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二年五月，江西吉水，一间旧屋里躺着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他已经卧床很久了。家人围着他，谁也不敢跟他提外面的事——因为一提，他就咳，就喘，就整夜不睡。
那年五月，朝廷对金国用兵，打输了。淮河一带的防线一段一段垮下来。
家里人商量好了，所有讲时政的邸报，都不许送进这间屋子。
五月八日，一个族里的晚辈从外面回来，进门就说起了前线的败报。
老人一下子坐起来，放声大哭。
他叫人拿纸。手抖得握不住笔，还是一笔一笔写下去：
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
写完，又写了十四个字，留给妻子儿女。
那十四个字，史书没有抄下来。
笔掉在地上。人就没再起来。
零陵的那个老人
杨万里是吉州吉水人，生在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那一年北宋刚亡，宋高宗在应天府即位，长江以北已经丢了大半。
他家不富。父亲读过书，家里没什么钱，他从小见的多是些算得清的日子。
二十八岁那年，他中了进士。
先做赣州司户参军，后来调去做零陵县丞。县丞是个小官，管文书、管粮账，一天到晚跟纸打交道。
零陵在永州。那时候永州来了一个被贬的老人，叫张浚。
张浚这个名字，在南宋初年是压得住场子的。他做过宰相，主持过对金的军事，一一三〇年在富平一战丢了陕西，被骂了半辈子；后来又起，又败，再贬。他一辈子主张打，一辈子没打赢过几场，可他从来没改过口。
这样的人，朝廷不喜欢，读书人却认。
他到永州的时候，门前冷落。一个管文书的小县丞去拜访，门房大概也愣了一下。
张浚这个人，南宋初年做过宰相，主持过北伐，在富平打过大败仗，被骂了半辈子。他到永州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一个管文书的小县丞，跑去见他。
张浚见了他，没跟他讲做官的门道，也没讲怎么往上爬。他讲的是四个字：正心诚意。
按宋人的记载，张浚对他说的是「正心诚意」之学。意思很直白：先把心摆正，再谈别的。
史书只留下这四个字，没留下那天的谈话。你可以想见那个场面：一个被罢了三次相的老人，坐在永州的堂上，对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官讲这些，语气大概不会激昂，甚至有点疲倦。
但他讲了。那个年轻人听了。
杨万里回去，把自己书房的名字改了，改叫诚斋。
后来天下人都叫他诚斋先生。
那个被贬的老人在永州待了几年就死了。一个年轻人因为见他一面，把自己的一辈子定在了四个字上。
这件事听起来很轻。可你把他后面五十年的选择摆在一起看，就知道那不是一时兴起。
一把火烧掉一千首诗
杨万里写诗，写得极多。
他自己说，一生所作两万余首。今天能看到的还有四千二百多首，收在《诚斋集》一百三十三卷里。
这个数量在南宋是头一份。
但他早年的诗，不是后来那个样子。
他一开始学的是江西诗派。那一派讲究字字有来历，句句有出处，用典、拗句、硬语盘空。学得好的人，写出来的诗像一座摆满古董的屋子，样样都对，可走进去不通风。
他学了十几年。
绍兴三十二年，他三十六岁。那一年七月，他做了一件事：把自己早年写的诗，一把火烧了。
烧掉一千多首。
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尽焚其少作千余篇」。
一个人把十几年的功夫点着了，看着它变成灰。这不是谦虚，这是认账。
烧完之后他换了路子。他开始写眼前的东西：水、树、蜻蜓、菜花、小孩、夏天的雨。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这两句今天中国的孩子上学都背。它们不深，不险，不用一个典故，可你一读就看见那个画面。
烧掉旧稿之后，他把往后的诗按年份编成集子：《江湖集》《荆溪集》《西归集》《南海集》《朝天集》《江西道院集》《朝天续集》《江东集》《退休集》，一共九集。
这九集的名字，几乎就是他后半生的行程表：在哪一带做官，诗集就叫那一片地方。
一个把少作烧掉的人，从此对自己写的每一个字都认账。
后人把这种写法叫「诚斋体」。
它的诀窍说白了只有一条：写诗的时候，眼睛要睁着。
一道不肯奉的诏
杨万里的官，做得不算小，也不算大。
他做过国子博士、太常博士，做过广东常平的提举，管一路的茶盐，后来又做过枢密院的检详官、左司郎中、秘书少监。光宗即位那年，召他做秘书监。
这些都是清贵的差事，能看见朝廷的里子。
他看见的东西不太好看。
有一年，朝廷要在江南诸郡推行铁钱。
这里得说清铁钱是怎么回事。宋朝的钱分几等，四川用铁钱，陕西河东用铜钱铁钱兼用，江南一路用的是铜钱和会子。铁钱的分量重、价值低，一串铁钱扛在肩上，买不了几斗米。商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他要运货，要结账，钱太重，生意就做不下去。
朝廷推铁钱，是为了把铜留下来。这个算盘打得通，可代价落在江南的百姓和商人身上。
他是江东转运副使，管着这一路的钱粮。
按规矩，诏书下来，他执行就行。
他没有执行。
他上疏说铁钱不便，说了不止一次，最后是不奉诏。
宰相不高兴。他被改知赣州。
赣州他没去。他请求去做祠禄官——那是宋朝给官员的一种半退养的位置，挂着道观的名，拿一份薄俸，不用管事。
朝廷给了他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
从那一年起，他再没有出来做官。
官可弃，记不可作
他退下来的时候，正是韩侂胄当权的时候。
韩侂胄是外戚，靠着拥立宁宗起家，十几年里权倾朝野。
他上台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禁「伪学」。庆元年间，他把朱熹这一派讲道学的读书人打成党人，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名单，叫作「伪学逆党」，活着的不许做官，死了的追夺官爵。
杨万里的名字，也在这份名单上。
所以后来他修南园、要请人作记的时候，来找杨万里，是有讲究的：一个被自己打成党人的人，如果肯替自己写这篇记，那就等于当众服了软。
韩侂胄要做的，是把天下有名望的读书人都拉到自己这边来，替自己说话。
他修了一座园子，叫南园。
园子修好了，要有篇记。这种记，请谁写，就等于请谁背书。他看中了杨万里。
他派人去说：请先生写一篇《南园记》，写好了，中书省、门下省的位置随你挑。
杨万里回了一句话，一共六个字：
官可弃，记不可作。
官可以不要，这篇记不能写。
来的人还想劝。他把门关了。
韩侂胄很生气，改叫别人写。
接到这差事的人是陆游。
陆游比杨万里大两岁，两个人一辈子都在喊北伐，都写诗，都活到了八十上下。可这一篇《南园记》，陆游写了。
这件事在当时就有议论，后来更被人反复提起。有人说他老来贪名，有人说他不过是想劝韩侂胄真心用兵。他自己晚年把这篇记收进了文集，没有删。
同一件事，一个写，一个不写。两个人都被后人记住了，只是记住的方式不一样。
杨万里在家一待就是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他不见客，不赴宴，不写应酬的文章。他读书，写诗，教家里的孩子。他的诗里越来越多的是院子、菜地、雨天、病。
朝廷有时候想起他，下诏召他，他不去。
七十多岁的时候，他退了休，加了个宝文阁待制的衔。嘉泰三年，又进宝谟阁直学士，赐了衣带。开禧元年，再召，他还是不去。
他不是赌气。他是把话说得很清楚：这个人的事，我不参与。
这里还有一层，得说清楚。
《宋史》里写他「为人刚而褊」——刚是刚直，褊是狭隘、认死理。这个评价不算好听，但它是实情。
孝宗早年喜欢他的才，曾问宰相周必大：杨万里这个人怎么样？周必大没说好话。就这一句话，他此后一直没被大用。
一个在朝堂上没有朋友替他说话的人，能靠的只有自己的笔和自己的脾气。
所以他拒写《南园记》，不是一时硬气，是他这辈子只会这一种活法。
十五年的闭门，换来的是开禧二年五月八日那一张纸。
池塘还在
他死后七年，朝廷追赠他光禄大夫。又过了几年，赐谥文节。
文节的「节」字，是给他那十五年的。
他的诗留下来了。四千二百多首，大多写的是很小的东西：一只蜻蜓、一场梅雨、一个在菜花地里追蝴蝶的孩子。
他也写过大东西，写过《千虑策》三十道，论的是国本、兵事、理财；晚年还著过一部《易传》，宋人说它「行于世」。那些文字今天读的人不多。
人们记住的，是池塘。
吉水县黄桥乡有个村子叫湴塘，是他的故里。村里还有他家的老屋基，村前有几口塘。
六月里去，荷叶铺满水面，一朵一朵地开。
岸上蹲着小孩，伸着手，想去够那朵刚冒头的花苞。
上面停着一只蜻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