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一年，日本大阪。
一家叫菅生堂的书坊刻完了一部书，三卷，十八篇，一百二十三幅图。底本是从长崎进来的，中国刻的，纸已经发黄。
书名叫《天工开物》。
书名有来历。《尚书》里有「天工人其代之」一句，《易经》里有「开物成务」一句。宋应星把两句拼在一起，意思是：天造的东西，人来完成。
刻书的老板叫柏原屋佐兵卫。他大概没想到，这部在中国已经很难买到的书，会在日本一印再印，一直传到二十世纪。
那时候在中国，读书人知道有这本书的，已经不多了。
一部没人翻刻的书
《天工开物》第一次刻成，是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江西南昌。
出钱刻书的人叫涂绍煃，是作者的朋友。
作者叫宋应星，江西奉新人，那一年五十岁。
这部书讲的是怎么种稻、怎么养蚕、怎么织布、怎么染色、怎么舂米、怎么晒盐、怎么熬糖、怎么榨油、怎么烧瓷、怎么铸钟铸锅、怎么造船造车、怎么打铁、怎么烧石灰、怎么造纸、怎么炼铜炼锌、怎么造火药兵器、怎么调颜料、怎么制酒曲、怎么采珠玉。
十八篇，从吃到穿，从用到兵器。
全在里面。
书成之后，宋应星在序里定了一条排序的原则，五个字：贵五谷而贱金玉。
所以讲稻子的《乃粒》排第一，讲珠玉的《珠玉》排最后。
这不是文人的趣味。
这是农人的常识。
一个落第的举人
宋应星不是工匠，他是举人。
万历四十三年，他二十九岁，和哥哥宋应升一起中了举。江西那一科，奉新宋家兄弟俩同时上榜，在县里是件大事。
中举之后就是会试。他去考，没中。再去，没中。
一次会试要走几个月。从江西到北京，走运河，来回一年。他在路上看见的东西，比在考场里多。
他看见景德镇的窑工怎么把瓷石敲碎、淘洗、拉坯、上釉，怎么用一座蛋形窑控制火候；看见铅山的手工纸坊怎么把竹麻泡烂、抄纸、压榨、烘干；看见信江上的船怎么造，龙骨怎么拼，桐油怎么涂；看见田里的水碓怎么借水冲轮，一个轮子带动碓杵、带动磨盘。
这些东西，读书人不写。
读书人写诗、写策论、写墓志铭。
宋应星把它们记下来了。
记的时候，他不是在写游记。
他问的是工序、用料、火候、产量。
十八篇
崇祯七年，他做了分宜县的教谕。教谕是个清闲官，管县学，没什么事。他开始动笔。
三年之后，书写成了。
十八篇的次序是这样的：乃粒（稻麦）、乃服（蚕丝纺织）、彰施（染色）、粹精（米面加工）、作咸（盐）、甘嗜（糖蜜）、膏液（油脂）、陶埏（陶瓷）、冶铸（铸造）、舟车（船车）、锤煅（锻造）、燔石（煤石灰）、杀青（造纸）、五金（金属）、佳兵（兵器）、丹青（颜料）、曲蘖（酒曲）、珠玉（珠宝）。
每一篇的写法都一样：先说这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再说原料、工具、工序、火候、损耗，最后说各地产品的优劣。
《乃粒》里写育秧，说用骨灰蘸秧根，秧苗就壮。这是磷肥，比欧洲人知道磷肥早了两百多年。
《杀青》里写竹纸，五步：斩竹漂塘、煮楻足火、荡料入帘、覆帘压纸、透火焙干。五步之后，纸就成了。
书里记的技术，有几样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领先的。
一是风箱。他画的那种活塞式风箱，一个木箱，一个活塞，两个进气活门，推拉都能鼓风，风量比旧式的皮囊大得多。图上的风箱连着冶炉，一个人推拉，火色就变。
二是提花机。《乃服》篇里画的花机，机身长一丈多，上面架着花楼，两个人操作：一个坐在花楼上提经线，一个在下面投梭。提花的程序记在花本上，一根一根绳编出来，换个花本就能换花纹。
三是灌钢。把生铁和熟铁放在一起炼，生铁熔点低，先化，渗进熟铁里，含碳量降下来，成了钢。他在《五金》篇里写得很细：生铁块放在熟铁条上，用泥封住，火烧，生铁水流进去，「两情相合」，再锻打。
三是井盐的钻井。四川的盐井，用顿钻，一根竹绳吊着铁钻头，一上一下砸，砸出几十丈深的井；井壁下套管，套管是竹子的，一节一节接起来，中间打通；井口架起天车，用牛拉绞盘提卤。这套办法在《作咸》篇里有图。
五是采煤的排瓦斯。他在《燔石》篇里写，掘进的时候要用长竹筒把井下的气引出来，让气慢慢散掉，人才能下去。巷道要用木柱支护。
六是锌。他在《五金》篇里记了「倭铅」，说那是用炉甘石炼出来的，色如铅，性硬。这是世界上较早的关于锌的冶炼记录。
《佳兵》里写火药，说硝是阴，硫是阳，两样东西逼到一处，就出声、就变化。同一篇里还写了地雷、水雷的埋法，写了几种火器的尺寸。
《舟车》里写漕船，说一条船用多少木、多少铁、多少桐油、多少麻，造一条要几个工。
这些数字，别的书里没有。
这些不是他从书上抄的。
他走了很多地方，问了很多工匠，看了很多作坊。
禁书与海船
书刻出来以后，卖得不算差。明末的方以智在《物理小识》里引用过它，福建的书商杨素卿在清初又刻了一版。
然后就慢慢没有了。
原因说法不一。比较通行的一种是：书里有「北虏」「东北夷」这样的字样，写的是明朝人对北方民族的称呼。清朝修《四库全书》，没有收这部书。
禁也好，不收也好，结果是一样的：没有人再刻，没有人再读，书坊里买不到，藏书家里也没有。
一部讲手艺的书，就这样从流通里消失了。
它先死了一次。
它没有死，是因为它出了海。
十七世纪末，书传到日本。日本的实学派学者很看重它，一七七一年菅生堂翻刻，一八三〇年又重印。日本学者佐藤信渊读了这个本子，提出「开物之学」，主张以工艺富国。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汉学家儒莲把《天工开物》里关于蚕桑的部分译成法文，在巴黎发表。当年就转译成意大利文、德文，第二年转译成英文、俄文。那时候欧洲的蚕业正闹病害，桑叶坏、蚕僵、丝产量大跌，这份来自中国的技术记录，正好补上了他们缺的那一段。
欧洲的学者后来反复引用这份记录。达尔文讨论人工选择的时候，也提到过中国养蚕人挑种的做法。
同一时期，法国人狄德罗正在编《百科全书》，一册一册地收工艺图，铁匠铺、玻璃坊、织机、造纸槽，全画进去。法国人把工匠的手艺当成国家的知识来保存。
中国这边，一个教谕自己掏钱印的书，最后要靠日本的书坊替它续命。
回来的路
一九二〇年代，一个叫丁文江的地质学家开始找这本书。
他找了很多地方，最后在日本找到了菅生堂本。一九二九年，藏书家陶湘在天津据菅生堂本石印重刊，用《古今图书集成》校订，重新绘制插图，罗振玉题签，丁文江作跋。
书回来了，距离它第一次在南昌刻成，二百九十二年。
陶湘重刊的本子有一个问题：插图是重绘的，有些地方照着清代的书改，跟原文对不上。比如有的农具，图上是清代的样式，文字里写的是明代的用法。
真正靠得住的，是「涂本」——一六三七年那一版。
涂本存世极少。目前知道的有三部：一部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一部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一部在日本静嘉堂文库。
国图那一部，原来藏在浙江蔡氏的墨海楼，后来蔡家败落，书抵押给宁波李氏，李氏的藏书处叫萱荫楼。一九五〇年代，李氏后人李庆城把藏书捐给了国家，这部书就在里面。
二〇二一年，国家典籍博物馆办过一次《天工开物》专题展，涂本、杨素卿本、菅生堂本摆在一起。玻璃柜里那三卷书，纸是黄的，字是黑的，图上的工匠还在推风箱、抄纸、踩水车。
明朝亡的那一年，宋应星五十七岁。入清以后，他没有出来做官，回奉新隐居，晚年写过一些诗，讲的是乡里的旱涝和赋税。
他活到八十岁上下，卒年已经说不准。他留下的书，除了这一部，还有《野议》《谈天》《论气》，讲的是时政、天文、声学，都不厚。
宋应星在序里说过一句话，说他写这本书，是因为「伤哉贫也」——他见过太多人因为不懂技术而受穷。
他没说这本书会流传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