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4 月 25 日，上午，上海高恩路。
一辆汽车刚出弄堂口，被三个人拦住。他们亮出一张证件，上面写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车上的人被拉下来，押进另一辆车，开走。
被拉走的人叫荣德生，七十一岁，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家。
整个过程不到几分钟，弄堂口的邻居只看见几辆车，没听见喊叫。
一、绑匪拿的是一张“逮捕证”
这案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的绑票。
普通绑票是夜里翻墙、蒙面、塞进麻袋。这一伙人是白天在弄堂口拦车，穿制服，亮证件，说“奉命逮捕”。把绑架装成执法，好处是受害人不会喊，路人不会管，租界的巡捕看见了也要先问一句“哪个单位的”。
策划这件事的是骆文庆，五十八岁，上海浦东人，江湖上叫“骆爷叔”；袁仲书，五十五岁，浙江诸暨人。两个人在上海滩做绑票这行做了多年。他们找了当过惯匪和汉奸的黄阿宝，又收买了在荣家面粉厂做过事的人，把荣德生的出行路线、时间、车子摸清楚。
荣德生被拉上车后，先在上海市区转，再换小船，在附近水面上漂了三个晚上。最后藏进曹家渡老公益里 100 号，黄阿宝的家。
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在自己的城市里，被藏在离自己工厂不到十公里的地方。
绑票在当时的上海是一门产业。据不完全统计，1909 年到 1928 年间，仅上海公共租界警方就逮捕过 1598 名绑匪。这个数字平均下来，一年五十多个。租界、华界、日占区、法租界各有各的警察，各有各的管辖，一桩绑案常常在管辖的缝隙里拖成死案。干这行的人知道哪条界线可以跨，哪条不能；也知道哪一类人最值钱，哪一类人报了案也没人管。
荣德生属于最值钱的那一类。
二、五十万美元
绑匪开价一百万美元。
这个数字不是随口说的。1946 年的上海，法币正在贬值，美元是硬通货。荣氏集团当时有 23 家工厂，14 家面粉厂、9 家纱厂，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重庆、宝鸡，总资产超过亿元。绑匪要的是现金，不是产业。
荣家讨价还价，最后讲定五十万美元。
接下来的事，是这案子里最难写的一段。
荣家没有等警察。他们自己筹钱。筹到之后，按绑匪的约定去交，结果被事先埋伏的警察全部拘押，钱也被没收，理由是“荣家擅自与土匪接洽，属私通土匪”。经荣家苦苦哀求，钱才退回来。
这里要停一下。一个被绑架者的家属，按绑匪要求交赎金，被自己国家的警察抓了，钱被扣了，罪名是“私通土匪”。
荣家从此不再走官方渠道。他们找到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因为詹与骆文庆相识，由他做中间人，瞒着警方与绑匪谈。
这件事在上海滩不是秘密。一个面粉大王被绑，家属不敢报警，宁可托黑道上的人去谈，因为报警的代价可能比赎金更高。
三、5 月 28 日晚上十点
5 月 28 日晚上 10 点，荣德生被送到女婿唐熊源家。
他被关了三十三天。
放人之前，绑匪内部先吵了一架。吴志刚私下扣下十万美元，然后跟骆文庆、袁仲书说，荣家只凑到四十万。袁仲书一听就知道不对：荣家不可能在最后关头变卦。有人当场骂吴志刚，问他是不是不想活了。
骆文庆劝住众人，说先了眼前的事，后账再算。于是先放人，然后把四十万美元分成十八份，按出力多少分掉。分完散伙，约定半年内谁都不许动这笔钱，免得露马脚。
十八份，四十万美元。这个分法说明参与的人不止判决书上的八个。判决书上的八个人是主犯，后面还有一堆拿钱的、望风的、跑腿的、递话的。
四、一辆新汽车
破案的线索，是一辆车。
荣德生被绑的消息惊动了蒋介石。他下令彻查，军警宪特一起在上海搜查，查了几个月，没有线索。绑匪比查案的人更谨慎：他们不停换地方藏人，赎金到手后又约定半年不动。
坏在有人没忍住。
毛森，当时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手下有一个人叫黄锦堂（各报记载或作黄绍寅），浙江嵊县人。毛森发现这个人最近阔绰得不对劲：本来没干过什么有油水的差事，忽然买了美国汽车，天天一身高级西装，出入歌厅酒楼。
毛森想起三件事。第一，黄锦堂是嵊县人，而上海干绑票这行，嵊县帮最有名。第二，前一段时间黄锦堂经常往上海、无锡跑，荣案发生后忽然消停了。第三，荣案之后，一向作恶不停的嵊县帮，突然集体消失。
三个疑问凑在一起，毛森把黄锦堂找来谈话。
据后来的记述，黄锦堂在谈话中六神无主、浑身发抖，毛森软硬兼施，他的心理防线垮了，交代了作案过程和同伙。
然后是全案收网。十五名要犯移解军法审判。
这案子的破法，说穿了是一句话：一伙人分了钱，约定半年不动，其中一个人买了车。
五、8 月 27 日
1946 年 8 月 5 日，荣案开庭。
8 月 27 日，上海军事法庭判处骆文庆、袁仲书、黄阿宝、黄锦堂、吴志刚等八名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次日，八个人被押赴刑场枪决。
从 4 月 25 日到 8 月 28 日，四个月。
这个速度在当时算快。但快的理由要说清楚：这不是一个普通刑事案件，这是蒋介石下令、军统介入、全国报纸盯着看的案子。快，是因为上面有人催。
还有一层程序要说明。这案子走的是军事法庭，不是普通法院。1946 年的上海，涉及“军警人员”或“扰乱治安”的重案，常被移解军法机关审理。军法审判的特点是快：不公开辩论，不设陪审，判决即执行。对荣家来说，快是好事；对那八个被告来说，意味着没有第二次机会。这个程序本身在当时就有争议，只是案子太大，没人替他们说话。
六、钱去了哪里
案子破了，荣家的钱没有回来。
五十万美元的赎金，荣家只收回十三万（有的记述作十四万、二十万，各报不一）。其余的去了哪里？
有案可查的是：上海市警察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截留十四万美元，“以作为办案人员奖励之用”。先前被“没收”的二十五万美元，也没有如数发还。
蒋介石奖励毛森五万美元。
这还不算完。赎款发还的第二天，淞沪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索要“破案赏金”；一次不够两次，两次不够三次，把刚发还的十几万美元又要走，还嫌不够。荣家无奈，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送上去。
荣德生的儿子荣尔仁后来讲过一句话，被记在回忆里：绑匪只要五十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六十万美元还不够。
六十万，超过赎金十万。
要理解这个数字的分量，得知道 1946 年的钱是什么钱。抗战刚结束，法币继续贬值，物价一月一变。五十万美元不是一笔存款，是一笔必须用黄金、美钞、棉纱去凑的硬货。荣家能在几天之内凑出来，靠的是整个集团的信誉和渠道；而军警上门索要的“酬金”，要的也是美元。这不是贪一点小钱，这是在通胀里抢硬通货。
这笔钱不是从账上凭空出来的。它靠向下属企业摊派。荣氏集团的事业因此受到打击，这是当时上海工商界都知道的事。
七、这个案子的结构
把这件事拆开看，里面有三层人。
第一层是绑匪。他们要钱，用的是犯罪手段：伪造逮捕证、限制人身自由、以杀人相威胁。这一层被抓住了，八个人枪毙，案子在法律上结了。
第二层是办案的人。他们也要钱，用的不是犯罪手段，是“办案”的名义：截留赎款、索要赏金、以“私通土匪”威胁家属。这一层没有被追究，反而受了奖励。
第三层是制度。1946 年的上海，一个被绑架的富商家属，宁可托黑道中间人去谈，也不愿意再走进警察局。这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法律，是因为他试过一次，代价是被抓、被扣钱、被扣上“私通土匪”的帽子。
三层叠在一起，绑匪和官府就成了同一个市场里的两个卖家。一个开价五十万，一个开价六十万，都拿人质做筹码。区别只在于，一个用的是枪，一个用的是公章。
八、荣德生后来
荣德生被放回来之后，很少公开谈这件事。
他是无锡人，1875 年生，早年跟哥哥荣宗敬一起做面粉，后来做纱厂，一辈子办实业。抗战期间拒绝与日伪合作，工厂被日军占据；战后重整，又遇上绑票。1949 年之后留在内地，1952 年去世。
他这一生办过很多厂，写过一本《乐农自订行年纪事》，把自己的事一年一年记下来。绑票这三十三天，在年谱里占的篇幅不长。
而那八个人，枪毙在 1946 年 8 月 28 日。同一年，上海还发生过很多别的事，报纸的版面不够用。
九、一辆车和一套西装
这案子最让人记住的不是赎金数字，是那辆新汽车。
一伙人干了上海滩最大的一票，分钱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半年内不许动，免得露马脚。这话有道理。五十万美元在 1946 年的上海是一笔巨款，突然花出去，一定会有人看见。
可还是有一个人去买了车。美国车，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是身份的标志，走在路上人人都看得见。他还买了西装，天天去歌厅。
他为什么忍不住？可能因为钱来得太快，可能因为他觉得自己只是个小角色，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也可能因为，在那个上海，一个军警系统里的人突然阔起来，本来就是件很平常的事——平常到他自己都不觉得需要遮掩。
结果就是这件“平常的事”，把八个人送上了刑场。
而荣家付出去的六十万美元，一分也没追回来。赎金里那十四万，被两个机关留下来“奖励办案人员”；五万，成了蒋委员长给毛森的赏金；剩下的，被一次又一次上门索要的“酬金”消化掉了。
绑匪拿命换了四十万，官府拿了六十万，荣家拿回了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
这笔账，谁都没算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