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扬州，治所在寿春。州衙里来了两个人，为了一个孩子在打官司。
两个人抢着说同一句话：这是我的儿子。两个人都有邻居站出来作证。郡里、县里审过，谁也不服，案子往上递，最后落到了扬州刺史李崇的案头。
李崇把两个男人和孩子分开关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他派人对两个人各说了一句话：你的儿子得了急病，已经死了，你出去给他办后事吧。
这件事记在《魏书·李崇传》里，《太平御览》摘引北朝史书时也抄了一遍，后来五代人编的《疑狱集》和南宋人编的《折狱龟鉴》都把它收进去当范本。故事不长，但它里面藏着一个很少被讲清楚的问题：在没有任何凭据的两方之间，一个断案的人，凭什么找到真相？
先说李崇这个人。
李崇（455—525），字继长，北魏顿丘人，是文成元皇后的侄子，属于外戚一系。他十四岁入仕，历事孝文、宣武、孝明三朝，做过荆州刺史、兖州刺史，在淮南的寿春镇守了十年，手下养着几千精兵，几次打退南朝的进攻，对面的军队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卧虎”。
《魏书》评价他“在官和厚，明于决断，受纳辞讼，必理在可推始为下笔”——为官宽厚，善于决断；受理诉讼的时候，一定要道理站得住才肯落笔。同一篇传记里也写了另一面：他“性好财货，贩肆聚敛，家资巨万”，做买卖赚钱，家产极大，被当时的人看不起。
一个既会断案、又爱钱财的人。这桩争子的案子，就是他判的。
一、一桩谁也断不了的案子
案子的起因非常简单，简单到几乎无从查证。
寿春县人苟泰，家里有一个三岁的儿子，在一场盗乱里丢了。乱世里丢一个孩子，多半就是永远找不回来。苟泰找了几年，没有音讯。
这件事要放在当时的背景里看，才不至于奇怪。寿春在淮河边上，是北魏南面的重镇，孝文帝、宣武帝两朝，南北双方在这一线反复拉锯，人口流动大，流民、逃兵、盗匪混在一处。一个三岁的孩子在盗乱里丢失，在那个地方并不算稀罕事；而户籍登记松散，孩子被谁抱走、又辗转到了谁家，中间几年发生过什么，根本无从查考。
后来他在同县一个叫赵奉伯的人家里，看见了这个孩子。
他告到官府，说这是我的儿子。赵奉伯不肯还，说这孩子是我的。两边都有邻居出来作证——这在古代是很常见的证据形式，一个村里的事，街坊四邻往往比谁都清楚。问题是，这一次两边的邻居都愿意站出来，而且都说的是同一句话。
郡里断了断不了，县里也断了断不了，案子于是往上走。
难在哪里？难在这不是一个靠推理能解决的题目。孩子三岁丢的，被找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几年，小孩子长得快，几年之后相貌都变了；他又是在什么情形下到了赵家的，中间经历过什么，谁都说不清。两个人各执一词，各自有证人，谁的话都堵不住。
碰到这种案子，古代官府的常规做法是：要么用刑，逼一个认罪；要么拖着，让它烂在案卷里。李崇没有走这两条路。
二、“各言己子，并有邻证”
《魏书》对李崇这个案子的记载，只有很短的一段：
“先是，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人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
“各言己子，并有邻证”——六个字，把这桩案子的死结说干净了。
李崇接过来之后，第一步做的不是审，而是把三个人分开。他“令二父与儿各在别处”，把两个父亲和孩子分别安置在不同的地方，隔着关了一段时间。
这一步看着不起眼，其实很要紧。把三个人隔开，等于切断了他们之间的一切信息：两个父亲都不知道孩子怎么样了，孩子也见不到任何一个大人。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心里的东西就藏不住了。
过了一段时间，李崇派人分别去对两个父亲说了一句话：
“你儿子得了急病，不久前已经死了。官府解除监禁，你可以出去给孩子办后事了。”
三、孩子死了
两个人的反应不一样。
《魏书》里写的是：苟泰听到这句话，当即号啕大哭，悲不自胜；赵奉伯听了，只是叹息了几声，没有一点悲痛的意思。
李崇察言观色，把孩子判还苟泰，然后追问赵奉伯欺诈的实情。赵奉伯招供了。
他供的是：自己以前丢过一个儿子，所以看见这孩子，就把他认了下来。
案子的真相，到这里才算露出来——他不是拐子，是一个也丢了孩子的人，因为太想要一个孩子，就冒认了别人的。这个动机说起来可怜，但认别人的儿子当自己的，对真正的父亲来说，是第二次失去。
这个案子的方法，后来被反复引用，原因不在于结论，而在于过程。李崇手里没有户籍、没有 DNA、没有出生记录。他能用的，是人知道“孩子死了”那一刻的反应。
而他知道一件事：一个真正丢过孩子的人，和一个想要孩子的人，对同一句话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四、他办的另外一桩案子
同一篇传记里，还记着李崇在扬州办的另一个案子，方法和这个是一路。
定州有两个流人，解庆宾和弟弟解思安因事被流放到扬州服役。弟弟解思安受不了差役，逃了。解庆宾怕日后被追究，就想把弟弟的户籍注销掉。他的办法是：认领城外的一具无名死尸，谎称这就是被人杀害的弟弟，把尸体迎回家殡葬。那具尸体恰巧与解思安长得有些像，见过的人一时都分不清。
他又进一步诬告：说弟弟是被同队服役的苏显甫、李盖两个人杀的。当时还有一个女巫阳氏，自称看见了鬼，说得有鼻子有眼，讲死者被害的时候如何痛苦、如何饥渴。案子闹到州里，苏显甫、李盖熬不住拷打，各自屈招了。
案子眼看要结。李崇觉得可疑，把它压了下来。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他找了两个外面来的人——州里没人认识这两个人——派他们去找解庆宾，说：我们住在离这里三百里的地方，最近有个人到我们那儿借宿，夜里聊天，我们觉得他不对劲，就追问他的来历。他说他是被流放服役、逃跑出来的，姓解，字思安。他还说，他有个哥哥叫解庆宾，住在扬州相国城，嫂子姓徐；你们要是可怜我，就去告诉他，替我说一声；我哥哥听了，一定会重谢。现在我们来找你，你想要回弟弟，愿意出多少钱？你要是不信，可以跟我们去看。
解庆宾听完，"怅然失色"，求这两个人等一下，他好去凑财物。
第二件，这两个人回去把情况报给李崇。李崇把解庆宾抓来，只问了一句：你弟弟是逃跑的，你为什么冒认别人的尸体？
解庆宾伏罪。再问李盖等人，他们说是屈打成招。几天之后，解思安也被人绑送回来了。至于那个“看见鬼”的女巫，被李崇叫来鞭打了一百下。
这一百下是有意思的一笔。李崇没有去和“鬼”讲道理，他只是把那个替谎话做证人的角色，按在了地上。
两个案子都有诈术：一个是诈孩子死了，一个是诈弟弟活着。李崇看的都是同一件事——一个人听到某个消息以后，脸上先出现什么。
五、一套不靠刑讯的办法
把这两桩案子放在一起，可以看出李崇断案的底子。
他几乎没有用刑。
在争子案里，他没有对任何一个父亲动手，也没有把孩子拉出来当众指认。他只是把一个消息分别告诉两个人，然后看反应。他的判断标准也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两种反应之间的差别：一个是悲痛，一个是惋惜。悲痛藏不住，惋惜装得出但装不像。
在解庆宾那桩案子里，他也是一样。全案的核心证人是一个自称见到鬼的女巫，而苏显甫、李盖的口供是刑讯逼出来的。李崇没有去争"鬼是不是真的"，他绕过鬼，去问一个更实在的问题：如果解思安还活着，他最可能做什么？答案是找哥哥要钱。于是他就派了两个人去试解庆宾，看他在听见"弟弟还活着、要钱、有人可以带你去看"这句话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个办法有一个前提：人心里知道真相，而真相会在脸上先露出一点。
当然，它也有它的边界，这一点得说清楚。它不是证据，是一道筛子。筛子能筛出谁在说谎，但筛不出完整的案情；如果一个人天生不动声色，或者情绪反应与常情不同，这道筛子也会失手。这也是为什么《疑狱集》《折狱龟鉴》这类书只是把案子记下来供人参考，而没有把它写成法条——它们记的是经验，不是定律。
六、他手里其实只有一个人
李崇经手这两桩案子的时候，手里能用的东西少得可怜。
没有户籍可以调，没有出生文书可以查，没有技术手段可以验，扬州城里还站着一个说自己看见了鬼的女巫。
他能用的，只是人。
他把人分开，是为了让一个人只剩自己；他放出一个假消息，是为了让对方心里那点真实的东西露出来；他派两个生面孔去要钱，是为了让一个以为瞒过去了的人自己走过来。
后来《魏书》给他一句评价，说他“明于决断”，又说他要受理诉讼时，“必理在可推始为下笔”——道理站得住，才肯落笔。这两桩案子就是这句话的注解：他没有凭官威断案，也没有凭好恶断案，他在等的，是那个可以被推出来的理。
今天的这类案子有别的办法。一份亲子鉴定，几个工作日就能给出答案，没有人需要去观察谁哭得更伤心。可一千五百年前没有这些东西，李崇手里唯一能用的，是两个父亲听到同一句坏消息之后的那一秒钟。
那一秒钟，他赢了。
案子之外，他仍旧是那个家资巨万、被时论看不起的李崇。会断案的人，不必是干净的人。这两件事放在一个人身上，本来就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