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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9年3月5日,山东茌平,许楼村外。

傍晚时分,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像一口倒扣的铁锅。村口一棵歪脖老枣树,树皮皴裂,枝丫干枯,像个浑身皱纹的老人,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树下绑着一个人。

他的军装已经被血浸透了,左臂垂着,显然中了枪。眼镜早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高度近视,没了眼镜,眼前一片模糊,只能隐约看到几个穿黄军装的身影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那是日本兵。

刚才在琉璃寺一带遭遇的时候,他冲得太猛了。先遣纵队决定突围,他跟在队伍后面撤退,可高度近视的他看不清路,走着走着就掉了队,一个人误打误撞摸进了已被日军占领的许楼村。

日本兵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他们搜了半天,只找到几支钢笔、一把匕首、一本党章。没搜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于是他们决定换一种方式——把这人的嘴巴撬开。

皮鞭蘸了凉水,一鞭子下去,衣服就裂开一道口子,血跟着往外渗。连抽了几十鞭,这个人除了闷哼几声,连句软话都没说。日本兵换了刺刀来戳,一刀一刀地捅,血顺着裤腿往下淌,把脚底下的黄土染成了暗红色。

可这个人还是不说话。没有得到一丝有用信息。

日本兵暴怒了,正准备把他吊起来再打时,他突然开口了。

“任凭你们把我钉死在树上,”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宁可站着死,不低高贵头。宁为鞭死鬼,不做亡国奴。”

日本兵听不大懂中文,但那种语气、那种神态,他们看懂了。翻译凑过来低声说了几句,带队的日军军官脸色铁青。

“点火。”他说。

一桶煤油从头浇到脚。火柴一划,火苗蹿起来的那一刻,这个人用尽全身力气,在烈火中喊出了最后的声音——

“打倒狗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万岁!”

那声音太响了,响得整个许楼村都听得见,响得几个日本兵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

日军军官恼羞成怒,拔出一把刺刀,走上前去,狠狠地捅进了那个还在喊叫的嘴里。

火越烧越旺,火光照亮了半片天空。那个被绑在枣树上的人,成了一支燃烧的火炬。

这个人叫赵伊坪。

河南郾城人,中共鲁西区党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长。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这是一个写文章的人。一个教书先生。一个戴着眼镜、笑起来温文尔雅的书生。

书生赵伊坪

可他肚子里,藏着一座永远烧不化的熔炉。

二、

1910年7月,河南郾城县城崇文祠街。

一所普通民房里传来一阵嘹亮的婴啼。一个穿着长衫的年轻私塾先生喜出望外,给这个新生儿起名赵廉越,后取学名石庵。

私塾先生姓赵,叫赵子厚。家里穷,几间破瓦房,一张老八仙桌,一盏桐油灯,满屋子书卷气。他把一生的指望都寄托在了这个儿子身上。三四岁起就开始教他背《三字经》《百家姓》,小赵伊坪悟性极高,教什么会什么,私塾先生脸上天天挂着笑。

可赵子厚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宝贝儿子,将来要走的路,跟他想象的那种“光宗耀祖”,完全不沾边。

八岁那年,赵伊坪被送到县立高等学堂读书。成绩一直拔尖,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老师喜欢,同学佩服,家长骄傲。

十四岁那年,在同乡的资助下,他离开家乡,远赴北京求学,考进了育德中学。

育德中学不一般。它的前身是冯玉祥将军创办的军官子弟学校,校风硬朗,学生思想活跃。赵伊坪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国破家亡”,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在学校里,他认识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学长。这个学长叫彭雪枫,是学生自治会的会长,人长得精神,说话有分量,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子正气。

彭雪枫很照顾这个小同乡,经常找他聊天,谈时事,谈人生,谈救国。赵伊坪起初只是崇拜这个学长,可渐渐地,他发现彭雪枫说的那些话,跟他在课堂上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不是空谈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分析——为什么中国会被列强欺负,为什么老百姓活得这么苦,出路在哪里。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彭雪枫带着赵伊坪和其他进步学生走上街头,参加北京学生的游行集会,还跑到农村去宣传演讲。那是赵伊坪第一次参加大规模的政治活动,也是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手里的力量,虽然微小,但可以改变些什么。

经彭雪枫介绍,赵伊坪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一年,他十六岁。

一个戴着眼镜、文绉绉的中学生,从那一刻起,把自己的一辈子,跟一个名字连在了一起。

三、

入党后的赵伊坪,很快就接到了第一个任务——回到郾城,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底,北伐军进军河南的消息传来,中共郾城县委决定成立文化促进会,配合北伐军北上。这个担子,压在了刚满十七岁的赵伊坪肩上。

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在一座古老的中原县城里搞革命,怎么搞?

赵伊坪的办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办学。

他创办了党义训练班和农民训练班,亲自编写讲义,亲自授课。教什么?教农民识字,教他们算账,教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光是这些还不够,他又创办了扶轮学校(平民子弟小学),出版《扶轮》半月刊,还组建了一个新剧团,自编自演文艺节目,教大家唱革命歌曲。

那个年代的中原农村,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赵伊坪的办法,在当时看来也许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效果立竿见影——农民们头一回发现,原来有人愿意教他们读书认字,原来自己不是天生就该被欺负的。

农民协会很快建立起来了,从几个乡发展到十几个区乡,农民武装多达一千七百余人。赵伊坪像一颗火种,扔进了郾城这片干柴堆里。

可好景不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了河南大地。“清党反共”的浪潮席卷而来,赵伊坪被列为重点搜捕对象。他被迫转移到了地下,躲在楼梯下一个仅能容身的狭小空间里,用芦席围着一盏小油灯,刻写宣传革命的文件和传单。

那日子苦得没法说。一待就是一整天,腿伸不直,腰直不起来,饿了啃两口干粮,渴了喝几口凉水。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写出的传单还是慷慨激昂,字字带着火气。

后来,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位黄包车工人用一根粗井绳,把他从城墙上坠了下去,帮他逃出了郾城。

老城墙示意图

赵伊坪这一跑,就跑到了陕西。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他打入西北军,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兵运工作。从陕西到河南,从山东到河北,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用一只粉笔、一张嘴、一颗赤诚的心,在黑暗的旧中国,点亮了一盏又一盏微弱的灯。

1935年春,赵伊坪来到杞县私立大同中学任教。

这座学校可不简单。它是由爱国民主人士王毅斋创办的,当时聚集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作家姚雪垠、师陀,后来的著名记者穆青,都曾在这里读书或任教。

赵伊坪在这里的公开身份是训育主任、国文教员。学生们私下里叫他“赵先生”——不是因为他官大,而是因为他这个人太有魅力了。

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照本宣科。讲《满江红》,讲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眼睛里泛着泪光,半晌说不出话。讲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讲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会带着全班同学一起大声朗读,那声音响彻整个校园。

不光讲古文,他还带着学生办墙报、演新剧、唱救亡歌曲。他亲自动手撰写稿件,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用学生们听得懂的语言写出来。他以“蔚灵”“芒种”等笔名发表诗文,用文学的感染力鼓舞了无数青年的爱国热情。

学生们说,赵先生像一块磁铁,吸引着每一个追求进步的人。

课余时间,他爱拖着一口河南腔唱家乡戏,还特别擅长讲故事。有一次,他给学生们讲了一个叫“红灯笼的故事”——一个古老的部落被外族打败,部落的两个儿子率领不愿做奴隶的族人,在红灯笼的指引下,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团结一心打败了入侵者。

学生们听得入了迷。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赵先生讲的不是童话。他讲的是他们自己的路。

后来,姚雪垠据此写成了短篇小说《红灯笼的故事》,发表在《中流》杂志上。那盏红灯笼,成了那个黑暗年代里,无数中国青年心中不灭的微光。

赵伊坪在大同中学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仇视。特务们多次以检查为名前来捣乱,还在城墙上贴出了“打倒共产党赵伊坪”的大标语。赵伊坪对此一笑置之,继续该干嘛干嘛。

西安事变后,彭雪枫给他来了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句话:“放下教鞭,唤醒士兵参加抗战。”

赵伊坪看了信,沉默了片刻,然后把信叠好,装进贴身的口袋里。

第二天,他就离开了大同中学,直奔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欢送会是在深夜悄悄进行的。过午夜了,大家还舍不得散,非要赵先生讲几句话送给大家。赵伊坪又讲了一遍那个“红灯笼的故事”。

讲完之后,他站起来,跟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四、

1938年初,赵伊坪到了聊城。

鲁西北的冬天,比河南冷得多。可赵伊坪顾不上这些——他有一堆事等着干。

他的第一项任务,是做国民党第六区专员范筑先的统战工作。范筑先这个人,是国民党里少有的有骨气的将领。他坚持抗战,不跟日本人妥协,在鲁西北一带很有威望。如果能让范筑先走上合作抗日之路,对整个鲁西北根据地的建设意义重大。

范筑先将军

赵伊坪担任范筑先部的秘书科文书。他写文章快,文笔好,逻辑严密,很快就赢得了范筑先的信任。范筑先不止一次当众说:“赵先生是个有见地的青年。”

在赵伊坪等共产党人的推动下,范筑先最终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这对整个鲁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做统战工作,赵伊坪还主持了中共鲁西北特委的机关报《抗战日报》,以及理论刊物《先锋》月刊。他担任社论委员会委员,根据党的方针政策亲自撰写社论,把报纸办成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鼓舞人民斗志的有力武器。

1938年5月,六区政训处政治工作扩大会议后,赵伊坪同其他领导一起主持创办了政治干部学校,培训了上千名爱国知识青年。这些青年后来成为坚持鲁西北抗战的重要力量。

一个写文章的人,一个教书的人,就这样在鲁西北的平原上,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1938年11月15日,聊城沦陷。范筑先在突围中壮烈殉国。

消息传来,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急转直下。许多干部和群众慌了神,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共鲁西特委在馆陶县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会议开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由赵伊坪执笔,向全体共产党员发一封紧急信。

赵伊坪坐下来,铺开纸,拿起笔。他写得很慢,一笔一划,每个字都像刻上去的。那封信用简短有力的文字,号召全体党员立即行动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坚持抗战,争取胜利。

这封信发出去之后,整个鲁西北根据地的局势迅速稳定了下来。它像一剂定心丸,稳住了所有人的心。

1939年1月,中共鲁西区党委在馆陶成立,赵伊坪被任命为区委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长。

五、

1939年3月初,鲁西区党委机关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由冠县、馆陶地区向东挺进,准备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3月5日清晨,天还没完全亮,队伍到达了茌平琉璃寺一带。战士们还没安排好吃住,侦察兵就传回消息——日军秋山旅团四千余人,联合附近几个县的伪军,总共四五千人,正向这边合围过来。

一场遭遇战,猝不及防地打响了。

日军的火力很猛,炮火一轮接一轮地砸过来。先遣纵队一连打退了敌人六七次冲锋,从清晨打到傍晚,整整一天,没让敌人前进一步。

可形势越来越危急。敌人的人数是我军的好几倍,弹药在快速消耗,伤亡在不断增加。纵队首长决定:突围。

队伍分批向琉璃寺东南方向转移。赵伊坪跟在队伍后面,边走边回头张望,确认还有没有掉队的同志。

可他的眼睛不争气。

高度近视,度数还挺深。平时离了眼镜什么都看不清,这一路突围,眼镜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磕飞了。眼前一片模糊,只能凭着感觉往前走。

走着走着,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村子。

村子很安静,安静得不正常。等他反应过来,已经晚了——村里全是日本兵。

赵伊坪转身就跑,可他的腿在之前的战斗中受了伤,跑不快。日本兵很快就追上了他,把他按倒在地。

他被带到了村子外面的一棵老枣树下。日本兵搜了他的身,只找到了几支钢笔、一把匕首、一本党章。

就那么点东西。

带队的日军军官把翻译叫过来,让他问话。

“八路军往哪个方向走了?你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赵伊坪闭着嘴,一言不发。

赵伊坪纪念地

翻译又问了一遍。

赵伊坪还是不说话。

日军军官火了,一挥手,皮鞭抽了上去。一鞭子下去,衣服就裂了。十鞭子下去,身上全是血道子。几十鞭子抽完,赵伊坪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肉了。

可他就是不开口。

日本人换刺刀来戳。一刀捅进肩膀,一刀捅进大腿,血顺着裤腿往下淌,脚下的黄土变成了暗红色。

他还是不说话。

翻译凑过来,低声说了几句好话:“你就说吧,说了就给你治伤,好吃好喝供着。”

赵伊坪终于开口了。

“任凭你们把我钉死在树上,”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宁可站着死,不低高贵头。宁为鞭死鬼,不做亡国奴。”

翻译把这话翻给日军军官听。军官的脸黑得像锅底。

“点火。”他说。

一桶煤油从头浇到脚。

火柴一划。

火苗蹿起来的那一刻,赵伊坪用尽全身力气,在烈火中高喊——

“打倒狗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万岁!”

那声音太大了,大到日军军官不得不往前走几步,拔出刺刀,捅进那个还在喊叫的嘴里。

火越烧越旺。

赵伊坪被绑在枣树上,浑身是火,可他还在喊。

喊的是什么,已经听不清了。可每个人都知道他在喊什么。

他的学生穆青后来在文章中写道:“赵先生烧在烈火里的喊声,比什么枪炮都响。”

六、

赵伊坪牺牲了。

没有遗言,没有遗物,没有像样的葬礼。

他的遗体被村民们偷偷埋在了许楼村外的乱葬岗里。直到1946年,茌平县政府才将他和其他四十七位烈士的遗骸迁葬于徐庙村,建起了烈士陵园。

1956年,漯河市北街小学更名为“伊坪小学”。校长说:“我们要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有一个叫赵伊坪的人,用他的命换来了他们的今天。”

漯河市伊坪小学

每年清明节,河南漯河的烈士陵园和山东高唐的琉璃寺战斗纪念馆,都会举行纪念活动。两地的百姓,用最朴素的方式,缅怀这个用烈火证明了自己的河南汉子。

张洪珠是琉璃寺战斗纪念馆的第一代守墓人。他在烈士墓前守了半个多世纪,每天清晨起床,先扫墓,再升旗。他说:“这些烈士的事迹不能忘。”

张洪珠去世后,他的儿子张曰平接过了守墓的接力棒。年近七旬的张曰平,每天照样升旗,照样扫墓,照样给来参观的人讲述当年那场战斗。

“赵伊坪的骨灰虽然不在这里,”张曰平说,“但他牺牲时被绑的那棵枣树还在。每年春天,它都发芽。叶子绿得发亮,比别的树都亮。”

七、尾声

赵伊坪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几支钢笔,一把匕首,一本党章。

可他留下了一样东西——二十九岁的生命,和二十九年的滚烫。

他读书时是学霸,教书时是最受欢迎的老师,写文章时是才子,搞统战时是最好的谈判专家。他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漂亮。可他把这一切,都献给了那个他深爱的、苦难深重的祖国。

他的学生穆青后来成了著名记者,写下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回忆赵伊坪时说:“赵先生教我们背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一天,他自己会成为这两句诗最真实的注脚。”

赵伊坪一生没有杀过多少敌人,没有指挥过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战役。他就是一个写文章的、教书的、搞统战的“文职干部”。

可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文人的笔,也可以比刺刀硬。书生的骨气,也可以比钢铁坚。一个连眼镜都戴不稳的教书先生,在烈火中喊出的口号,比敌人的枪炮声更让人胆寒。

他不是战神,不是刀客,不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

他是一盏红灯笼。

在黑暗的旧中国,他用自己微弱的、但始终不灭的光,照亮了他身边所有迷茫的人。然后在黎明前最深的黑暗里,他用二十九岁的生命,把自己点燃,变成了一团照亮了无数后来人的熊熊大火。

1939年3月5日,山东茌平许楼村外,一棵歪脖老枣树下。

一个写文章的人,一个教书的人,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用烈火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那场火,烧了多久?

不知道。

那场火,烧了多高?

不知道。

只知道——那场火烧完之后,整个中国都亮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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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去病是西汉名将,河东平阳人,母亲卫少儿是平阳侯府女奴,父亲霍仲孺是县中小吏,他从未被生父认领。姨妈卫子夫做了汉武帝皇后,舅舅卫青是大将军。元朔六年(前123年),十七岁的霍去病以骠姚校尉随卫青出征,率八百骑深入匈奴数百里,斩获过当,封冠军侯。元狩二年(前121年)两次出击河西,打通河西走廊,迎降浑邪王四万余众。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率五万骑北进两千余里,歼左贤王部七万余人,登狼居胥山祭天,官至大司马。元狩六年(前117年)去世,年仅二十三岁,陪葬茂陵,墓作祁连山形。

    2026-10-11 14:18:41霍去病封狼居胥冠军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