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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奸”到“英雄”：张自忠如何用一场血战洗刷污名，以身许国？

作者：孟付良发布时间：2026-04-14 09:02:23

一、

1940年5月28日，重庆朝天门码头。

哀乐震天，长江呜咽。一艘小火轮缓缓靠岸，码头上黑压压跪了数万人。站在最前面的，是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他一身素服，眼眶通红，扶着灵柩，失声痛哭。数万民众，哭成一片。

灵柩里躺着的那个人，三年前还是全国报纸唾骂的头号“汉奸”，是老百姓恨不得食肉寝皮的“卖国贼”。他的名字，曾经和殷汝耕、汪精卫出现在同一个句子里。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甚至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把他“明正典刑”。

可现在，数万人为他跪地送行。蒋介石为他抚棺痛哭。日军战机在码头上空盘旋了三圈，一弹未投，默默飞走——这是整个抗战期间，日军唯一一次为敌方将领停止轰炸。

毛泽东在延安为他写下“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朱德题写“取义成仁”。周恩来亲笔撰文，称他“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这个从“汉奸”到“军魂”的人，就是张自忠。从“国人皆曰可杀”到举国哀悼，不过三年。他用一条命换回了四万万人的眼泪。

张自忠将军 AI处理照片

二、

1891年，山东临清唐园村，张自忠出生在一个官宦人家。

父亲张树桂在江苏做知县，正经的五品官。张自忠小时候锦衣玉食，14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家境一落千丈，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至少吃饭不成问题。

真正让他走上另一条路的，是1911年。那年他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读书。这所学校当年是北方新思想的阵地，校园里各种思潮翻涌，他读到了很多在老家一辈子都接触不到的东西。他发现这个国家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外国列强欺负到家门口了，军阀们还在窝里斗，老百姓活得猪狗不如。也就是在这一年，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从那天起，那个官宦之家的少爷死了，一个叫张自忠的爱国者诞生了。

光读书救不了国。1914年，张自忠投笔从戎，跑到奉天新民屯当了一名普通士兵。

他投奔的是陆军第二十镇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团长车震是临清同乡。车震第一眼看到这个高高大大的年轻人，就觉得这不是池中之物——有文化、能吃苦、还不要命。1916年，车震把他推荐给了冯玉祥。从此，张自忠在西北军里安上了第一块基石。

冯玉祥带兵有个毛病——暴脾气，规矩大，动不动就打军棍。张自忠从基层军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1919年入军官教导团深造，鹿钟麟夸他“治学勤劬，对人真诚”，把他捧为“标准学员”。1921年升营长，1924年升团长，1925年升旅长。到1927年，已经是第28师师长了。

可张自忠跟别的军阀不一样。别的人升了官就想着怎么捞钱，他想的是怎么带兵。在西北军中，他是出了名的“严”和“爱”——训练的时候往死里练，谁偷懒都不行；可下了训练场，他对士兵好得很，谁家有事他过问，谁受伤他亲自去看。这种带兵风格，后来贯穿了他整个军事生涯。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反蒋介石，最后被老蒋各个击破，西北军土崩瓦解。1931年，张自忠所在部队被张学良收编，番号改为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张自忠任第38师师长。

29军的装备差到什么程度？有兵没枪，有枪缺弹。没办法，只好每人发一把大刀。这刀还是西北军的老传统——当年冯玉祥因为枪弹不足，就给部队配大刀。29军接过来之后，把大刀训练搞得炉火纯青。张自忠有个口头禅：“人怎么都是死，打日本鬼子而死，才死得其所。”

机会很快就来了。1933年，长城抗战打响，29军奉命开赴喜峰口。日军先头部队已经抢占了关口，形势危急。张自忠和37师师长冯治安合组指挥所，共同指挥第一线作战部队。3月11日夜，张自忠派出数百名大刀队员，由当地百姓带路，沿山间小道绕至敌人背后，趁日军还在睡梦中，手起刀落，人头滚滚。

这一仗，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日本《朝日新闻》头版登出标题：“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喜峰口大捷的消息传遍全国，麦新谱写了《大刀进行曲》，副标题就是“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的名字，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刚刚被全国人民当成抗日英雄的将军，三年后会被全国人民骂成“汉奸”。

三、

1937年4月，日方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29军军长宋哲元心里清楚：自己身为最高领导人，若亲自前去，日方必然提出无理要求，届时进退两难，便委托张自忠率团代访。一方面，张自忠时任天津市市长，与日本人打交道最多，日方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作为主战派的张自忠本来对日本深恶痛绝，断不会有失体面。

张自忠接到了这个烫手的山芋。他不想去，可又不得不去。

4月下旬，张自忠率“冀察平津国外旅行团”启程赴日。团员中包括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37师旅长何基沣、38师旅长黄维纲、132师参谋长徐廷玑、143师旅长田温其等军政官员，规格不低。张自忠的14岁女儿张廉云和哥哥也随团同行。

在日本期间，他们先后去了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日方的接待规格令人咋舌——不仅安排了天皇接见，待遇甚至超过了一个月前接待中国外交部部长张群的规格。在东京，日方官员陪着他们参观工厂、学校、军营，一路笑脸相迎，不时抛出“中日亲善”之类的话题。张自忠每次都礼貌回应，但绝不多说半个字。在参加国际博览会时，张自忠发现中国馆对面设有“伪满洲国展馆”，愤然表示若不撤除将立即回国，迫使日方撤馆。‌‌在日方剪彩仪式现场发现飘扬伪满洲国旗帜时，张自忠拒绝参加，直到日方收起旗帜。‌‌

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后来专门研究过这次访日，结论是：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

张自忠将军老照片

可那时候的舆论管这些吗？不管。

消息传到国内，舆论顿时炸了锅。坊间随后流传他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得了日本人赠送的巨款，日本还送给他一个东洋美人云云。汉口《武汉日报》将这则消息作为新闻刊登，谣言传得满天飞。日本媒体推波助澜，大肆渲染张自忠“宣扬中日亲善”。

张自忠百口莫辩。他在喜峰口砍死过多少鬼子，没人提了。他在长城抗战中流过多少血，没人提了。大家只知道——你张自忠去了日本，见了天皇，拿了日本人的好处，你就是汉奸。

四、

七七事变爆发时，张自忠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事变后的第三天，37师一个旅长准备会同其他部队向丰台日军发动突袭，歼灭该敌。张自忠得知后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感到这位旅长不易说服，他又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

这条命令，后来成了他被骂的又一条罪状—— “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

两天后，29军军长宋哲元从山东返回天津。此时宋哲元与张自忠均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可事情并没有朝他们设想的方向发展。7月25日、26日，接连发生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中日冲突面日益扩大。

7月28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29军发起全面攻击。当宋哲元终于下定战斗决心时，替代张自忠指挥38师的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在南苑壮烈殉国。当晚九时，29军高级将领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等人从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考虑到张自忠担任天津市长以来与日本人接触较多，易于为日方所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宋哲元要求张自忠留守北平。

7月28日深夜，宋哲元给张自忠留下一纸手谕：“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由张自忠代理。”

张自忠接过手谕的时候，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升官，这是把他架在火上烤。一个在喜峰口用大刀砍翻过日军的将军，现在要穿着长袍马褂去跟日本人握手、开会、签字。他不仅不能亲自领军上阵以战斗洗刷国人的流言与猜忌，而且还要继续与日本人交际、周旋。如同他睁着眼睛看自己跌下悬崖，却又不能不跳下去。

7月29日清晨，北平城门大开，张自忠以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市长名义发表安民告示，维持北平治安。他竭力支撑平津危局，掩护29军安全撤退，解决金融粮食问题，防止城中秩序崩溃。可在外界看来，这一切都是“张自忠做了日本人的走狗”。《武汉日报》报道称“今晨起平城门大开，市警保安队已在张节制下图现日计划燕北特殊化”。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七七事变’后，张氏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因此舆论界对其攻击尤力，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慨。”

张自忠没有辩解。

他没法辩解。他总不能说：“我不是汉奸，是宋哲元让我留守的。”他也不能说：“我是奉命跟日本人周旋，是为了掩护29军撤退。”可这种话，在那个年头说出来谁信？宋哲元在保定，佟麟阁、赵登禹在南苑殉国了，而他张自忠——坐在北平市政府的办公室里，跟日本人面对面谈判。

于是他就这么背着“汉奸”的帽子，日日夜夜。

五、

到了8月，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紧。日军派人传话，要他正式发表声明“脱离南京政府”。张自忠断然拒绝。

他知道，不能再待了。他辞职，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然后秘密潜入美国好友的住宅。可三天后就被北平伪公安局长潘毓桂侦知，派出警察将其住处四面围住。张自忠发现情形不妙，化装成洋人的厨师逃了出来，躲到北平西城一穷人家里——此人是张自忠当排长时同事的岳父。

五天后，警察带日本人前来查户口，发现家中多出一人，便进行询问，主人说是老家来的亲戚，糊弄了过去。午餐后，张自忠一身乡下人打扮，来到美国同仁医院躲藏。可日本人到处搜查，外侨办的医院、旅社更是检查的重点。

8月26日，他化装成一汽车司机，拉着外籍某要人驰抵门头沟，但因有日军驻守，不得已又折回来，到一教堂内隐匿居住。9月1日拂晓，他化装成菜农，与一名真菜农共同拉着一车菜赶市售菜，欲乘机将菜车拉出西直门。但巡逻的便衣队盘查很严，没有机会混出去，只能再次回到城内。

在路上，随处都能听到“张自忠已离开北平逃逸”的传言，他更感觉不能在北平久留。

张自忠将军

9月3日，张自忠身穿孝服，头戴麻帽，骑着自行车直奔朝阳门。这是最后的办法了——丧服晦气，日本人忌讳这个。果然，盘查的日军见他穿着孝服，觉得晦气，赶紧挥手让他离开。张自忠骑出朝阳门，直奔天津，转乘英国轮船到青岛，再绕道济南，奔赴南京。

在济南，他差点又栽了。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以“汉奸”为由将他拘押，派秦德纯等人押送南京侯审。在韩复榘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详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急忙令张将军躲到厕所里。张自忠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费了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自忠的刺激极大。他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不是几个记者骂他，是千千万万的同胞要杀他。

六、

到了南京，张自忠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自己这是在“待罪投案”。

那一年，南京的冬天格外冷。街道上，树是枯的，风是硬的，连空气都像刀片一样刮人。张自忠住在一间简朴的寓所里，深居简出，几乎不出门。他怕自己那张脸被人认出来——不是怕被打，是怕看到别人眼中的鄙夷。那些年，他已经承受了太多这种目光，可每一次，都还是像刀扎。

1937年10月，张自忠终于等到了面见蒋介石的机会。

他走进蒋介石的官邸时，脚步沉重得像灌了铅。他穿着素净的军装，脸色灰白，眼眶深陷，整个人消瘦得厉害。据说，他在蒋介石面前放声大哭，哭得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他请求蒋介石给他一支军队，让他上战场去死。他说：“我张自忠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声音是颤抖的，可那颤抖里，全是火。

蒋介石没有说话。他沉默了很久。

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旁边的幕僚们面面相觑——按照当时的舆论风向，张自忠应该被送交军法审判，甚至有人主张“明正典刑”。全国各地要求严惩张自忠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连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都建议他拿张自忠开刀，以平民愤。

可蒋介石没有这么做。

他不是不想，是没法。一方面，张自忠确实是奉宋哲元之命留守北平，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掩护29军撤退，并非投敌卖国。宋哲元已经替他写了证明信，向蒋介石解释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张自忠是他手下的将领，是老西北军里最能打的干将之一，这个人还有用。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从张自忠那双哭红的眼睛里，看到了一样东西：忠诚。一个真正当了汉奸的人，不会有那样的眼神。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张自忠为第59军军长。

这支军队，是他的老部队38师扩编而成。当时59军各部分驻于河南焦作、道口（今滑县）等地，军部设于道口西南汲县李源屯。-15说是“军”，其实不过是一万多残兵败将，兵员不足，装备短缺，连正常的军械补充都没有供应上。可张自忠不在乎。他要的不是装备，是机会。一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

12月7日，张自忠回到59军军部。

将士们早已在寒风中列队等候。他们看着这个曾经被他们视为“抗日英雄”的军长，如今憔悴消瘦，眼睛里布满血丝，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他们都知道，将军这几个月受了多大委屈——他替29军扛了雷，替宋哲元挡了枪，替整个华北擦了屁股，换来的却是全国人民的唾骂。

张自忠站在队伍前面，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他只说了一句话。就一句：

“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那一刻，整个军营鸦雀无声。片刻之后，许多将士流下了眼泪。

这不是豪言壮语，这是遗言。

在场的人中，没有人听不出这句话的分量——张自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他把“死”字刻进了自己的骨头里，也刻进了59军的军魂中。

从那天起，张自忠再也没笑过。他训练部队比谁都狠，打仗冲在最前面比谁都猛。他把对国家的忠诚、对误解的愤懑、对侵略者的仇恨，全部压在了战场上。他用敌人的血，一寸一寸地洗刷自己身上的污名。他要用死，来向世人证明——“我张自忠，不是汉奸。”

上任那天，他的贴身副官看到他在房间里坐了很久。桌上摊着一张《大公报》。副官凑近一看，头皮发麻——那张报纸上，赫然地、醒目地，把他和汉奸殷汝耕的名字并列一处。

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些文人们，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具有民族气节，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写得字字诛心：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那时的《大公报》，影响力堪比今天的《南方周末》加《新京报》再乘以三。它连篇累牍地鞭挞张自忠，效果可想而知。全国百姓，凡识字的，几乎没有不跟着骂的。

副官看着报纸上的字，再看看沉默不语的长官，心里酸得说不出话。他想安慰几句，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张自忠把报纸叠好，放进了贴身的口袋里。动作很慢，像在收藏一件珍贵的遗物。

从那以后，那张报纸，他一直没有丢。他一直带着它。带着它上战场，带着它杀敌，带着它赴死。从那天起，他就知道了——

口舌没有用。解释没有用。眼泪没有用。委屈没有用。只有血有用。

七、

1938年3月，临沂。

张自忠等到了那个机会。

当时日军板垣师团气势汹汹扑向临沂，守军是庞炳勋的第40军。庞炳勋这人，张自忠跟他有宿怨——中原大战时，庞炳勋背叛冯玉祥倒向蒋介石，还朝张自忠的师部打过黑枪。放在一般人的剧本里，张自忠该怎么做？找个理由拖延两天，等庞炳勋被打残了再上，既报了仇又不担责任。完美。

可张自忠没这么做。他接到增援命令后，率部一昼夜强行军90公里，赶到临沂。

庞炳勋在城里见到张自忠，紧紧握住他的手，老泪纵横：“老弟来得正好。我的部队都在前线伤亡殆尽。不过，我决心在临沂保卫战中和敌人拼战到底。”

张自忠只说了一句：“大哥你放心，我尽力帮你打赢这一战。”

这一战，打了七天七夜。张自忠的59军跟日军板垣师团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营长伤亡三分之一，连排长全部换了一茬。李宗仁看不下去了，下令59军撤下来休整。张自忠急了：“这个时候我们怎能撤退！让我们再打一天一夜，一定能把鬼子打到河东去。”

3月18日凌晨1时，反攻打响。59军将士如猛虎下山，一举击溃日军主力。板垣征四郎丢了大衣和手杖，落荒而逃。临沂大捷，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矶谷师团孤军深入，最终被李宗仁部围歼，台儿庄大捷就此铸成。

临沂一战，张自忠用鲜血和胜利洗刷了当年的骂名。消息传遍全国，舆论反转。《新华日报》头版标题改为“张自忠将军铁血抗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临沂大捷，张自忠居功至伟。若无此役，台儿庄必失。”

从“汉奸”到“英雄”，他用了一场仗。

张自忠将军戎装照片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他“汉奸”了。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还不够。要彻底洗刷自己，只有一条路——抗战到死。

八、

1939年，张自忠迎来了军旅生涯的巅峰。

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4月初，张自忠指挥所部接连在鄂北进行了4次中小规模的战役，歼敌不下4000人。其中二月的京山之役战绩尤佳，蒋介石特致电嘉奖。

1939年5月，随枣会战开始。日军以3个精锐师团、一个骑兵旅，约10余万人，轻重炮200多门，循襄花公路及京钟公路西进，企图扫荡桐柏山、大洪山地区，占领随县、枣阳。第三十三集团军担任大洪山南麓、京钟公路和襄河两岸的防务。

战况激烈。张自忠亲率两团兵力渡河东指挥，出其不意激战一昼夜，连战皆捷。全军在张自忠指挥下，经数日顽强奋战，使敌人全线崩溃，彻底击溃了敌人的进犯。这次襄东截击战，共毙伤日军三四千人，切断了敌人的增援和补给线，造成了随枣会战大捷。第三十三集团军受到统帅部和战区长官部的嘉奖，得奖金10万元。张自忠将钱全部分给部队，有功人员每人晋升一级。

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授予张自忠上将军衔。老百姓开始叫他“活关公”，日军也因他勇猛善战，称其为“现代关公”和“活关公”。

可他并没有沉醉在这些荣誉里。

1939年12月，第五战区对日军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张自忠率右翼兵团向钟祥以南地区的日军第十三师团发起攻击，一举歼灭第一〇四联队，击毙柴田联队长。日军很快增兵反扑，利用飞机、战车助战，火力十分凶猛。在紧急时刻，张自忠在电话中严令各路将领：“只准前进，不准后退！阵地就是我们的坟地，后退者死！”

他亲率援军奔赴最危急的阵地，官兵士气大振，利用近战、夜战，奋力击退敌人。经十几天激烈战斗，一直与敌对峙于长寿店、钟祥一线。战后，他亲笔写信给132师师长及官兵表示慰问：“此次我军出击，克奏肤功，端赖各官兵的奋不顾身，勇往迈进……牺牲虽大，所换来之代价也极伟大。”

这一仗，歼敌4500余人，取得“襄东大捷”。蒋介石亲自通电嘉奖，称张部为1939年冬季攻势第五战区中“最优部队”，其防区为“模范战场”。

从临沂到鄂北，从鄂北到襄东，张自忠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把自己从“汉奸”的泥潭里一寸一寸拔了出来。他成了全国瞩目的抗日名将，成了蒋介石手下的王牌，成了老百姓口中的“活关公”。

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些都还不够。只要他活着，就有人记得他曾是“华北头号汉奸”。要彻底洗刷自己，只有一条路。

他给自己选好了那条路。

九、

1940年5月，枣宜会战爆发。日军集结15万精锐部队，企图控制长江交通线，切断通往重庆的运输线。张自忠时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襄河以西防务。

从5月1日开始，战况一天比一天危急。张自忠在阵地上给部下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只有短短几句话：“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这封信，其实就是他的遗嘱。

5月7日，张自忠亲率第74师和总部特务营共两千余人，东渡襄河，向日军发起反击。他的计划是截断日军补给线，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出发前，他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了一封遗嘱：“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需过河与敌一拼……设若不幸，遗志由他部完成。”

5月9日至13日，张自忠部陷入日军包围。日军事先截获了他的电报密码，知道张自忠亲自过河，于是集中数倍兵力，将他团团包围在宜城南瓜店一带。连日来缺乏饮食，多以农田里的蚕豆充饥，他的旧病痢疾复发，腹泻不止，加之睡眠不足，劳累困乏，他消瘦了很多-。

从5月1日到5月15日，部队已经连续作战15天，粮弹两缺，援军迟迟不到。5月16日凌晨，日军向张自忠阵地发动了总攻。2500多名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张自忠仅剩的两个连卫队发起猛烈进攻。

张自忠多处负伤，左臂被弹片击中，右胸被子弹洞穿。可他仍然没有撤退。部下多次劝他离开，他都说：“你们快走，我断后！”

到了最后，他穿着醒目的黄呢将军服，以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出现在肉搏战的最前线。

毛主席题词

据日军战史资料《二三一联队史》记载：“第四分队的藤冈一等兵，是冲锋队伍中的一把尖刀，他端着刺刀向敌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目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原地。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军曹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出现了难受的表情。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他的遗体，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时年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