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县的屠户尤葫芦，从亲戚那里借了十五贯钱，预备做本钱。回家的那个晚上他喝多了，跟养女苏戌娟开了句玩笑，说这十五贯是把她卖掉换来的钱。
女儿当真了。当天夜里，她出了门。
第二天，尤葫芦被人杀死在家里，那十五贯钱也没了。
这桩案子叫“十五贯”，在中国家喻户晓，被写成话本、编成传奇、排成昆曲，演了几百年。
但它不是真事。
而在这出戏里替两个无辜的人翻案的那位苏州知府，倒是真有其人——他叫况钟，《明史》里有传，在苏州做了十三年知府，百姓管他叫“况青天”。
一个虚构的案子，一个真实的人。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司法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切面。
要讲清楚它，得把三样东西分开：一个宋朝的话本，一个清朝的剧本，和一个明朝的官。
一、最早的那个版本里，没有况钟
“十五贯”这个故事最早的底本，是宋元话本《错斩崔宁》，收在《京本通俗小说》里。明代冯梦龙把它编进《醒世恒言》，改了个题目，叫《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那个版本是这样的：南宋临安，读书人刘贵做买卖不成，岳父借给他十五贯钱做本钱。他回家晚了，跟小老婆陈二姐开玩笑，说这钱是把她典给别人的身价钱。陈二姐信了，当夜出走。那天晚上有贼进门杀了刘贵，卷走十五贯。陈二姐在路上遇到一个卖丝的年轻人崔宁，两人顺路同行；而崔宁身上正好也带着十五贯贩丝的钱。追来的人看见这一男一女、又是一笔十五贯，就把两人抓回去。
判案的人没有细查，认定是两人通奸、杀人、劫财。两人被处死。
这个版本里没有况钟，也没有人翻案。它的结局是一句叹：糊涂官凭臆断送了两条命。这种故事在民间流传，其实是一种朴素的控诉——冤案发生了，但没有人来纠正它。
到了清代初年，苏州人朱素臣把这个故事改写成传奇《双熊梦》，又叫《十五贯》。他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他把一条冤案变成了两条：兄长熊友兰与苏戌娟被诬杀人，弟弟熊友蕙与邻居侯三姑又被扯进另一桩因鼠祸而起的命案，两桩案子都由同一笔“十五贯”牵出来。
第二件，他把结局改了。他在这两桩案子里加进了一个人——况钟。
于是，“一个没人纠正的冤案”，变成了“一个清官纠正了的冤案”。
二、况钟是真的
况钟（1383—1443），字伯律，江西靖安人。他出身寒微，早年在县衙做书吏，后来因办事干练被举荐入仕。
宣德五年，也就是1430年，他被派到苏州当知府。苏州是当时全国最难管的地方之一：赋税最重，豪绅最多，府里管事的吏员最会做文章。况钟上任头一个月，装糊涂，什么都不查；一个月之后，他把几个舞弊的吏员当堂处置，全府震动。《明史》给他的评价是“锄豪强，植良善”，苏州百姓叫他“况青天”，把他比作“包龙图再世”。
他在苏州待了十三年，其间几次因为家里的事或考绩要离任，百姓都上书请求把他留下。他最后死在苏州知府的任上。
顺便说一句，况钟治苏州的办法，其实和断案是同一套。他到任后先立簿册、定章程，把赋税和差役的数目一条条摆到明面上——府里的吏员没法再在账目上做手脚，豪绅也没法再让一个穷人替自己交税。断案和治郡，在他手里是同一件事：把藏在暗处的东西摊到光亮的地方。
所以况钟是真的。他的清廉、他的手段、他的名声，都是真的。
假的只有那桩案子。
三、他其实管不到无锡
这里还有一个连戏迷都常常忽略的细节。
无锡县在明代属于常州府，而况钟是苏州知府。严格按制度说，他管不到无锡的案子。
那戏里他是怎么插手的？剧本给他的身份是“监斩官”——死了刑的人要行刑，由上级官府派人监斩。况钟在刑场上听到喊冤，觉得不对，才当场提出暂停，请旨重审。
这个安排放在今天看，是一段典型的戏剧设计：它让主角正好站在那个可以救人的位置上。
这里可以补一点制度背景。明代的死刑不是知县判了就能杀，要逐级上报复核；到了明中后期，还有朝审、秋审一类的会审制度，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同审理重案。戏里那个“监斩”的身份，在现实里是复核程序中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也正是况钟能够停下来的制度依据：站在刑场上的人，本来就还有喊冤的机会。
所以这出戏从头到尾都是“传奇”——明清戏曲里的一种体裁。传奇可以写真人，可以把真人的性格写得更亮，也可以为了把故事讲圆，给他安排一个职务上的方便。它和案牍、判词、实录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况钟是正史里的人，十五贯是传奇里的案子。两者被合在一起，是文学的功劳，不是史料的记载。
四、戏里那场翻案
戏里的况钟，是靠什么翻的案？
第一步，他不信那个结论。无锡知县过于执判苏戌娟、熊友兰死罪的理由是：一男一女深夜同行，身上又恰好有十五贯钱，形迹可疑——于是通奸、杀人、劫财、私奔，一条链子脑补得严丝合缝。况钟看完案卷，只问了一句：那十五贯钱从谁手里来、又到哪里去，查过了吗？
名字起得就很直白：过于执，执得太过。这个角色是整出戏里最锋利的一笔——他不是贪官，戏里也没说他收过谁的钱。他只是一个坚信自己判断的人。而在真实的案卷里，比贪官更容易造出冤案的，往往正是这样一种官员：勤勉、自信、不肯承认自己看错。
第二步，他以官帽作抵押，向应天巡抚周忱请求停刑。戏里那段争执写得很好看：周忱说，案子已经定了，你何必多事；况钟说，如果杀错了人，这顶乌纱帽我就不要了。
第三步，他换了身份去查。他把自己扮成一个算命先生，到案发的地方走动，跟人闲聊，一点一点把真凶娄阿鼠的底细摸出来——最后把这个人拿下。
这三步放在一起，就是这出戏真正想说的话：判案的人必须到现场去，必须自己去看、自己去问，不能坐在堂上凭推理把一个活人推死。
五、1956年，这出戏为什么突然火了
这出戏真正成为一个时代的话题，是在1956年。
那一年，浙江昆苏剧团（原国风昆苏剧团）把老本子《双熊梦》重新整理成昆曲《十五贯》。整理的时候做了两件减法：删掉熊友蕙那一条支线，把两条案并成一条；删掉原本里“双熊托梦”这类神神鬼鬼的段落。
删掉托梦，是最关键的一步。老本子里况钟之所以要重审，是因为梦见两头熊来喊冤——那是神让他去查。新本子里没有梦了，况钟重审的理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属于人间的东西：案卷里有对不上的地方，他不能就这么把人杀掉。
1956年4月10日，这出戏在北京广和剧场上演。从4月初演到5月底，一共演了四十七场，观众七万多人。北京城里出现了一个说法：“满城争说《十五贯》。”
那年，全国正在提倡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台上那个不肯凭推理定人死罪、非要自己跑到现场去查的况钟，正好对上了台下最想说的话。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几年，舞台上演过不少直接批评官僚主义的戏。但《十五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让一个现代人跳出来讲道理。它把话说给了一个四百多年前的苏州知府，让他穿着明朝的官服，讲一句“这案子对不上”。这反而比任何一句直白的台词都更有说服力。
1956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就叫《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
这句话是周恩来对它的评价。当时昆曲已经是全国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专业演出团体，靠这出戏，昆曲重新回到了大舞台上。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第一项就是中国昆曲——和那篇社论隔了整整四十五年，同一个日子。
六、结案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民间要把一桩编出来的冤案，安在一个真实清官的身上？
因为把冤案讲一遍，只是控诉；把冤案讲成“有人把它翻了过来”，才是希望。
宋元话本里那两个被糊里糊涂处死的人，是最真实的一种样子——冤案发生了，没有人来管。但人不会一直讲那个版本，讲久了，就会有人给故事加一个人：一个手上有权、心里有秤、肯为翻案赌上自己前程的官。
况钟就是这样被选中的。他够真，真到《明史》里有传；他也够干净，干净到百姓喊他“况青天”。把故事挂在他身上，这个希望才站得住。
戏里况钟有两句唱词，唱的是他决定重审时的心气：
“东寻西找，喜只喜真凶擒到。为民请命，顾不得拼却乌纱帽。”
这两句是戏词，不是他本人说过的话。但每一次戏演到这里，台下的掌声都是给这两句的。
那桩十五贯的案子从来没有发生过。而几百年里，台下的人一直愿意相信，如果它真的发生了，会有一个人肯把那顶乌纱帽摘下来，放在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