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五年,八月。长安城的铸钱炉没有熄过。
炉子在衙门后面,平时铸的是开元通宝。这一年炉子里熔的东西不一样:铜佛、铜钟、铜磬、铜幡竿上的顶子。有些佛像比人高,抬不进院子,就在墙外被砸成几块。
史书把这件事记成了一行数字:天下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
数字很干净。可数字之外还有别的东西。
比如一座寺的门口,那天站着一个小沙弥,看着自己每天擦拭的那尊像被绳子拉倒。他没有哭,也没有跑,就是站着。这样的场面,那一年在唐朝的几百个州里同时发生。
下命令的人,是三十一岁的皇帝。
没人看好的颍王
他叫李瀍,后来改名李炎。
元和九年生于东宫,是穆宗的第五个儿子。母亲韦氏出身不低,但也不算显赫。这样的皇子在长安城里有一大群:封个王,给一座宅子,逢年过节进宫磕头,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他本来该是那一群里的一个。
事情坏在哥哥们身上。
穆宗在位四年,吃丹药死了。敬宗即位,十八岁,喜欢打球、夜里出去抓狐狸,两年后被宦官杀了。文宗接着坐上来,想除掉宦官,甘露之变一败,反被软禁,四十来岁郁郁而死。
二十多年里,三个皇帝,两个死于非命,一个死得窝囊。
这些事李瀍都看着。他比谁都明白长安城真正的规矩:龙椅上坐着谁,最后由神策军里那几个人说了算。
开成五年正月,文宗病重。宰相想立敬宗的幼子,宦官仇士良、鱼弘志不愿意——立幼主,功劳是别人的;立长君,功劳是自己的。他们带着兵进了十六宅,把颍王李瀍扶上马,直接送进宫里。
第二天,文宗死了。第三天,李瀍即位。
他不算篡位,也不算受禅。他是被抬上去的。
这规矩是怎么来的?安史之乱以后,朝廷信不过外面的兵,把最精锐的一支留在京城,叫神策军。军饷由皇帝发,统帅却一直是宦官。谁握着这支兵,谁就能决定宫里那一夜发生什么。
所以这二十多年,龙椅换人的时候,台面上是诏书,台面下是几个穿紫袍、没有胡须的人。
李瀍认得他们每一个。他也知道,自己要是想做事,先得让这些人不来管他。
他的办法不是杀,是绕——把朝政整个交给宰相,让宦官守着宫门,让宰相守着中书省,两不相犯。
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被人抬上去的那把椅子,坐成自己的。
一个宰相和两场仗
新皇帝上任第一件事,是找一个能替他办事的人。
他找的是李德裕。
李德裕那时在淮南当节度使,是宪宗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牛李党争里"李党"的头,被排挤在外已经很多年。会昌元年他入朝,次年拜相。
这两个人配得很好。皇帝不耐烦读长篇奏章,喜欢听结论;宰相恰好是那种能把事情拆成条条框框的人。会昌六年里,朝廷的诏书大半出自李德裕的手。
然后是两场仗。
第一场在北方。回鹘被黠戛斯打散,乌介可汗带着残部南下,挟着太和公主,向唐朝要粮食、要城池。朝中有人说给点钱打发走,李德裕说不行:给了粮,他明年还来;借了城,他就不走了。
会昌三年正月,振武军节度使石雄带兵夜袭杀胡山,回鹘大溃,太和公主被迎回长安。她离开长安的时候是穆宗朝的公主,回来时已经是另一个皇帝的会昌年间,中间隔了二十多年。
第二场在自己家里。会昌三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死了,侄子刘稹不报丧,直接向朝廷要节钺——就是要朝廷承认他接这个位子。
这是藩镇几十年来的老规矩,也是朝廷几十年来的老毛病。
朝议吵了一个月。多数人主张答应:打藩镇从来都是花钱、死人、还不一定赢。
李德裕说,昭义和河北三镇不一样。河北那几个是几代人的既成事实,昭义就在中原边上,它一反,等于把刀架在洛阳的门口。
皇帝听了他的。
仗打了一年多,会昌四年秋天,昭义内部先崩了,刘稹被自己的部将杀死,脑袋送到长安。
这两场仗的意义,当时人看得比后人清楚。回鹘是外患,打赢了只是守住了边;昭义是内病,打赢了才是把朝廷的号令重新按回中原。此后几年,河北那几个一直半独立的镇,给朝廷的贡赋忽然勤快了起来。
两场仗打完,这个从前没人看好的颍王,在史书上有了一个年号作名字:会昌。
铜像下山
也就在这两年,皇帝开始算另一笔账。
唐朝的寺院不纳税,不当差,不服兵役。寺院名下的田是免税田,寺院名下的人是免税人。安史之乱以后,天下人口少了三成,可出家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不是信佛,是为了躲税躲役。
到会昌年间,朝廷登记在册的僧尼好几万,没登记的呢?没人知道。
另一件事更要紧:铜。
唐朝铸钱要铜,铜不够,钱就少;钱少了,米价就乱。会昌初年市面上已经在闹钱荒。而天下寺庙里立着的是什么?铜像、铜钟、铜磬,一堆一堆,全是铜,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
会昌二年,朝廷先让不守戒的僧尼还俗。会昌四年七月,下令拆掉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小寺和兰若。会昌五年四月,刀落下来了。
规定:西京长安只留四座寺,每寺留僧十人;东京洛阳留两座;天下节度使治所三十四州各留一座;其他州一律不留。

拆下来的东西怎么处理,诏书写得很具体:铜像、钟磬,熔了铸钱;铁器,交州府熔了铸农具。寺院的田收归国有,寺院的奴婢十五万人放为两税户——从此他们给国家交税,不再属于谁。
熔出来的钱,背面都铸了字,记明是哪一州熔的。今天收藏的人叫它"会昌开元",背上的字有二十几种,京、洛、扬、越、荆、襄……一枚一枚摆开,正好是一张那年唐朝的地图。
每一枚钱背后,都是一尊像。
八月,统计上来了:四千六百余寺,二十六万零五百僧尼,招提兰若四万余所。
这还不算完。祆祠、摩尼寺、景教寺,一起废了。会昌年间的长安,外来宗教几乎绝迹。
有一件事史书记得很冷。五台山的僧人在北方待不住,成群往幽州跑。幽州节度使张仲武本来不想得罪人,李德裕给他递了一句话:这些人当将不如你手下的将,当兵不如你手下的兵,你收他们做什么?张仲武于是关了关。
关上门,这些人的去处就没有记载了。
有一个人留下了记载。
他叫圆仁,日本天台宗的僧人,三十八岁渡海入唐,在扬州、五台山、长安住了九年。会昌五年,他被勒令还俗,改穿俗衣,与其他外国僧人一起被遣送出境。他把这九年写成一部日记,四卷,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里面有一段,记长安城里查得有多细:坊里挨门登记,谁家藏了僧人,邻里连坐;他为了躲检查,几次换住处,行李里那几十卷经书不敢放在明处。
会昌六年,他从登州上船回国。船开的时候,唐朝的皇帝已经死了,新皇帝正在把被拆的寺一座座恢复。
那部日记后来成了研究会昌灭佛最细的一份材料——不是从诏书里,是从一个被赶走的人眼里。
丹炉里的最后一年
灭佛这件事,后人给了它一个名字:会昌法难。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后周世宗并称"三武一宗"。
它当然不只是为了铜。佛教在当时确实大到让国家不安:土地、人口、钱、甚至话语权。可它也不只是国家理性的计算——推动这件事最用力的几个人里,有一个道士,叫赵归真。
赵归真跟皇帝讲,信佛的人不能长生,信道的可以。
会昌五年之后,皇帝开始服食金丹。史书说他性情越来越躁,喜怒无常。会昌六年三月,他病得说不出话,十来天后死在长安。
三十三岁。
他死的时候没有成年的儿子。神策军里那几个人又出来做主,把光王李忱扶上了龙椅。
李忱即宣宗。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是把赵归真一类的道士杖杀,第二件事是恢复佛教。
会昌五年的诏书,就此作废。
会昌六年,唐朝死了两个人。
三月,皇帝死在长安,三十三岁。
八月,白居易死在洛阳,七十五岁。他晚年住在香山寺边上,自号香山居士,把俸禄拿出来修过寺、开过龙门的水道,临终前两年还在捐家财。他这一生写过讽谕诗,也写过闲适诗,最后的十几年,是一个信佛的老人在洛阳城里散步。
同一个年份,一个拆寺的皇帝,一个修寺的诗人,都走了。
诏书废了,佛像可以重铸。真正回不来的,是那些年的经卷和讲席。会昌之后,靠寺院、靠经论、靠师徒面授的那几派——天台、法相、华严——元气大伤,好些疏钞从此散失。
反倒是不立文字、只教人打坐的禅宗,和不建大寺、只教人念一句佛号的净土,在废墟上长了起来。
中国佛教此后的样子,很大程度上是这一年定下的。
端陵的石头
武宗葬在三原县北的端陵。
陵前的石刻还在,华表、翼马、石人,风吹了一千一百多年,棱角都圆了。去看的人不多,因为比起乾陵、昭陵,它算小的——一个只做了六年皇帝的陵,本来也大不到哪里去。
倒是另一处地方留住了那一年。
山西五台县西南,李家庄西边,有一座南禅寺。大殿很小,三间,进深三间,没有廊,殿里的梁上写着"建中三年"——那是七百八十二年,比会昌五年早六十三年。
一九五三年,文物普查的人找到它,才发现这是中国现存最老的木构建筑之一。
它为什么没被拆?说法很朴素:它太小,在村子里,不在州城,没有敕额,也从来没出过名。会昌五年的诏书要拆的是"寺",它连被点名的资格都没有。
会昌五年拆掉的那些大寺,今天一座也没有了。
留下来的,是那座没人记得的小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