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甘肃。
大学士阿桂奉命从京城往西走。他还没到地方，先派出去的人带回一句话：一进甘肃境内，就下雨了。
这句话后来被写进了《清史稿》。它不是一句闲话。因为在这之前的七年里，甘肃的奏折上说的一直是另一件事：旱。
一、捐监是什么
要看懂这个案子，得先弄明白一个词：捐监。
监，是国子监；监生，是国子监的学生。明清两代，读书人进国子监有两条路：一条是考，考中了叫贡生；另一条是捐，交粮交银，换一个监生的名分。
这个名分有什么用？最大的用处是绕过府州县学，直接在省里参加乡试；其次是身份，监生见官不跪，可以穿襕衫，可以算作有功名的人。对有钱人家来说，这是最省事的一条上升通道。
捐监的收益归地方。按旧规矩，甘肃这种边地省份，收了捐监的粮就存在本地仓里，以备军需和灾荒。甘肃地瘠民贫，粮价高，从内地运粮进来成本又高，所以朝廷给甘肃的政策一直比内地宽：名额多、折价低、常年开捐。
这套制度本身不是坏事。它把富户的余粮变成官仓的储备，用的是一个名分。
甘肃的捐监名额为什么多，也要说一句。这个省夹在黄土高原和河西走廊之间，产粮的地方集中在几条河谷，往西是戈壁，往北是沙漠，驻军却不少。边地要养兵，养兵要存粮，存粮要贴钱。朝廷给甘肃的办法是：准许外省人在这里捐监，收的粮归本地仓，省下从内地调运的脚价。这是一笔算得很精的账，也是一条很容易做假的路——只要没有真粮进仓，账面可以自己写。
问题出在“粮”和“银”这两个字上。
二、改折色
乾隆三十九年，王亶望出任甘肃布政使。
布政使是一省民政和财政的长官，管钱粮、管户籍、管官员考成。他到任之后提出一件事：甘肃收捐监，与其收粮，不如收银。
理由听上去很实在。甘肃产粮少，捐监要的粮，富户还得先去买，买不到就拖着；改收银，交钱方便，官仓再用银子去买粮，两便。这个说法在文书上完全站得住。
朝廷准了。
从这一年起，甘肃的捐监不再收粮，只收银。银子上交藩司，再由藩司折算成粮数上报。折多少，怎么折，谁去核对，都写在纸上。
纸上的粮一直在增加。实际上，仓里没有进过那么多粮。
做平账并不难。折色之后，藩司每年报的是“捐监若干名、折粮若干石、拨赈若干州县”。粮价有丰歉，石数有折耗，各州县报上来的灾情分数又由首府酌定，几项一乘一除，账面总能对上。要核对，就得调仓、盘粮、验封；而甘肃的仓分散在几十个州县，路远，人少，盘一次粮要几个月。账在人手里，仓在几百里外，这就是全部的空间。
后来的核查给出过两组数字。一组是：到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共有 274450 名报捐监生，收银 15094750 两，侵贪赈银 2915600 两。另一组是：王亶望、王廷赞两任布政使主持捐监前后五六年，甘肃收捐监生总计 300460 名，折收银 1500 万两以上。
两百万两白银是一笔什么钱？当时全国的地丁银岁入，一年大约两三千万两。甘肃一个省，五六年收了全国半年到一年的正赋。
三、谁在报灾
收上来的银子要花出去，就得有一个名目。
名目是旱灾。
王亶望把这件事交给了兰州知府蒋全迪。蒋全迪做的事，《清史稿》写得很清楚：示意各州县伪报旱灾，把全省各地的灾情“捏开分数”，哪一县重、哪一县轻、报几分灾，都由他酌定，然后让州县分头报销，再逼着道、府两级具结申转。
“具结”是签字画押，保证属实。道员和知府签了字，这份灾情就变成了公文；公文一层层上去，藩司批，督抚报，户部核，最后变成一笔可以动用的赈灾银。
一个省的旱情，就这样被做成了账。
分钱的规矩也有。州县送银子给藩司，不能明着送。王亶望定过一条：下属送银，不能让他看见，看见了就不收。于是银子装在酒坛里、菜筐里，或者托门房递进去。大家都懂。
蒋全迪也趁机向各地索要馈送。皋兰知县程栋专门负责支应，各州县的馈赂“率以千万计”。当时甘肃官场有一句民谚：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
意思是：想见一面，一千两；想同桌吃顿饭，两千两；想把事情办成，三千两。
四、两笔捐款
案子不是被御史参出来的，也不是被百姓告出来的。它坏在两次捐款上。
第一次是王廷赞。王亶望调任浙江巡抚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他上任之初发现监粮折银不合规矩，曾经和总督勒尔谨商量，想请求停止捐监。但他没有停，反而把私收折色这件事由各州县分办改成兰州府总办，办得比前任更集中。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爆发苏四十三起事，官军调集，军费吃紧。王廷赞提出捐银四万两助饷。
一个甘肃布政使，一年养廉银不过几千两。四万两从哪里来？
第二次是王亶望。他在浙江任上办理海塘工程，主动捐出私银五十万两。
两个甘肃藩司，一个捐四万，一个捐五十万。乾隆看到这两笔钱，起了疑。
五、一场雨
真正让事情翻过来的，是天气。
乾隆四十六年，大学士阿桂被派往浙江勘海塘，又因河州回民苏四十三起事，被派去督师。尚书和珅先走一步。
和珅到了甘肃，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说入境就遇雨。阿桂随后报告军队行进，也几次提到下雨。
乾隆抓住的就是这一点。他想不通：甘肃年年报旱，年年请赈，怎么大军一进去，天天下雨？
他随即下了一道谕旨，让阿桂和陕甘总督李侍尧把甘肃的灾情“具实以闻”。
阿桂和李侍尧查出来的东西很具体：王亶望等人令监粮改输银，以及虚销赈粟、中饱私囊的种种情形。
乾隆震怒，派侍郎杨魁去浙江，会同巡抚陈辉祖，把王亶望严加审问，抄了他的家，抄出金银逾百万。
随后，王亶望、勒尔谨、王廷赞被押到皇帝驻跸的地方，由诸大臣会审。王亶望全部招认。
六、判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判决下来了。
王亶望处斩。勒尔谨赐令自尽。王廷赞论绞，后来在秋审时绞决。蒋全迪不必押到京城，就在兰州处斩。
这四个人是主犯。下面的处理更狠。
乾隆命阿桂按治各州县，凡冒赈至二万两以上者，一律处死。按这个标准坐斩的，有程栋等二十二人。
皇帝随后说了一句话，被《清史稿》记了下来：这二十二个人的死，都是王亶望引导的，让他陷于法网，跟王亶望亲手杀他们有什么两样。于是又夺了王亶望儿子王裘等人的官，把幼子发往伊犁，规定年满十二岁就依次发遣，逃跑的斩。
案子还没完。陕甘总督李侍尧继续查，又诛了闵鹓元等十一人，判罪董熙等六人。
先后正法者五十六人，免死发遣者四十六人。甘肃全省的府、道、州、县官，几乎被清空，当年的大计（官员考核）不得不暂停。
一个省，因为一场不存在的旱灾，把整套官僚系统赔了进去。
七、为什么没人说
这个案子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是钱数，是时间。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改折色，到四十六年案发，中间七年。七年里，甘肃年年报旱，年年请赈，年年有官员升迁、调任、考核。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捅出去。
为什么？
第一层，是所有人都在这条船上。州县报灾，道府具结，藩司批准，督抚上报。一个环节说出去，上下游一起完蛋。人人有份，就等于人人闭嘴。《清史稿》记了一句当时的情形：“各州县亦视侵冒官项为故常，竟无一人洁己奉公。”
第二层，是监察的路被堵了。清代的监察靠都察院，十五道监察御史按省审核刑名，六科给事中对口监察六部。但这套制度到乾隆朝已经变形：御史失去了宋明以来巡视地方的权力，陷入繁琐的程序性事务；给事中的封驳权也基本成了摆设。一个御史要参一个省的藩司，得有实据；实据在甘肃的仓里，而仓是空的，账是平的。
第三层，是奏折制度。雍正以后，地方大员可以直接给皇帝上密折。这套制度的好处是皇帝能听到真话，坏处是皇帝听到的取决于谁在写。甘肃的密折，写的人也是分钱的人。
所以这个案子最后是被天气捅破的。不是制度发现的，不是同僚举报的，不是御史参的。是一场雨。
八、乾隆的那句话
案发之后，乾隆在谕旨里说过一段话，被后人反复引用。他说甘肃上下勾通一气，把他惠养百姓的政令当成了这帮人肥身利己的工具，侵帑殃民，毫无忌惮；又说天下无不共知，而内外臣工没有一个人提起，想起来实在寒心。
他还给这个案子定了一个评语：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这个评语里有真的惊讶，也有别的东西。因为“天下无不共知”这句话，等于承认了另一件事：皇帝自己也该早知道。
九、雨停之后
甘肃的捐监在乾隆四十六年八月被明令停止，陕西、新疆的捐监粮也一并停办。
王亶望的家产被抄，金银逾百万。他的儿子们被夺官发遣。到乾隆五十九年，皇帝准备归政，国史馆进呈师傅传，他看到王亶望的治绩，才下旨赦免王的儿子们回京，年幼的不再发遣，说了一句：不要让他师父绝了后。
一个人的案子，落到子孙身上，最后又落在皇帝的一句体恤上。
而那场雨，在史书里只占了半句话。和珅的折子写“入境即遇雨”，阿桂的报告写行军途中屡次遇雨。两句天气记录，把一个经营了七年的账本掀开了。
乾隆四十六年那个夏天，甘肃确实下了雨。只是这雨来得太晚，落在了一个已经不需要雨的地方——那里的旱情，从来只写在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