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6日黄昏，湖北宜城十里长山，一场血战已近尾声。日军士兵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一具身着将军服的中国军人遗体。他们停下脚步，肃立片刻，随后师团长村上启作下令：用酒精将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赶制一口棺材，庄重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的土坡上，坟头立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这位让日军在战场上肃然起敬的将军，三年前却被自己的同胞骂作“汉奸”“卖国贼”。当时全国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刊载“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张邦昌之后”等大字标题，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甚至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张自忠“明正典刑”。
从“国人皆曰可杀”到“全国悲悼、国葬缅怀”，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1937年那个夏天，张自忠在北平的八天，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一、时代背景与访日疑云——奉命出访还是媚日投降？
要理解张自忠北平事件，必须先回到1937年春天的华北局势。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中央军、东北军及国民党党部被迫撤出冀察，第二十九军成为平津地区的实际控制者。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辖下有四个师：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刘汝明的一四三师、赵登禹的一三二师。其中张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长。
日本人一直在用软硬两手对付二十九军。一方面不断在华北挑起事端，另一方面又频繁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1937年4月，宋哲元决定派张自忠率“冀察平津访日团”出访日本。
这次访问成为张自忠背上“汉奸”骂名的起点。因为日本天皇对张自忠的接待规格超过一个月，达到了之前接待中国外交部部长的级别。消息传回国内，坊间立即流传：张自忠同日本人签订了密约，得到了日本人赠送的巨款，还接受了一个东洋美人。汉口的《武汉日报》甚至将这些谣言当作新闻刊登。
然而，真相究竟是什么？
据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考证，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张自忠之女张廉云当时随团访日，她后来回忆：访日团成员包括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三十七师旅长）、黄维纲（三十八师旅长）等军政官员，先后去过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岛。
这次访问的性质，实际上是当时华北特殊局势下的一种“外交周旋”。宋哲元派张自忠出访，是想通过这种表面上的“亲善”来稳住日军，为二十九军争取整军备战的时间。而日本人愿意接受张自忠，恰恰说明张自忠在之前的对日交涉中表现得强硬而不失分寸——他曾为维护国家尊严与英国领事据理力争，也曾严词拒绝日方的不合理要求。
可惜，在全民抗日情绪高涨的1937年，这样的“周旋”注定无法被理解。当张自忠在日本“被热烈欢迎”的画面传回国内，民众看到的只有一个“与敌人把酒言欢”的将军。
二、七七事变后的交涉——“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真相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枪声震惊中外。
事变爆发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老家。北平的军政事务由副军长秦德纯、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共同主持。张自忠当时正因病在北平家中休养，抱病参与交涉。
7月8日，日军以寻找失踪士兵为由，向宛平城发起进攻。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冯治安主张乘日军援军尚未到达之际“予丰台之敌以歼灭性的打击”，宋哲元也电令“先消灭当面之敌”。张自忠表示赞同。
然而，就在二十九军准备反击的关键时刻，张自忠通过军部下达了一道命令：“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这道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强烈不满。于是，“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流言迅速传开，张自忠再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道命令真的是张自忠个人意志的体现吗？
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二十九军的决策层达成共识：在作有限度反击的同时，仍企图以“一些让步”求得“局部解决”。宋哲元指示“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并对前来催促他回北平的邓哲熙强调：“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7月11日，宋哲元抵达天津。在他到达约两小时后，张自忠与日方代表松井等人草签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接受了道歉、处分责任者、三十七师撤出卢沟桥、取缔抗日团体等要求。
这份协定在后世备受争议，被认为是张自忠“妥协投降”的铁证。但必须看到：第一，这是奉宋哲元之命签订的；第二，宋哲元随后公开发表谈话，表示“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第三，蒋介石一再电令宋哲元“万勿单独进行”，但宋哲元并未听从。
张自忠只是执行者，而非决策者。
三、留守北平——“逼宫”还是“临危受命”？
1937年7月25日晚，张自忠奉宋哲元电召，乘火车离开天津抵达北平。当晚七时半，秦德纯、石友三到车站迎接。张自忠先赴西城武衣库的宋宅见宋哲元，随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
7月26日，日军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三十七师于28日午前撤出北平。27日，宋哲元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自卫守土”的决心。
7月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向二十九军发起全面进攻。南苑作战失利，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噩耗传来，北平城内一片悲愤。
28日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二十九军前参谋长）和张自忠五人在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这是一场决定北平命运、也决定张自忠命运的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张自忠“逼宫”，赶走了宋哲元。
这种说法的源头来自萧振瀛的《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称，他在泊头镇与宋哲元相遇，宋告诉他：“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张自忠）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遂即出走。”
然而，这个孤证被大量史料证伪。
第一，宋哲元离开北平是奉蒋介石之命。 7月26日、28日，蒋介石两次电令宋哲元“希速离北平，到保定指挥”。宋哲元28日的回电明确表示“不敢再违背蒋介石的意向，即刻设法离开北平前往保定”。这封电报现存于台北国史馆，是宋哲元奉命撤离的铁证。
第二，会议的过程有当事人回忆为证。 1938年2月26日，张自忠在徐州对记者详细讲述了进德社会议的经过：“那时候，我们四个人，宋委员长，秦市长，冯师长和我便讨论着如何应付这样的危机，当时宋委员长说‘自忠，你负责守城’。我曾经力辞，说明我恐不能胜任……宋委员长只在那房间里来回走着，寻思解决这一个当前的危机。这样保持了一个半钟点的静肃，终于他立定了身子，大声地说:‘我命令你守城，你得为国家出力，虽然牺牲你，你也得去干。’”
第三，张自忠是“涕泣受命”。 1937年10月10日，张自忠在南京对《中央日报》记者说：“宋委员长于七月二十八日奉令赴保，要余留守北平代理冀察军政事宜，奉令之下，深自惶悚，诚恐材具弗胜，贻误大局，一再坚辞，终不得已，只好涕泣受命。”会后，他对秦德纯伤感地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留守。张自忠心里清楚，留下来意味着什么。
28日夜，宋哲元率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临行前，他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代理冀察绥靖主任、代理北平市市长。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交由张自忠指挥。
四、北平八日——“汉奸”标签下的艰难支撑
7月29日清晨，北平市民醒来发现，国军大部已经弃城而去，而街头巷尾贴满了张自忠署名的安民告示。
舆论顿时哗然。
全国各大报刊开始猛烈抨击：《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一个个刺眼的标题，将张自忠钉在“汉奸”的耻辱柱上。
然而，在这八天里，张自忠究竟做了什么？
第一，掩护未及撤离的部队和眷属。 他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二十九军官兵眷属派员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第二，组织城内部队突围。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张自忠得知消息后，立即召见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两位团长，命令他们迅速突围。当晚，二十七旅撤离北平，突破日军包围，经昌平、阳坊抵达延庆，成功保存了这支抗日力量。
第三，与宋哲元保持联系。 宋哲元到达保定后，通过电报和电话与张自忠保持联络，了解北平局势。张自忠并非“擅自做主”，更非“投敌叛变”。
第四，安排善后后主动辞职。 8月3日，张自忠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将秦德纯等八位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开缺。8月4日，任命张允荣等八人为新聘委员。8月5日，他便致函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声明“辞去代理职务”，随即住进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
从7月28日夜受命，到8月5日辞职，张自忠在北平一共维持了八天。宋哲元给他的期限是“十天”，他基本做到了。
五、逃离北平——一出惊心动魄的“虎口脱险”
辞职后的张自忠，处境更加危险。日本人到处搜捕他，汉奸潘毓桂派出警察四面围住他藏身的美国友人家。
接下来，张自忠经历了一出惊心动魄的“虎口脱险”。
他先是化装成洋人的厨师逃出，躲到北平西城一户穷人家——这户人家的主人是他当年当排长时同事的岳父。五天后，警察带日本人前来查户口，发现家中多出一人，主人说是老家来的亲戚，勉强糊弄过去。
午餐后，张自忠一身乡下人打扮，躲到美国同仁医院。但日本人到处搜查，外侨办的医院、旅社更是重点检查对象。8月26日，他化装成汽车司机，拉着外籍某要人驰抵门头沟，但日军驻守，不得已折回，躲进一座教堂。
9月1日拂晓，张自忠化装成菜农，与一名真菜农共同拉着一车菜，想混出西直门。但巡逻的便衣队盘查甚严，没有机会，只得再次返回城内。
9月3日早晨6时，张自忠身穿孝服，头戴麻帽，化装成孝子奔丧模样，骑上自行车来到朝阳门。当时城门仅开启不到一尺，出城的人排着长队接受检查。轮到张自忠时，日军见他身穿孝服，觉得晦气，大声喝道：“快滚！快滚！”张自忠连忙骑上自行车，一口气冲出北平。
他骑了大约五十里路，天黑时在一个小客栈住下。第二天继续赶路，傍晚到达廊坊。又过了四天，他来到离天津还有十八里的北仓，混过日军检查，到河北车站丢掉自行车，改乘人力车经日租界到法租界。途中他身上仅有的五角钱也被搜去，但人终于安全了。
几天后，张自忠乘坐英国人的小火轮离开天津，经青岛、济南辗转抵达南京，“负荆请罪”。
六、从“撤职查办”到“重返战场”
然而，等待张自忠的并非理解与接纳。
在南下的路上，国民政府已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为由，将其撤职查办。行至徐州站，一群青年学生涌到车厢前，要求上车搜查“汉奸”张自忠。
在济南，他遇到早年的部属李汉章，对方不再以礼相待，而是讥讽道：“以前我见你尽读圣贤书，都学了些什么呢？”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态度冷淡，扯着嗓门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
只有冯玉祥、李宗仁等老上司愿意为他担保。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七七事变’后，张氏仍在北平城内与敌交涉，因此舆论界对其攻击尤力，大有‘国人皆曰可杀’之慨。”但李宗仁相信，张自忠是奉命留守，绝非投敌。
蒋介石碍于舆论，不敢立刻让他回军。张自忠只能以“军政部中将部附”的闲差，在寂寞中打发岁月。
在一次宴会上，张自忠借着酒劲大声说：“就现在！诸君可以上来，把我张自忠的脑袋砸个稀八烂！看一看我老张的脑袋里，有没有一点汉奸气味！”
1937年12月7日，在多方斡旋下，张自忠终于被批准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五十九军军长——这支军队正是由他的老部队三十八师扩编而成。
回到军部，张自忠与大家见面，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七、百战不死，终以一死——“以死明志”还是“战死疆场”？
从1938年初到1940年5月，张自忠率领他的部队转战南北，每战必争先，每战必死战。
一战淝水：1938年2月，张自忠率五十九军抵达蚌埠附近淮河左岸，阻击北犯的日军第十三师团一部，将日军击退，攻占小蚌埠。
再战临沂：1938年3月，张自忠奉命率部驰援临沂。五十九军在庞炳勋部四十军配合下，奋力鏖战七昼夜，将日军号称“铁军”的第五师团（板垣师团）所属坂本支队击退。蒋介石称临沂之战“是为我抗战以来克敌制胜之始”。战后，张自忠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国民政府同时明令撤销了对他的撤职查办处分。
三战徐州：1938年3月至5月，张自忠率部参加徐州会战。5月中旬徐州撤退时，奉命断后，成功突出日军重围。
四战随枣：1938年9月，张自忠奉命在豫南潢川阻击日军第十师团，激战十一昼夜。10月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5月参加随枣会战，年底参加“冬季攻势”，战功卓著。
1939年5月2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陆军中将张自忠、孙震特加陆军上将衔”。
1940年5月，日军为控制长江水上交通线，调集15万精锐发起枣宜会战。张自忠率部防守襄河以西。当日军攻破第五战区第一道防线，直扑襄阳、枣阳时，身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毅然率领预备七十四师和军部特务营东渡襄河，抗击来犯之敌。
渡河前，他写信给五十九军将士：“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5月16日，日军优势兵力将张自忠所部包围于宜城南瓜店杏儿山。战斗中，张自忠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最后，他不愿被俘受辱，拔佩剑自戕，壮烈殉国，时年49岁。
他的遗言是：“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八、更深层的追问：北平事件与战死沙场的关联
回到最初的问题：张自忠北平事件与后来他决意战死沙场，有没有关联？
许多论者认为有直接关联——张自忠是“以死明志”，用牺牲来洗刷当年的“汉奸”污名。
但张自忠的女儿张廉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她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有人说过，父亲的牺牲是因曾被误解，受到耻辱，而以死来表清白，一定要牺牲在战场，现在还有类似的说法，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
她给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父亲在平津时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访问日本和留守北平都是奉命而为”。
第二，父亲自幼受传统道德教育，在西北军中接受了“真爱民、不扰民、身先士卒、誓死报国”的熏陶。这种精神本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第三，受到误解“对于这样一位山东硬汉来说，确实是极大的伤害”，但他不会只为洗刷个人屈辱而求死——他的死，是为了国家民族。
确实，综观张自忠在1938年至1940年的所有战斗，他每一次都身先士卒，每一次都留下遗书。临沂之战时，他就写下“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随枣会战前，他再次留下遗书。这已经成为他的“惯例”——每次上战场前先留遗书，以示死战之意，战后回来再行销毁。
所以，与其说张自忠是因为背负“汉奸”骂名而“求死”，不如说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北平事件的屈辱，让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望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但这种证明不是为了洗刷个人名声，而是为了“国家民族”——正如他遗书中所写：“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结语：历史的审判
张自忠牺牲的消息传来，全国悲悼。
5月23日，他的灵柩由十万民众护送，在宜昌上船，送到重庆。国民政府为其举行国葬，葬于北碚梅花山。
8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悼张自忠将军》，称赞张自忠“抗战之功极大，今并以身殉国，将其最后一滴血，献给了抗战，既成功又成仁，的确配称为炎黄的优秀子孙，模范的民族革命军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8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1000余人为张自忠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送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1982年4月16日，国家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将烈士墓扩建为张自忠烈士陵园。
今天，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都有以张自忠命名的道路。每年清明，无数人前往烈士陵园祭奠。
然而，1937年那个夏天，当张自忠奉命留守北平时，当他在街头贴出安民告示时，当他在日军和汉奸的搜捕中东躲西藏时，这一切荣光都还不存在。存在的只有铺天盖地的“汉奸”骂名，只有“国人皆曰可杀”的愤怒，只有“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绝望。
但他没有辩解。他只是在后来的每一场战斗中，用生命证明自己。
1937年那个夏天的北平，没有留下张自忠辩解的声音，只留下他奉命留守的身影。而历史终于还给了他一个公道。
1982年，当国家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时，距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42年。距那个被骂作“汉奸”的夏天，已经45年。
45年，足以让谣言消散，让真相浮出水面，让一个民族重新认识自己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