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四年，夏天，长安。
朝堂上正在吵一件事：山东的蝗虫。
这年河南、河北、山东大旱之后起了蝗，蝗虫过处，禾苗吃尽。地方官报上来的奏疏一封比一封急。
按老规矩，这种事要祭。
汉朝以来的说法是，蝗灾是上天示警，因为皇帝做错了事。对付的办法是修德、祈祷、设坛、下罪己诏。你不能杀蝗虫，杀了等于跟上天对着干。
满朝文武大致都是这个意思。有人说这是天灾，人力管不了；有人说杀生太多会招祸；还有人直接说，捕蝗是扰民。
满朝都说不能杀
宰相姚崇不这么看。
他说：蝗虫怕人，田有主人，让人各自救自己的田，不会不尽力。
他提出三条：夜里在田边点起火堆，蝗虫扑火，就在火边挖坑，一边烧一边埋；按田亩收「捕蝗粮」，给捕蝗的人做报酬；派御史到各州去，监督执行。
反对的声音没有停。
黄门监卢怀慎来劝他：蝗是天灾，哪能靠人力解决，杀生太多，恐怕伤了和气。
姚崇回了一句：当年楚惠王吃蚂蟥，病就好了；孙叔敖杀两头蛇，后来做了宰相。你要说杀蝗有祸，这祸算我一个人的，跟你没关系。
话说得这么硬，卢怀慎不再劝。
最难的是汴州。
汴州刺史倪若水不肯动手。他上奏说，蝗灾是上天降的，应该修德禳灾，靠捕杀没用。姚崇直接下文斥他：古代好太守，蝗虫都不进他的地界；你说修德能免灾，那你那里的蝗虫，是不是你德不够？
倪若水接了文书，立刻开始捕蝗。汴州一州捕到十四万石。
这一年的蝗灾，就这么压下去了。
史书上记了结果：蝗患渐止，岁仍大穰。灾年还是收了粮。
具体是怎么捕的，可以想见那个场面。
六月的田里，蝗虫落在禾苗上，一片叶子几分钟就没了。夜里在田埂上点火，火一起来，蝗虫往火里扑，扑进去就落在地上，人拿扫帚往坑里扫，扫一层土，再扫一层。
一亩地要几个人，一夜要烧掉几担柴。这种事一个村做不了，得几个村连起来做，还得有人管着不许偷懒。
所以姚崇要派御史下去。他知道，光靠一道命令，田里不会动。
从挽郎到宰相
姚崇生于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陕州硖石人。
他本名元崇，字元之。后来因为要避「开元」这个年号里的字，改名叫姚崇。
他家不是寒门。父亲做过嶲州都督，他年轻时靠门荫出来做官，第一个差事是挽郎——皇帝或皇后出殡时，在灵车前唱挽歌的差事。这个差事听着不体面，但它是许多官家子弟入仕的跳板。
不久他补了濮州司仓，管粮仓，是一份要算账的活。
他算得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后来他一辈子做的事，大多是算账。
万岁通天元年，契丹犯河北，连破数州，军务堆成山，公文像雪片一样进来。姚崇当时在兵部，一件一件剖开，条理分明。武则天见了，提拔他做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那一年他四十七岁。
武则天用人有一套：她要能办事的人，也容得下不好对付的人。姚崇在她手下做了几年宰相，也见过她怎么对付反对者。
长安四年，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她退位，迎中宗复位。姚崇参与了这场政变。
政变成功之后，中宗即位，武则天迁到上阳宫。
百官都在庆贺。姚崇一个人哭了。
张柬之问他：现在是该哭的时候吗？你怕要倒霉了。
姚崇说：我参与这件事，是为国；今天哭旧主，是为臣的情分。就算因此获罪，我也甘心。
他果然被外放。
此后十几年，他在亳州、常州、申州这些地方来回调动。做刺史，做长史，做别驾。政绩都不错，位置却一直不上去。
这一段很重要。一个人在最能做事的时候被放到地方上去，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就此烂掉，一种是把地方的账算清楚了。
他属于后一种。
在地方上做刺史，能做的不外乎几件事：查户籍、修水利、断积案、平粮价。这些事不上史书的头条，但一件一件做下来，一个州就能活得下去。
后来他做宰相，能一眼看出哪一省的账不对，靠的就是这十几年。
十事要说
开元元年，唐玄宗李隆基刚刚除掉太平公主一党，坐稳了位子。
要说清这个位子有多难坐。
从他祖母武则天退位算起，到这一年，一共八年，换了四个皇帝，两次宫廷政变。中宗的皇后韦氏想学武则天，毒死了自己的丈夫，立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李隆基带兵进宫杀了韦后，把他父亲睿宗扶上台；睿宗在位两年，太平公主把持朝政，七个宰相里五个是她的人。
李隆基再一次动手，才把这条路走完。
所以他坐上去的时候，朝廷里全是上一轮斗争留下的人。
他要一个能替他收拾局面的人。
据唐人记载，玄宗在新丰召见姚崇，谈了一夜。谈得高兴，就要任命他做宰相。
姚崇没有立刻谢恩。
他说：臣有十件事要奏，陛下如果做不到，臣不敢奉诏。
然后他一件一件说。
这十条，大意是：不要再用武则天那套严刑峻法；不要贪边功，轻易开战；宦官不许干政；皇亲国戚不许担任台省要职；不管是谁犯法，都要依法办；租赋之外不许再加征；不要再建寺观；对大臣要以礼相待；允许臣下进谏；外戚不得干政。
十条说完，玄宗一条一条答应。
这就是有名的「十事要说」。
它其实是把一份政治条件摆在皇帝面前：你要用我，就得答应这十条。这种谈法在中国政治史上不多见——一个大臣跟皇帝谈判，谈的是自己的施政空间。
玄宗答应了，姚崇才拜相。
上任后的三把火
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裁官。
中宗、睿宗两朝，卖官卖得厉害。花钱买来的官叫「斜封官」，不经中书省、门下省，皇帝直接下墨敕任命，前后有几千人。姚崇一一清理，罢掉一大批。
第二件事是整僧尼。当时寺院占田占人，僧尼数目膨胀，他下令核查，勒令一批人还俗。
第三件事是派人下去查地方官。贪的、糊涂的、老的，一一处置。
做了这些事，得罪的人能排到城外。
死姚崇算活张说
开元四年，姚崇辞相。
辞的原因不光彩：他的两个儿子收了人家的钱，替人说话，事情闹到御史台。姚崇没有护短，自己上表请退，同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
玄宗准了，给他开府仪同三司，五天上一次朝。
此后十七年，他没有再做过宰相，但皇帝的咨询一直没断。
开元九年九月，姚崇去世，年七十一。
他死前留了一篇文章给子孙，叫《遗令戒子孙文》。文章里说的事很具体：他见过太多人家，父辈辛苦一辈子，死后子孙为分家产打成一团，最后家败人亡。所以他交代：丧事从简，不许厚葬，不许请僧道大办，不许在坟里埋贵重东西。
他反对厚葬的理由很实在，不是讲节俭。
他说，坟里埋了值钱的东西，就有盗墓的人来；坟修得越气派，越容易被挖。人死了，连骨头都保不住，那是子孙的孝心害的。
一个算了一辈子账的人，连自己的坟都当成一笔账来算。
这篇文章里还有一句，大意是：我这一生，该做的事做了，不该拿的钱没拿。
他死后，谥号文献。
还有一个故事，流传很广，但要说明：它不见于正史，是后人笔记里的记载。
先说这两个人为什么不合。
张说也是名相，文章写得好，人也能干，资历跟姚崇差不多。姚崇拜相的时候，张说心里不服，曾经想办法阻挠，还跟玄宗的兄弟岐王走得很近。姚崇把这件事报给玄宗，张说被贬到相州。
两个人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故事说，姚崇临终前，把儿子们叫到床前，交代了一件事。
他说：张说跟我一向不合。但他有个毛病，喜欢宝玩。我死后，他按礼节一定会来吊丧。你们把我收藏的珍玩全部陈列在灵堂上。他要是看都不看，你们就完了，赶紧收拾家当回老家。他要是看了又看，你们就把东西送他，同时请他写神道碑。
儿子们照办。
张说来了，果然在那些器物前面站住，看了很久。姚家把东西送上，又请他为父亲写碑文。张说一口答应，写得很漂亮，把姚崇夸成了一代贤相。
碑文写完，姚家立刻刻石，同时抄一份送呈皇帝。
过了几天，张说回过味来，派人来要原稿，说有几处要改。
姚家说：已经刻了，也呈给皇上了。
张说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了一句话：死姚崇，还能算活张说。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它想说的意思很清楚：张说一旦写下那些夸奖的话，就再也不能在政治上否定姚崇了；而姚崇知道张说会写，也知道他会后悔。
一个算了一辈子账的人，最后一笔账是算自己的身后事。
他死后四十三年，安史之乱起。
有人回头找原因，说开元之治的底子，是姚崇、宋璟两个人打下的。史书上一句话概括得很好：姚崇善应变，宋璟善守正。
一个负责动，一个负责守。动的那一个，先把该拆的拆了，该杀的杀了，该省的省了；守的那一个，把规矩立在原地，不许人乱动。
后人给他一个称号，叫「救时宰相」。
这四个字有分寸。它不说他建立了什么制度，不说他留下了什么学说，只说他在一个坏下去的时候，把船扳回来了。
姚崇的墓在今天的河南伊川。按传说，墓碑上那些字是张说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