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3月5日，山东茌平，许楼村外。
傍晚时分，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像一口倒扣的铁锅。村口一棵歪脖老枣树，树皮皴裂，枝丫干枯，像个浑身皱纹的老人，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树下绑着一个人。
他的军装已经被血浸透了，左臂垂着，显然中了枪。眼镜早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高度近视，没了眼镜，眼前一片模糊，只能隐约看到几个穿黄军装的身影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那是日本兵。
刚才在琉璃寺一带遭遇的时候，他冲得太猛了。先遣纵队决定突围，他跟在队伍后面撤退，可高度近视的他看不清路，走着走着就掉了队，一个人误打误撞摸进了已被日军占领的许楼村。
日本兵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他们搜了半天，只找到几支钢笔、一把匕首、一本党章。没搜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于是他们决定换一种方式——把这人的嘴巴撬开。
皮鞭蘸了凉水，一鞭子下去，衣服就裂开一道口子，血跟着往外渗。连抽了几十鞭，这个人除了闷哼几声，连句软话都没说。日本兵换了刺刀来戳，一刀一刀地捅，血顺着裤腿往下淌，把脚底下的黄土染成了暗红色。
可这个人还是不说话。没有得到一丝有用信息。
日本兵暴怒了，正准备把他吊起来再打时，他突然开口了。
“任凭你们把我钉死在树上，”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宁可站着死，不低高贵头。宁为鞭死鬼，不做亡国奴。”
日本兵听不大懂中文，但那种语气、那种神态，他们看懂了。翻译凑过来低声说了几句，带队的日军军官脸色铁青。
“点火。”他说。
一桶煤油从头浇到脚。火柴一划，火苗蹿起来的那一刻，这个人用尽全身力气，在烈火中喊出了最后的声音——
“打倒狗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万岁！”
那声音太响了，响得整个许楼村都听得见，响得几个日本兵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
日军军官恼羞成怒，拔出一把刺刀，走上前去，狠狠地捅进了那个还在喊叫的嘴里。
火越烧越旺，火光照亮了半片天空。那个被绑在枣树上的人，成了一支燃烧的火炬。
这个人叫赵伊坪。
河南郾城人，中共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长。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这是一个写文章的人。一个教书先生。一个戴着眼镜、笑起来温文尔雅的书生。
书生赵伊坪
可他肚子里，藏着一座永远烧不化的熔炉。
二、
1910年7月，河南郾城县城崇文祠街。
一所普通民房里传来一阵嘹亮的婴啼。一个穿着长衫的年轻私塾先生喜出望外，给这个新生儿起名赵廉越，后取学名石庵。
私塾先生姓赵，叫赵子厚。家里穷，几间破瓦房，一张老八仙桌，一盏桐油灯，满屋子书卷气。他把一生的指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儿子身上。三四岁起就开始教他背《三字经》《百家姓》，小赵伊坪悟性极高，教什么会什么，私塾先生脸上天天挂着笑。
可赵子厚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宝贝儿子，将来要走的路，跟他想象的那种“光宗耀祖”，完全不沾边。
八岁那年，赵伊坪被送到县立高等学堂读书。成绩一直拔尖，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老师喜欢，同学佩服，家长骄傲。
十四岁那年，在同乡的资助下，他离开家乡，远赴北京求学，考进了育德中学。
育德中学不一般。它的前身是冯玉祥将军创办的军官子弟学校，校风硬朗，学生思想活跃。赵伊坪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国破家亡”，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在学校里，他认识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学长。这个学长叫彭雪枫，是学生自治会的会长，人长得精神，说话有分量，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子正气。
彭雪枫很照顾这个小同乡，经常找他聊天，谈时事，谈人生，谈救国。赵伊坪起初只是崇拜这个学长，可渐渐地，他发现彭雪枫说的那些话，跟他在课堂上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不是空谈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分析——为什么中国会被列强欺负，为什么老百姓活得这么苦，出路在哪里。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彭雪枫带着赵伊坪和其他进步学生走上街头，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集会，还跑到农村去宣传演讲。那是赵伊坪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政治活动，也是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手里的力量，虽然微小，但可以改变些什么。
经彭雪枫介绍，赵伊坪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一年，他十六岁。
一个戴着眼镜、文绉绉的中学生，从那一刻起，把自己的一辈子，跟一个名字连在了一起。
三、
入党后的赵伊坪，很快就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回到郾城，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底，北伐军进军河南的消息传来，中共郾城县委决定成立文化促进会，配合北伐军北上。这个担子，压在了刚满十七岁的赵伊坪肩上。
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在一座古老的中原县城里搞革命，怎么搞？
赵伊坪的办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办学。
他创办了党义训练班和农民训练班，亲自编写讲义，亲自授课。教什么？教农民识字，教他们算账，教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光是这些还不够，他又创办了扶轮学校（平民子弟小学），出版《扶轮》半月刊，还组建了一个新剧团，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教大家唱革命歌曲。
那个年代的中原农村，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赵伊坪的办法，在当时看来也许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效果立竿见影——农民们头一回发现，原来有人愿意教他们读书认字，原来自己不是天生就该被欺负的。
农民协会很快建立起来了，从几个乡发展到十几个区乡，农民武装多达一千七百余人。赵伊坪像一颗火种，扔进了郾城这片干柴堆里。
可好景不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了河南大地。“清党反共”的浪潮席卷而来，赵伊坪被列为重点搜捕对象。他被迫转移到了地下，躲在楼梯下一个仅能容身的狭小空间里，用芦席围着一盏小油灯，刻写宣传革命的文件和传单。
那日子苦得没法说。一待就是一整天，腿伸不直，腰直不起来，饿了啃两口干粮，渴了喝几口凉水。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出的传单还是慷慨激昂，字字带着火气。
后来，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位黄包车工人用一根粗井绳，把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帮他逃出了郾城。
老城墙示意图
赵伊坪这一跑，就跑到了陕西。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他打入西北军，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兵运工作。从陕西到河南，从山东到河北，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用一只粉笔、一张嘴、一颗赤诚的心，在黑暗的旧中国，点亮了一盏又一盏微弱的灯。
1935年春，赵伊坪来到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教。
这座学校可不简单。它是由爱国民主人士王毅斋创办的，当时聚集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作家姚雪垠、师陀，后来的著名记者穆青，都曾在这里读书或任教。
赵伊坪在这里的公开身份是训育主任、国文教员。学生们私下里叫他“赵先生”——不是因为他官大，而是因为他这个人太有魅力了。
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照本宣科。讲《满江红》，讲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眼睛里泛着泪光，半晌说不出话。讲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讲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会带着全班同学一起大声朗读，那声音响彻整个校园。
不光讲古文，他还带着学生办墙报、演新剧、唱救亡歌曲。他亲自动手撰写稿件，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用学生们听得懂的语言写出来。他以“蔚灵”“芒种”等笔名发表诗文，用文学的感染力鼓舞了无数青年的爱国热情。
学生们说，赵先生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每一个追求进步的人。
课余时间，他爱拖着一口河南腔唱家乡戏，还特别擅长讲故事。有一次，他给学生们讲了一个叫“红灯笼的故事”——一个古老的部落被外族打败，部落的两个儿子率领不愿做奴隶的族人，在红灯笼的指引下，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团结一心打败了入侵者。
学生们听得入了迷。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赵先生讲的不是童话。他讲的是他们自己的路。
后来，姚雪垠据此写成了短篇小说《红灯笼的故事》，发表在《中流》杂志上。那盏红灯笼，成了那个黑暗年代里，无数中国青年心中不灭的微光。
赵伊坪在大同中学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仇视。特务们多次以检查为名前来捣乱，还在城墙上贴出了“打倒共产党赵伊坪”的大标语。赵伊坪对此一笑置之，继续该干嘛干嘛。
西安事变后，彭雪枫给他来了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放下教鞭，唤醒士兵参加抗战。”
赵伊坪看了信，沉默了片刻，然后把信叠好，装进贴身的口袋里。
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大同中学，直奔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欢送会是在深夜悄悄进行的。过午夜了，大家还舍不得散，非要赵先生讲几句话送给大家。赵伊坪又讲了一遍那个“红灯笼的故事”。
讲完之后，他站起来，跟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四、
1938年初，赵伊坪到了聊城。
鲁西北的冬天，比河南冷得多。可赵伊坪顾不上这些——他有一堆事等着干。
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做国民党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的统战工作。范筑先这个人，是国民党里少有的有骨气的将领。他坚持抗战，不跟日本人妥协，在鲁西北一带很有威望。如果能让范筑先走上合作抗日之路，对整个鲁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意义重大。
范筑先将军
赵伊坪担任范筑先部的秘书科文书。他写文章快，文笔好，逻辑严密，很快就赢得了范筑先的信任。范筑先不止一次当众说：“赵先生是个有见地的青年。”
在赵伊坪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范筑先最终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这对整个鲁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做统战工作，赵伊坪还主持了中共鲁西北特委的机关报《抗战日报》，以及理论刊物《先锋》月刊。他担任社论委员会委员，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亲自撰写社论，把报纸办成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舞人民斗志的有力武器。
1938年5月，六区政训处政治工作扩大会议后，赵伊坪同其他领导一起主持创办了政治干部学校，培训了上千名爱国知识青年。这些青年后来成为坚持鲁西北抗战的重要力量。
一个写文章的人，一个教书的人，就这样在鲁西北的平原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1938年11月15日，聊城沦陷。范筑先在突围中壮烈殉国。
消息传来，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急转直下。许多干部和群众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共鲁西特委在馆陶县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由赵伊坪执笔，向全体共产党员发一封紧急信。
赵伊坪坐下来，铺开纸，拿起笔。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每个字都像刻上去的。那封信用简短有力的文字，号召全体党员立即行动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坚持抗战，争取胜利。
这封信发出去之后，整个鲁西北根据地的局势迅速稳定了下来。它像一剂定心丸，稳住了所有人的心。
1939年1月，中共鲁西区党委在馆陶成立，赵伊坪被任命为区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长。
五、
1939年3月初，鲁西区党委机关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由冠县、馆陶地区向东挺进，准备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3月5日清晨，天还没完全亮，队伍到达了茌平琉璃寺一带。战士们还没安排好吃住，侦察兵就传回消息——日军秋山旅团四千余人，联合附近几个县的伪军，总共四五千人，正向这边合围过来。
一场遭遇战，猝不及防地打响了。
日军的火力很猛，炮火一轮接一轮地砸过来。先遣纵队一连打退了敌人六七次冲锋，从清晨打到傍晚，整整一天，没让敌人前进一步。
可形势越来越危急。敌人的人数是我军的好几倍，弹药在快速消耗，伤亡在不断增加。纵队首长决定：突围。
队伍分批向琉璃寺东南方向转移。赵伊坪跟在队伍后面，边走边回头张望，确认还有没有掉队的同志。
可他的眼睛不争气。
高度近视，度数还挺深。平时离了眼镜什么都看不清，这一路突围，眼镜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磕飞了。眼前一片模糊，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走。
走着走着，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村子。
村子很安静，安静得不正常。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晚了——村里全是日本兵。
赵伊坪转身就跑，可他的腿在之前的战斗中受了伤，跑不快。日本兵很快就追上了他，把他按倒在地。
他被带到了村子外面的一棵老枣树下。日本兵搜了他的身，只找到了几支钢笔、一把匕首、一本党章。
就那么点东西。
带队的日军军官把翻译叫过来，让他问话。
“八路军往哪个方向走了？你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赵伊坪闭着嘴，一言不发。
赵伊坪纪念地
翻译又问了一遍。
赵伊坪还是不说话。
日军军官火了，一挥手，皮鞭抽了上去。一鞭子下去，衣服就裂了。十鞭子下去，身上全是血道子。几十鞭子抽完，赵伊坪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了。
可他就是不开口。
日本人换刺刀来戳。一刀捅进肩膀，一刀捅进大腿，血顺着裤腿往下淌，脚下的黄土变成了暗红色。
他还是不说话。
翻译凑过来，低声说了几句好话：“你就说吧，说了就给你治伤，好吃好喝供着。”
赵伊坪终于开口了。
“任凭你们把我钉死在树上，”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宁可站着死，不低高贵头。宁为鞭死鬼，不做亡国奴。”
翻译把这话翻给日军军官听。军官的脸黑得像锅底。
“点火。”他说。
一桶煤油从头浇到脚。
火柴一划。
火苗蹿起来的那一刻，赵伊坪用尽全身力气，在烈火中高喊——
“打倒狗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万岁！”
那声音太大了，大到日军军官不得不往前走几步，拔出刺刀，捅进那个还在喊叫的嘴里。
火越烧越旺。
赵伊坪被绑在枣树上，浑身是火，可他还在喊。
喊的是什么，已经听不清了。可每个人都知道他在喊什么。
他的学生穆青后来在文章中写道：“赵先生烧在烈火里的喊声，比什么枪炮都响。”
六、
赵伊坪牺牲了。
没有遗言，没有遗物，没有像样的葬礼。
他的遗体被村民们偷偷埋在了许楼村外的乱葬岗里。直到1946年，茌平县政府才将他和其他四十七位烈士的遗骸迁葬于徐庙村，建起了烈士陵园。
1956年，漯河市北街小学更名为“伊坪小学”。校长说：“我们要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有一个叫赵伊坪的人，用他的命换来了他们的今天。”
漯河市伊坪小学
每年清明节，河南漯河的烈士陵园和山东高唐的琉璃寺战斗纪念馆，都会举行纪念活动。两地的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缅怀这个用烈火证明了自己的河南汉子。
张洪珠是琉璃寺战斗纪念馆的第一代守墓人。他在烈士墓前守了半个多世纪，每天清晨起床，先扫墓，再升旗。他说：“这些烈士的事迹不能忘。”
张洪珠去世后，他的儿子张曰平接过了守墓的接力棒。年近七旬的张曰平，每天照样升旗，照样扫墓，照样给来参观的人讲述当年那场战斗。
“赵伊坪的骨灰虽然不在这里，”张曰平说，“但他牺牲时被绑的那棵枣树还在。每年春天，它都发芽。叶子绿得发亮，比别的树都亮。”
七、尾声
赵伊坪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几支钢笔，一把匕首，一本党章。
可他留下了一样东西——二十九岁的生命，和二十九年的滚烫。
他读书时是学霸，教书时是最受欢迎的老师，写文章时是才子，搞统战时是最好的谈判专家。他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漂亮。可他把这一切，都献给了那个他深爱的、苦难深重的祖国。
他的学生穆青后来成了著名记者，写下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回忆赵伊坪时说：“赵先生教我们背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一天，他自己会成为这两句诗最真实的注脚。”
赵伊坪一生没有杀过多少敌人，没有指挥过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役。他就是一个写文章的、教书的、搞统战的“文职干部”。
可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文人的笔，也可以比刺刀硬。书生的骨气，也可以比钢铁坚。一个连眼镜都戴不稳的教书先生，在烈火中喊出的口号，比敌人的枪炮声更让人胆寒。
他不是战神，不是刀客，不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
他是一盏红灯笼。
在黑暗的旧中国，他用自己微弱的、但始终不灭的光，照亮了他身边所有迷茫的人。然后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他用二十九岁的生命，把自己点燃，变成了一团照亮了无数后来人的熊熊大火。
1939年3月5日，山东茌平许楼村外，一棵歪脖老枣树下。
一个写文章的人，一个教书的人，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用烈火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那场火，烧了多久？
不知道。
那场火，烧了多高？
不知道。
只知道——那场火烧完之后，整个中国都亮了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