错一个人，翻案要牵动一批人。老太太之所以肯开口，正因为她已经知道“说了也无害”。
和尚这才被放出来。《折狱龟鉴》记下当时的情形只有四个字：“一府咸以为神。”
六、郑克写在后面的那段话
郑克在《折狱龟鉴》里，除了记事，还给每个案子附了一段论断。这一条的后面，他用的是另一桩案子作对比。
那个案子里，有个已经被定成死罪的人，自己认为“抓不到真凶就没有活路”，所以从头到尾一句都不辩。潞州的王晦叔看出不对，压着不结案，暗中去查，最后抓到了真正的杀人者。
郑克把两件事摆在一起，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这两种情形是一样的——一个是“没什么好说的”，一个是“不获真凶无以自明”。可这两个官员都不敢就此结案，最后都抓到了真凶、把冤枉的人放了。靠的不是运气，是“尽心矜谨”。
同卷里紧挨着的下一条，是另一个方向的例子，郑克也把它排在这里。同州有个富民，父子几人被控告合谋杀死家中逃亡的女奴。办这个案子的是录事参军，此人先前向这户富家借钱没有借到，于是判了父子几人死罪。推官钱若水觉得不对，把案子压了十来天不结，有人当面骂他收了富家的钱；他只是笑，不辩。十来天里他做的事，是秘密派人去找那个“已经死了”的女奴。人找到了，带回来，富家父子当场卸下刑具放走。
郑克给这一门起名叫“释冤”。这两条前后脚排在一起，讲的是同一件事：口供在最经不起追问的地方，往往是最不能信的地方。
“矜谨”这两个字，是郑克自己给这部书定的调子。他选的这些案子，大多不是“神探”故事，而是官员在证据不足的时候，选择了不往下判。
七、赃、仗，和一件很难的事
要把这桩案子看懂，得知道“赃、仗不获”这四个字在那时候有多要紧。
“赃”是赃物，“仗”是凶器。古代审案，尤其命案，靠的是三样东西能够互相咬合：口供、尸伤、物证。尸体上的伤要能对上凶器，凶器要和口供里说的对得上，赃物要能证明动机和去向。这三样里缺一块，案卷就立不住。
宋代承唐律，《宋刑统》沿用下来的那套体系里，口供从来不是定案的唯一依据。实务上讲究的是“赃证分明”——物证、书证、人证要能彼此印证，才敢把命案往上报。反过来讲，一个案子的口供越完整、越顺，越要看它旁边有没有东西撑着。
和尚的口供里，偏偏就缺了“赃”和“仗”这两块——而且缺得蹊跷：一个连“诱拐、灭口、投尸、失足落井”都肯交代的人，为什么会在赃物和凶刀上去掉这两样最要紧的东西？向敏中怀疑的，就是这个不咬合。
这也是这桩案子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一个人认了罪，不等于案子就破了；案卷里所有人说“没有问题”，也不等于没有问题。
八、后来的事
向敏中的仕途一直很顺。太平兴国五年他考中进士，此后历任地方和朝廷要职，到宋真宗朝做到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他生于949年，卒于1020年，字常之，死后谥“文简”。从时间上算，他断这桩案子的时候，距离宋慈写《洗冤集录》还有两百多年，距离郑克把这类案子汇编成书还有一百多年。
《宋史》本传里提到他出镇地方的时候，用了这样一句评价：以前从朝廷出去镇守一方的旧相，大多不把具体政务放在心上；只有向敏中勤于政事，到哪里都有政声。宋真宗问过身边人一句话：大臣去管一个地方，难道不该像向敏中那样吗？
至于那桩案子里的其他人，史书没有留下名字。“某甲”就是《折狱龟鉴》里的写法——一个杀了人的村民，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那个被杀的妇人，也没有名字。老太太、店、井，都没有名字。
留下来的，是一个人的办案方法：他先去看那两件找不到的东西。
案卷里所有人都在讨论和尚的供词，只有他去数了赃物。数完之后，他没有替任何人翻案，只是不肯往下判——直到那两样东西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