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年，七月，忠州。
使者是从长安来的，带着诏书。屋里的人接了诏，没有争辩，也没有求饶。
他叫刘晏，六十五岁。三十年前，整个大唐的粮食、盐、钱，都在他一支笔底下过。长安城的米价，是他从千里之外运来的船一船一船压下去的。
现在他被贬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州，做刺史。诏书到的那天，他的官衔还没有卸。
赐死的方式，史书写得很省：诏中人赐晏死。
死后照例要抄家。清点的人进了他的屋子，记下两笔：杂书两乘，米麦数斛。
两车书，几斗米。
清点的人以为自己算错了，又数了一遍。
七岁的正字
刘晏生于716年，曹州南华人。父亲做过县丞，家境平常。
725年，唐玄宗封禅泰山。队伍经过的地方，官员争着献文。一个八岁的孩子也写了一篇《东封书》，递到行在。
玄宗看了，觉得奇怪，叫宰相张说当场考他。张说问了几句，回头对皇帝说了三个字：国瑞也。
这个孩子被带回长安，授秘书省正字。
正字是个小官，管校勘典籍里的错字。一个八岁的孩子穿着官服坐在秘书省，同僚都当稀罕看。
后来《三字经》把他写进去了：「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千百年里，中国的孩子背这一段的时候，背的就是他。
唐人笔记里记过一件事。玄宗后来跟他开玩笑：你做正字，正了几个字？
他答：天下的字都能正，只有一个「朋」字，正不得。
朋党的朋。一个孩子说这话，满座都笑了。这个故事出自唐人的笔记，未必句句是真的，但它流传了一千多年，因为说得太准——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在「朋」字上翻的车。
他在长安长大，读书，做官，一步一步往上走。做过夏县县令，考核时「未尝督赋，而输无后期」——不催，粮也按时到。后来又做温县县令，政绩被记录下来。
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他大概会做一个不错的刺史，然后老死。
运河上的账
755年，安禄山起兵。八年之后，洛阳、长安都被烧过一遍，关中残破，江淮还在。
问题是：江淮有粮，关中没有路。
从江淮到长安，走的是运河。运河在战乱里淤了、断了、没人管了。史书说那时候「太仓空虚，鼠雀犹饿」，京城的米一斗卖到一千钱，宫里吃的都不能按时。
更难的是三门。黄河在三门峡那里被山夹住，水从石头缝里挤过去，中间一块砥柱。漕船过这一段，十艘里要翻七八艘。押船的官吏宁可丢官，也不肯走这一趟。
所以那时候的人说，从江淮运一斗米到长安，路上要耗掉十斗。
宝应元年以后，刘晏接手了转运的事。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发号令，是走路。
他从淮水、泗水一路走到河阴、巩县、洛阳，一段一段地看：哪里淤了，哪里浅了，哪一段的船工在偷，哪一段的官吏在收钱。看完，他给宰相元载写了一封长信，把利弊一条一条列出来。
元载正掌着权，看完信，把漕运的事全交给了他。
他改的第一件事，是分段。
以前是一条船从扬州一直开到长安。江水宽，汴水窄；汴水浅，渭水急。一条船走完全程，不是搁浅就是散架。他改成：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渭。每一段用自己的船、自己的船工，到接口卸货转运。
他造了两千艘船，叫歇艎支江船，每船载一千斛。十船为一纲，配篙工、楫师，工钱由官府出，不再征百姓的徭役。
船工是雇的，不是抓的。这一点在当时很不寻常——以前这种活是徭役，抓来的壮丁在船上挨打，跑了要连坐。他改成给钱，人才肯干，船才保得住。
他在汴水边上修闸，蓄水、放水，让船一段一段地过。
第一年，运到关中的粮食四十万斛。后来最多的时候到一百一十万斛。
按十船一纲、一船千斛算，四十万斛是四十纲。这些粮食，是一船一船从淮水上抬过来的。
史书记了一个场面：第一批船到长安，皇帝叫人奏乐，到东渭桥去迎。皇帝对他说了一句话：卿，朕之酂侯也。
酂侯是萧何。当年刘邦在前线打仗，萧何在后方送粮。这个比喻，是皇帝能给一个管钱的人最高的评价。
六百万缗的盐利
漕运解决的是长安吃饭。盐解决的是朝廷花钱。
唐代的盐，安史之乱后改过几次办法。刘晏接手时的盐政，官府设的机构太多，盐吏遍地，百姓买盐贵，官府收的利却不多。
他改成一个很简单的结构：民制、官收、商销。
盐户煮盐，官府统一收购，然后加价卖给商人，商人自己运、自己卖，随他卖到哪儿去。官府只在产盐地设场，江淮一带有四个大场，吴、越、扬、楚到处设仓。
这样一来，官府不用养几万人去卖盐，商人为了赚钱自己会把盐送到最偏的地方。
当时有人反对。理由是商人逐利，盐价一定会涨，最后苦的是百姓。
他的回答很实在：官收盐利，商走四方，两边都有钱赚，盐才到得了山沟里。后来史书的评语是八个字：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
这八个字，是他一生做过的事里最难的一件事——让朝廷赚钱，同时让老百姓买得到盐。
盐利从每年四十万缗，涨到大历末年六百万缗。当时天下的赋税收入，一半以上是盐利。
他还管物价。办法是常平：丰年粮贱，官府加价买；歉年粮贵，官府减价卖。听起来简单，难在要知道各地现在是什么价。
他在各州设常平仓，收粮、存粮、放粮，一年一年地滚。又拿盐利去补漕运的亏空——运一斗米到长安，成本比米价还高，这笔亏空，是盐钱填的。
两条线，一条运粮，一条赚钱，中间用一本账连起来。这本账他管了二十年。
他为此做了一套消息网。各州设「驶足」，一站接一站，专门跑消息。四方的物价、雨雪、丰歉，几天之内就能汇总到他案上。
史书说他「食顷知四方之价」，一顿饭的工夫，天下什么贵什么贱，他都知道。所以他敢调，也调得准。
他用人也有名。他手下的官，多是年轻人，有本事但没背景。他派一个人到几千里外去，那个人做的事，他像在旁边看着一样清楚。有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用人要专，疑人不用。
他做事的样子，史书里写过两句。一句是「质明视事，至夜分止」——天刚亮就开始办事，办到半夜；连休假日也不停。另一句更形象：「每朝谒，马上以鞭算。」
上朝的路上，他骑在马上，用马鞭在空气里划，算账。
一个人把天下的钱粮装在脑子里，走在路上都在算。这样的人，很难让人放心。
他自己的日子过得很省。住长安修行里，房子矮小，饭菜简单，家里没有侍妾。
一封信
大历十二年，宰相元载被查。查的人，是刘晏。
元载贪，专权，得罪的人太多。案子办下来，元载赐死。跟着他的一批人贬的贬、流的流，其中有一个叫杨炎。
杨炎那时是吏部侍郎，有才，气盛。他和刘晏早就不和——两人同在吏部的时候，刘晏是尚书，杨炎是侍郎，议事时互不相让。
元载的案子办完，杨炎被贬到道州。他记住了这件事。
三年后，代宗死，德宗即位。杨炎做了宰相。
杨炎不是个庸人。他后来推的两税法，把按人头收税改成按田亩和财产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和刘晏的分歧，一半是路子不同，一半是旧怨。
但在刘晏这件事上，他用的不是政见，是刀。
他上任做的头几件事里，有一件是报复。
他给皇帝上言，说刘晏当年在代宗朝，曾经暗中联络人，想立独孤妃的儿子为太子，废掉当时的太子——也就是现在这位皇帝。
这句话碰到了最要命的地方。德宗做太子的时候，位置一直不稳，这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还有一层：刘晏掌财权二十年，天下的钱粮、人事、消息都在他手里。一个新皇帝，看见这样一个人，先想到的不是功劳，是分量。
刘晏被罢去转运等使，贬为忠州刺史。
杨炎还不放心，又联合荆南节度使庾准，编出一条更重的罪：刘晏在忠州，和朱泚通信，言语怨望，图谋作乱。
建中元年七月，诏书送到忠州。赐死。
两车书
抄家的时候，清点的人在他屋里只记了两笔。
杂书两乘。米麦数斛。
两车的书，几斗的米麦。
他的家人被流放岭南。朝中几十个官员被牵连。天下人都说这件事冤。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疏，替刘晏说话。奏疏递上去，没有回音。
四年后，兴元初年，德宗慢慢想明白了，准许他的家人回来把他安葬。
又过了五年，贞元五年，追赠郑州刺史，加司徒。
杨炎的结局也不长。建中二年，他得罪了另一个宰相卢杞，被贬崖州，走到半路被赐死，也是缢。
唐人写这段史，写到这儿，忍不住加了一句评：杨炎杀刘晏，卢杞杀杨炎，何其相似。
刘晏一辈子经手的钱，用亿来数。他死的那天，账目上留给他自己的，是两车书和几斗米。
后来有人替他算过一笔：他在朝二十年，管天下财赋，家里没有添过一亩地，没有盖过一间新房。
这话是夸他，也是把他推到那个位置上的原因之一。一个在钱堆里不拿钱的人，会让所有拿钱的人不舒服。
他死之后，漕运的办法还在用，盐政的框架还在用，常平的章程还在用。唐朝靠这套东西又撑了一百多年。
忠州那间屋子后来没有人记得在哪儿。他归葬的地方，说法也不一。
但那两车书是记下来了。一部《新唐书》，一部《旧唐书》，都写了这一笔。
只是再没有一个人，能把四方的物价在吃一顿饭的工夫里，全装进自己脑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