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公历1900年6月22日，敦煌的夏天，风从鸣沙山上往下灌。
莫高窟最下面一排洞窟跟前，一个道士正带着人清沙子。
他叫王圆箓，湖北麻城人。当过兵，后来出家做了道士，一路云游，落在了敦煌。
敦煌在河西走廊的最西头。再往西，是玉门关、阳关，是西域。
汉唐时候，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商队、僧侣、使节、逃难的人，都要从这片绿洲上过。
莫高窟就开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从公元4世纪起，一代一代凿了一千年，洞里全是壁画和彩塑。当地人叫它千佛洞。
到了清末，千佛洞早就败了。没人管，没香火，风沙一年年往里灌。
王圆箓住进了一座荒庙，成了这里的住持。他把这块地方当成了自己的。
沙子是这里的常客。
风一年一年地把沙往洞里灌，最下面几层洞窟已经被埋了半截。
他雇人清沙，想把洞窟收拾出来，重画几尊神像，收点香火钱。
他想修庙。
清到第16窟的甬道时，一件事发生了。
扫沙子的人
关于这一天，流传最广的一个细节是这样的：雇工清沙清累了，靠在甬道边歇脚，点了一锅旱烟。烟锅里的烟不往上飘，反倒被吸进了墙缝里。
于是人们去敲那堵墙。
墙是空的。
这个故事是后来人记下的，真假难考。王圆箓自己留下的说法是另一个版本：沙子清到一定深度，甬道北壁露出一道裂缝，他用手敲，里面传来回响。
不管哪个版本是真的，墙后面确实有一个洞。
他扒开那堵墙，看见一间不大的屋子，差不多三米见方。
屋里堆满了东西——一层一层，用白布包着，从地面一直摞到洞顶。
里面全是东西。
一个道士，发现自己住的破庙里，藏着一屋子的古书。
他当时是什么反应，没有留下记录。后世对他的评价，一直分成两半。有人说他是把国宝送出门去的罪人；也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被时代推到那个位置上的穷道士——他报告过，求过，没有人理他。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1900年的中国，顾不上敦煌。这一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正往北京打，慈禧带着光绪往西安跑。西北的荒漠里，一个道士守着一屋子纸卷，山外面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
墙后面的屋子
这个洞，今天的编号是第17窟。
它的位置很特别：它不在崖面上，而是藏在第16窟甬道的北壁里，等于从主洞的通道上另开了一扇暗门。
这扇门藏得很深。
一个藏书的地方，为什么要藏进墙里，还要封死？
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定论，主要有几种说法。
一种是避难说。认为公元11世纪初，西夏的军队逼近敦煌，莫高窟的僧人来不及把经卷带走，就把它们集中封存在这个洞里，砌上墙，再画上壁画盖住。原本打算日后再回来取，可这批人再也没有回来。
一种是废弃说。认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储存旧材料的地方。寺院里用旧的经卷、抄坏的文书、过期的契约，堆在这里，攒够了，就封起来。
还有一种书库改造说，认为这里原本就是藏书处，后来因为洞窟改造，书被移进了这间侧室。
各有各的道理。
三种说法都有人支持，谁也说服不了谁。
有一件事是共通的：这扇门一关，就是九百年。
洞里有些什么
先说数量。洞里一共清出多少东西，各家的统计不完全一样，学界一般说五万余件——写本、绢画、纸画、刺绣、拓片，还有一些法器。
再说年代。最早的要往前推到公元4世纪，最晚的到11世纪初。一个洞，装着七百年。
最后说内容，这才是真正让人意外的地方。
大部分是佛教经卷。可除了佛经，还有道教经书，有摩尼教的文书，有景教的文献。一个西北边陲的寺窟里，几种宗教的东西摆在了一起。
有官府的文书：沙州、瓜州的账本、户籍、契约、诉讼状子、军屯的清单，还有归义军政权留下的往来信件。唐朝和五代史书上缺掉的许多细节，是从这堆纸里冒出来的。
史书缺的那些，在这里。
有《降魔变文》，有《王昭君变文》。这种"变文"是半说半唱的俗讲底本，中国白话小说的源头，靠它们才被看清楚。
有《云谣集杂曲子》，现存最早的曲子词结集，比《花间集》还早。
还有绢画和绣品。绢上画着菩萨、天王、供养人，颜色褪了，线条还在。有的经卷外面裹着绣花的帙子，帙子上还缀着带子。
写经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字迹从唐人的楷书，慢慢变成五代的行书，像一本摊开的书法史。
这些东西，随便哪一件单独拿出来，都够一个博物馆专门腾一间屋子。
有一张《全天星图》，手绘的，被认作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星图之一。
有唐拓的《温泉铭》和《化度寺碑》，传世最早的碑帖拓本。
最有名的一件，是一卷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的《金刚经》。
那是一卷纸，前面有一幅木刻的扉画，画的是佛在给孤独园说法的场面。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它是印出来的，不是抄出来的。它上面记着一个年份，这个年份足以把中国印刷史的坐标钉死。
洞里的文字，除了汉文，还有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一门已经失传的语言，可能就躺在这堆纸里。
王圆箓不识字，或者认得的字很少。他说不清这些东西值多少。
可他知道这不是寻常物件。他一层层往上报。
他先报告了敦煌县令汪宗翰。汪宗翰来看过，取走了几卷。他又接着往上送。1903年前后，甘肃学政叶昌炽听说了这件事，手里也拿到了几卷写本和绢画。
叶昌炽懂行。他看出了这东西的分量，建议甘肃省把藏经洞的东西全部运到兰州保存。
运费没有人出。
藩台衙门的答复是：路太远，银子太多，缓一缓再说。
这一缓，就是七年。
两个远道来的人
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从印度出发，开始他第二次中亚探险。
他叫奥雷尔·斯坦因，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入了英国籍，在英属印度工作。他会读好几种语言，偏偏不懂汉文。
1901年他第一次到这一带，就听过藏经洞的传闻。那时候他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一次，他是奔着它来的。
1907年3月，他到了敦煌。
他先去看莫高窟的壁画，接着听说了藏经洞。他找了一个人——蒋孝琬，一个懂中文、又摸得清中国官场门道的师爷，做他的翻译和说客。
王圆箓起初不肯。他是道士，洞里的东西他看不太懂，可他明白那是庙里的家当。
几趟下来，谈的方式变了。斯坦因不再说"考古"，他开始谈修庙。
他摆出姿态：愿意拿一笔银子捐给莫高窟，用来修缮庙宇。这句话他反复强调。对王圆箓来说，这是他听得懂的语言——修庙，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
后来人们算过那笔布施，大约四十锭马蹄银。
1907年5月，斯坦因的车队离开敦煌，带走二十四箱写本、五箱绢画和刺绣。这些东西今天分藏在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国家博物馆。
第二年，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到了。
伯希和跟斯坦因不是一路人。他是汉学家，汉语、藏语都好，还能读中亚的好几种语言。他钻进那个洞，蹲在里面翻了三个星期。
他挑的，是文献学意义上最精的那一批。他带走了大约七千件，运回巴黎，分藏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据说那笔钱是五百两白银。
他挑走了最好的。
1909年，伯希和把一部分卷子带到北京，给京城的学者看。
罗振玉、王国维这些人一看，全都愣住了。
敦煌还有这样的东西？
他们不知道。发现者王圆箓八年前就报过官，可这消息压根没能走出甘肃。
罗振玉等人立刻上书学部，要求把藏经洞里剩下的东西全部运到北京。
一路散失
1910年，清廷的学部下了令：藏经洞残余卷子，一律运往京师。
命令下去，走的是陆路，一站一站，从敦煌运到兰州，再从兰州运到北京。
到了北京，人们清点，发现数目对不上。
少了很多。
原因不难找。这一路上，经手的官员和差役，顺手抽走了不少。到了北京，又有人以"借阅""检验"的名义往外拿。有人把整卷抽走，塞一段普通的残卷进去充数；有人干脆把长卷裁开，分成几段。
这笔账到今天也没有算清。运进京师图书馆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伯希和后来在北京看到这些卷子，发现很多是他在敦煌见过、却没有挑走的。
再往后，敦煌还在往外流。
这只是开始。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到中国，又带走一批。俄国的鄂登堡来了，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也到过敦煌。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的华尔纳来了。他看中了墙上的壁画。用的是化学胶布，往墙上一贴，再撕下来，颜色就跟着走了。十几幅壁画，几尊彩塑，就这样离开了莫高窟。今天在哈佛艺术博物馆，还摆着敦煌的菩萨。
东西流出去以后，一门学问跟着起来了。
法国、英国、日本，一批批学者围着这些卷子做研究，敦煌学成了显学。中国学者要研究自己家门口的东西，得跑到伦敦、巴黎去看原件，或者等人家印出影印本。
这是最难受的地方。
1930年，学者陈寅恪为一部敦煌目录写序，写下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这句话后来被引用了无数次。它说的不只是丢了东西，更是那种够不着自己东西的滋味。
1941年，监察院长于右任到敦煌考察，回去以后提议：在莫高窟设立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
1941年到1943年，画家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一住就是两年多。
1943年，一个叫常书鸿的画家从法国回来，辗转到了敦煌。
他在法国已经画出了名堂。看到一本敦煌图录之后，他决定回来。
到敦煌的那一天，他看到的是一排排黑黢黢的洞窟，流沙一直埋到脚边，壁画在一块块剥落。第17窟里，早就空了。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成立，常书鸿是第一任所长。
没有电，没有路，吃饭要自己种菜，冬天冷得笔都握不住。
他们留了下来。
那间三米见方的小屋子，空了以后，就再没有装回过东西。
今天它编作第17窟。门锁着。
当年砌住洞口的那一层，后来被剥掉，留下一个方方正正、露出砖面的缺口。
一个道士带人扫院子，扫开了一个洞。一百多年里，全世界的人在为这个洞里的东西写字、争论、流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