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三年（1036）的冬天，开封城外，几个人在路边摆了一桌酒。
被贬的人叫范仲淹，四十八岁，要去饶州。送行的同僚里有人举杯说了一句：此行尤光。
范仲淹笑了。他说：我前后已经三光了。
这是他第三次被赶出京城。第一次去河中府，第二次去睦州，这一次去饶州。三次的理由不一样，三次的场面几乎一样：一纸诏书，几辆车，几个敢来送的人。
第一次送他的人说，此行极光。第二次说，此行愈光。第三次说，此行尤光。
「光」是光荣的意思。
后来梅尧臣写《灵乌赋》劝他，说乌鸦报凶信招人恨，不如闭嘴自己快活。范仲淹也写了一篇《灵乌赋》回他，里头有一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宁可叫着死，不愿沉默着活。这八个字后来被反复引用，比他的任何一道奏疏都流传得广。
在一个贬官等于身败名裂的年代，他的朋友把这件倒霉事说成了荣耀。这不是安慰话，是当时士林对这件事的公开判断。
范仲淹两岁丧父。
母亲谢氏带着他改嫁到淄州长山朱家，他跟着姓朱，名说。这个姓用了二十多年，直到他中进士之后才改回来。
少年时他在长白山的僧舍读书。穷到什么程度？史书里留下四个字：断齑画粥。
夜里煮一锅粥，等它凝住，用刀划成四块。早上吃两块，晚上吃两块。菜是腌菜，切碎，撒上盐，一顿吃几根。
这不是文学修辞，是宋代士人反复引用的一个标准像：一个将来要做宰相的人，早年靠四块冷粥过日子。
大中祥符八年（1015），他中了进士。
那一年他二十七岁。
三次被贬
第一次被贬，是因为他管了皇帝的家里事。
天圣七年（1029），仁宗已经成年，朝政还在刘太后手里。范仲淹上疏，请太后还政。一个秘阁校理，从六品，去管太后的权柄。
结果是被贬为河中府通判。
一个从六品的官，管了一件只有宰相能管的事。
第二次是明道二年（1033）。仁宗要废郭皇后，范仲淹和孔道辅等人跑到垂拱殿门前谏阻，拍门环，喊话，要皇帝收回成命。
第二天，他被贬到睦州。
这三次之间，他还在地方上做了几件实事。
天禧五年（1021），他在泰州西溪当盐官，看到唐代修的捍海堰早已坍塌，海潮倒灌，良田变盐碱地。他上书请求重修，朝廷准了，工程从 1021 年做到 1026 年，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长约一百五十里。当地百姓叫它范公堤，堤址至今还在。
景祐元年（1034），他知苏州。苏州连年积水不退，他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条河，把积水导入太湖，再排入海。这套「修围、浚河、置闸」的办法，后来的两浙官员照着用了两三百年。
一个被贬的人，去一个地方就修一段堤、开几条河。这在他看来是本职，不是政绩。
第三次最凶。景祐三年（1036），他把朝中官员的升迁关系画成一张《百官图》，献给仁宗，指着图说：哪些人是按资历上来的，哪些人是宰相的门生故吏。当时的宰相是吕夷简。
吕夷简反击的罪名只有两个字：朋党。
这两个字在宋代很重。它不是说你有朋友，是说你结党。
范仲淹被贬饶州。为他说话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一起被贬。
延州的风
康定元年（1040），西夏的兵打到了延州。
宋军在三川口大败，一位主帅被俘。
延州几乎空了。朝廷这时候想起那个被贬了三次的人，把他从越州调来，复天章阁待制，知延州。
他五十二岁。
延州是前线。城外的堡寨大半丢了，士兵散在各处，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他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出兵，是点人。
他把一万八千名士兵分成六将，每将三千人，各练各的，轮流守城、出战、休整。这个办法在当时叫「将兵法」的雏形，说白了就是：兵要知道自己归谁管。
第二件事是修城。
他在延州周围修青涧城，在要害处一座一座地筑堡，把防线往前推。西夏的骑兵来去如风，最怕的就是这种一寸一寸往前挪的钉子。他修一座，对方就得拔一座；拔不掉，路就断了。
第三件事是招人。
还有一件他没写进奏疏的事：屯田。延州四周的地荒着，兵闲着手，他让士兵在堡寨旁边开田，种粮、种菜、养马。军粮从内地运一石到延州，路上要耗掉两三石，自己能种一石，就是省下两三石。这不是什么奇策，但前线的将军们往往顾不上，因为种地不出战功。
他顾得上。
他招抚沿边的羌人部族，给他们粮、给他们地、跟他们立约。羌人叫他「龙图老子」——他带着龙图阁直学士的职名，又上了年纪。
边地流传一句话：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后人编的，难以确证。可以确证的是，他在延州那几年，西夏没有再从这一线大举南下。
他写了十条
庆历三年（1043），他被召回京城，任参知政事。
仁宗开天章阁，赐手诏，问治天下的办法。范仲淹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
十条：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
第一条到第四条，讲的是同一件事。
官太多，而且升得太容易。
「明黜陟」改的是磨勘法。原来官员三年一迁，年限到了就升，不问干得怎么样；新政改成看政绩，有赃罪的一律停，不称职的落职，有功有能的破格提拔。这一条一动，动的是整个官僚集团的预期。
宋代的官，荫补的路子太宽。一个宰执可以荫庇几十个子弟亲戚，一个学士也能荫几个人。这些人不用考试，不用政绩，年资到了就升。范仲淹要做的，是把这条路收紧：按政绩考核，按才干用人，科举重策论不重诗赋，地方长官由中央挑而不是由上面的人塞。
新政推行了几个月，朝廷的气氛变了。官员开始怕考核，子弟开始怕没官做。
庆历四年冬天，一件小事引爆了。
进奏院祭祀，按惯例把积存的废纸卖了办酒席。苏舜钦是范仲淹荐举的人，主持这次宴会，还请了乐工。御史中丞王拱辰弹劾他们「监守自盗」「谤讪朝政」。
一干人下狱，十余人被贬。
王拱辰很高兴，说了一句：吾一举网尽矣。
第二年春天，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全部外放。
一年零几个月，全部作废。
邓州的一篇记
庆历五年，他被贬到邓州。
邓州在今天的河南西南，当时是个安静的地方。他在那里修览秀亭、筑春风阁、办花洲书院，闲时去讲学。
庆历六年，他收到一封信。
信是滕子京写来的。滕子京也被贬了，在岳州，重修了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记。
范仲淹没有去过岳阳楼。
他凭着一幅图和一封信，写了《岳阳楼记》。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这是洞庭湖。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这是坏天气里的楼。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这是好天气里的楼。
然后是那两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篇文章三百六十余字。它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散文之一，几乎每个中学生都背过。
写它的人四十八岁（按当时记法），被贬在邓州，没有见过那座楼。
文章最后一句是：微斯人，吾谁与归。
没有这种人，我跟谁走呢。这句话是问句，问的是滕子京，也是问他自己。
义庄
皇祐元年（1049），他调任杭州。
子弟看他年纪大了，商量着买些田产，给他养老。他拒绝了。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拿出积攒的俸禄，在苏州买了千亩良田，交给弟弟找人经营，收入一分不取，全部用来赡养族中的穷人。
这个机构叫范氏义庄。
规则定得很细：族中每人每天一升米，每年一匹布；婚丧嫁娶各有定额；子弟读书有补贴；族中孤寡加给。
这不是一次性的施舍。
这是一份写得像账本一样的长期契约。义庄有田、有租、有账、有管理人，规则刻在石上，后世子孙不得擅改。
范氏义庄从北宋一直办到民国，前后八百多年。
一个人做一次好事不难。难的是让这件事在他死后八百年还有人接着做。
皇祐四年（1052），他调知颍州。
他已经病重，还是上路了。走到徐州，走不动了。
五月二十日，他死在徐州，六十四岁。
他死在任上，没有走到颍州。
死的时候，家里没有多少余财。入殓时，连一件像样的新衣都要靠朋友凑。
仁宗亲书碑额「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文正。
「文正」是宋代文臣的最高谥号。整个宋朝，得到这两个字的人不到十个。
他死的那一年，距离《岳阳楼记》写成六年。
邓州的花洲书院还在，春风阁重修过几次。苏州的范氏义庄旧址，后来变成了一所学校。
一千年前那个吃四块冷粥的少年，最后留下的不是田产，不是官位，是一句话。
那句话，写在洞庭湖边一座他从未见过的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