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一个让“国粉”再次睡不着觉的灵魂拷问
1940年，山西某个小村子里，一队国军游击队正在“隐蔽待命”。士兵们蹲在墙根下，肚子咕咕叫了三天。游击队长焦头烂额地跑来找村长：“老乡，能不能借点粮食？我们打了条子，抗战胜利后政府会还的。”村长瞅了瞅他那身笔挺的军装和锃亮的皮鞋，慢悠悠地说：“长官，八路军的队伍从来不打条子。他们要什么，村里主动送。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真的拿命在替咱扛枪。”
游击队长沉默了。
这一幕，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困境的经典写照。
很多人在网上争论：国民党正面战场打了那么多大会战，牺牲那么惨烈，为什么不能像共产党那样在敌后遍地开花？为什么沦陷区没有国军的抗日根据地？为什么国军一退再退，最后退到重庆去了？
这些问题的潜台词是：国民党是不是“消极避战”？是不是只会跑？
然而，真相远比这些“非黑即白”的判断要复杂得多。国民党不仅想过打游击，而且派出过庞大军队去打游击。他们甚至专门开班学游击战，老师还是共产党人。
但结局是——百万大军进入敌后，最后要么被日军消灭，要么投降当了伪军，要么灰溜溜地逃回大后方。到1943年左右，国民党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
国民党不是不想打游击。他们是打不了。打游击不是你想打就能打，它需要的不是装备，不是编制，而是——一个你愿意为老百姓拼命的政权，和一帮愿意为你卖命的老百姓。
格尔迪奥斯绳结悬在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拿着剑，左看右看，迟迟挥不下去。不是他不会挥，而是——他手里的这把剑，根本不适合斩这个结。
第一节、国民党也想打游击？不仅想，还派了近百万人！
很多人以为国民党不重视游击战，这是个巨大的误解。事实上，国民党不仅重视，还曾把游击战提到了“重于正规战”的战略高度。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急眼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近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陆军兵员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军和空军几乎伤亡殆尽。这时候蒋介石回头一看，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打得有声有色，已经开辟了晋察冀等根据地。
蒋介石坐不住了。
1938年11月，他在湖南衡山召开南岳军事会议，会上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
蒋介石对游击战的理解和毛泽东不同。他认为游击战是“正规战之一种”，强调敌后游击队必须是“正式建制部队”。用今天的话说，蒋介石觉得游击队要“正规化”，要有编制、有番号、有装备、有指挥。
接着，蒋介石拿出了一连串“组合拳”：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当地武装，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兵力接近100万。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专门致电中共，请求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中共中央派出以叶剑英为团长的30多人的班子赴南岳，在训练班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国民党的将领们听得津津有味，对游击战的“真谛”了然于胸。
国民党在敌后建立了大量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根据地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海南根据地等。国民党对敌后根据地的选择和建设都有章可循，各根据地与正面战场配合，构成了较为周密的网络体系。
从纸面上看，这绝对是一支庞大而有序的敌后力量。
那为什么结果如此惨淡？
抗战胜利前夕，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遍地开花
第二节、中条山惨案：一场打给蒋介石看的“敌后游击”
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巅峰”与“地狱”，都在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中条山根据地，位于山西南部，是国民党在华北最重要的敌后根据地。蒋介石在此部署了近20万军队，号称“东方马奇诺防线”，连日军都承认这是华北最难啃的硬骨头。
结果呢？
1941年5月，日军发动进攻，只用35个小时就完成了外侧包围圈，只用40个小时就完成了内侧包围圈，实现了对近20万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合围。前后不过30天的时间，中条山根据地陷落。
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
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然而，中条山战役的惨败，不是个例，而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标准结局”。
日军有一份评估报告，精准地概括了国民党游击队的五大弱点：“（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
这五点加起来，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国民党游击队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听指挥、打不了硬仗、老百姓不待见他们、队员里还混着不少土匪。
1944年6月，叶剑英在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直言：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100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炼，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坚持在敌后的总共不过2万至3万人。
更令人无语的是，国民党敌后战场竟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局面。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等上将与中将级人物，带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先后投降日军当了伪军。
几十万国军，投降的比战死的还多。这就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成绩单”。
第三节、为什么学不会？七层答案，一层比一层致命
国民党不仅想打游击，还专门跟共产党学了游击。叶剑英等八路军教官在南岳训练班倾囊相授，把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和群众工作的经验都教给了国民党军官。教官们甚至毫无保留地指出：打游击的前提，就是“军民打成一片”和“官兵同甘共苦”。
国民党的军官们听完，无不叹息。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道理他们都懂，道理他们也都点头。
问题是——学不会。
为什么学不会？我们来拆解七层答案。
第一层：不愿放下身段。国民党军官听了官兵平等的课，纷纷表示这太不现实。军长、师长、团长和士兵享受一样待遇，那还当官做什么！蒋介石对高官无微不至，但对一般士兵不但不给予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关心，还需要他们尽可能“蠢”一些，听话就行。在这种“愚兵”政策下，国民党军从骨子里就没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基因。
第二层：不敢发动民众。阎锡山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说：不发动民众，这是个空子，你不钻有人钻；把民众发动起来，他们一鼓作气抗战到底，又不好管理。所以他得出结论：民众是老虎，发动不发动都不好，干脆不发动算了。国民党对民众的态度始终是“控制”而非“依靠”。他们需要老百姓交粮纳税，但不需要老百姓拿起枪杆子。这种思路决定了国民党军队无法像共产党那样在敌后生根发芽。
第三层：军民关系本末倒置。八路军教官教过，游击战要在敌后立足，必须与老百姓“鱼水情深”。国民党军队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徐焰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弱点，就是所到之处只征粮拉夫而增加老百姓负担，却没有任何助民措施。阎锡山在山西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街上的小贩儿卖给八路军的白菜豆腐，一律半价，而卖给国民党军，从不愿意打折扣；群众喜欢八路军，不喜欢国民党军。当一个政权连老百姓都不待见，它在敌后还能站多久？
第四层：派系倾轧自己人打自己人。日军评估报告的第一条就是“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在敌后战场被放大了。蒋介石在敌后建立冀察战区，任命鹿钟麟为总司令，本身就有“一石二鸟”之计——想让他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结果鹿钟麟不仅没打下日本，反而在1940年与八路军摩擦时被驱逐。自己人先干起来，还打什么日本？
第五层：把正规战打法搬到游击战。蒋介石的游击战理念是“正规战之一种”，强调敌后游击队必须是“正式建制部队”。国民党军队在执行游击战任务时，实际操作却还沿用正规战的打法，侧重于大部队作战，寸土必争。问题是，游击战的精髓恰恰在于“化整为零”“敌进我退”。国民党把几十万正规军扎堆摆在敌后，这哪里是游击战？这是给日军送人头。
第六层：从根子上就缺了“群众”二字。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明确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白崇禧虽然也说过“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但国民党军从上到下执行的根本就是“保存实力”四个大字。蒋介石调动嫡系部队打游击？不存在的。进入敌后的50万国军，大都是杂牌武装，嫡系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保存。你把最能打的部队撤走了，把杂牌军扔在敌后当炮灰，这游击战能打好才怪。
第七层：根本症结——政权的阶级本质。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民政府的阶级本质。国民党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使敌后开展的游击战无法避免地出现了违背本身宗旨的现象-。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不可能真正做到“发动群众”，因为它害怕群众起来之后会反过来推翻它的统治。叶剑英在南岳训练班说过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国民党一向是脱离群众的，只顾扰民，不讲爱民。军民鱼水关系这一条，他们就办不到。”
阎锡山把民众比作“老虎”，因为发动起来的民众他管不住、控制不了。这就是国民党的根本困境——他们需要民众的劳动力，但不需要民众的觉醒。
第四节、退守重庆：战略转移还是消极避战？
好了，再说一个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国民党代表中国，为什么一再后退，最后退到重庆去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攻占华北。淞沪会战虽然惨烈，但上海、南京相继失守。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这个决定在当时被批评为“消极避战”“贪生怕死”，但站在战略层面看，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
第一，四川的地理位置极其特殊，东有巫山、大巴山，西有邛崃山，南有大娄山，北有米仓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长江三峡天险可以阻挡日军舰艇逆流而上，大巴山脉可以层层布防。历史上大军入川极难，抗战时期日军也从未真正威胁到四川腹地。四川作为“天府之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能够支撑长期抗战。
第二，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不足，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对蒋介石政权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国民政府在西南建立稳固的大后方，形成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格局。迁都重庆，既避开了日军的直接威胁，又能够从容整训军队、接受美援、组织反攻。
第三，国民政府在西南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军事、教育体系，大后方的建设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没有大后方的稳固，就没有远征军出缅、没有后期反攻的物质保障。
所以，退守重庆，与其说是“逃跑”，不如说是一场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大转移。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敌之战略，其弱点，乃以支战场为主战场，其战争全在消极，且立于被动地位。故我之战略，应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彼愈进愈穷，进退维谷，不难旷日持久，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
这是策略。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在退守的同时，像共产党那样在沦陷区大量建立根据地？为什么沦陷区没有国军的抗日根据地？
答案已经在上面的七层分析中呼之欲出了。
国民党政权从根子上就缺乏在敌后长期生存的能力。他们没有群众基础，派系林立，正规军水土不服，连蒋介石自己都承认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选择虽然严密，但因为脱离民众而战力薄弱，反过来说又因抗战不力而更加丧失民心，陷入恶性循环，越“抗”越小，最终无法长期立足。
所以，国民党只能退。不是不想守，是守不住；不是不想打游击，是打不好。共产党在敌后“生根开花”的能力，恰恰是国民党最大的“短板”。
第五节、谁才是抗日战争真正的“中流砥柱”？
蒋介石曾经有过一个“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他派鹿钟麟进入冀南，除了想在日军后方建立牵制据点外，还含有让这个杂牌将领与八路军争夺地盘的用意。
结果呢？鹿部因没有群众基础，遇日军攻击便到处游动，在1940年同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鹿钟麟灰溜溜地回到重庆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不要再出头露面。
这个故事，是国民党敌后战略的一个缩影。蒋介石始终把“抗日”和“反共”这两件事搅在一起，结果哪一件都没做好。他派出近百万军队去敌后，目的不纯粹是为了打日本，还有一层用意是“遏制共军发展”。这种“既要又要”的战略，让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战场进退两难——既要打日军，又要防共军，还要保存实力，最后什么都没做成。
叶剑英在南岳训练班跟同志们讨论时说：“国民党学习游击战术，用于抗战是有意义的；如果用来反共，那他就行不通。”他说得云淡风轻：“我们打游击的‘十六字诀’，蒋不知研究了多少遍，可是他对我们照样奈何不得。”
为什么“奈何不得”？因为国民党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他们用正规战的方式打游击，用控制的方式对待民众，用保存实力的心态应付抗战。这种打法，注定了敌后战场的失败。
格尔迪奥斯绳结悬在黄山官邸。蒋介石研究了无数遍，始终没有解开。不是他笨，而是绳结本身就不是按照他的逻辑系的。
这根绳子的编法，叫“群众路线”。而国民党，恰恰编不出这根绳子。
终章、两种打法，两种命运
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写了一份报告，评价国共两党的敌后作战。
报告里说，国民党游击队有五大弱点，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不得民心”。
报告没有说的是，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越战越强，根据地越打越大，根本原因也是四个字——“深得民心”。
游击战，打的不是枪法，是人心。国民党可以派出百万大军，可以办最好的训练班，可以请最牛的老师，但只要军队和老百姓之间隔着那层“不敢发动”的窗户纸，游击战就永远打不好。
历史没有“如果”。蒋介石没能解开格尔迪奥斯绳结，不是因为不会挥剑，而是因为他手里的剑，从一开始就缺了最关键的那一块——民心。
山西的小贩儿卖给八路军的白菜豆腐半价，卖给国民党军不打折。这大概就是国共两党敌后战场命运分野的最真实注脚。
而这，也回答了文章开头那个问题：为什么国军一再后退到重庆？因为只有在重庆这样的大后方，国民党才能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秩序。而在沦陷区——那片遍布日伪军、土匪、以及他们自己都搞不定的群众的地方——国民党根本待不下去。
不是不想待，是待不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