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成书背景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年仅五十六岁。消息传出，文化界同声哀悼。郑振铎时年三十一岁，正在上海主编《小说月报》，是文学研究会的中坚人物。他自称是"由他而始粗识文字、粗知世界大势"的一代人，感念既深，遂在当月写成长文，刊于一九二九年二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二号，题《梁任公先生》（即本编《梁启超》）。这是梁氏身后第一篇全面系统总结其生平与学术成就的纪念文章。

文章缘起于"惆怅"：郑振铎在开头自陈"我不想做什么应时的文字，然而对于梁任公先生，我却不能不写几句话——虽然写的人一定很不少"。其时悼念文字虽多，却多流于泛泛挽歌；他有意识地要写一篇"比较详细的研究"，把梁启超置于近三十年政治、文艺、学术史的整体脉络中评判。全文按文艺、政治、学问、新闻数端分论（本编即依此分列为生平与著述、政治、治学、文学诸章），兼作编年式的生平梳理，并大量引述梁氏自省文字，如《清代学术概论》中"新思想界之陈涉"的著名自评。

这篇文章后来收入郑振铎的学术文集《中国文学研究》，是他人物评论的代表作。就写作姿态说，它开创了一种新式学人传记的体例：不以谀墓为务，而以史家笔法平章得失——既表彰梁氏"将学问通俗化、普遍化"的功绩，也如实引述他自承"务广而荒""浅且芜"的缺点，通篇坦白平实，在悼亡文字中别开生面。

后世评价

文章甫经刊布即获同行激赏，丁文江读到后评价：在已经发表的论任公的文章中"自然要算他第一"。此后近百年，凡治梁启超研究者几乎都要回到这篇文章：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将其列为卷首重要文献，学界公认它是"第一篇全面系统总结梁启超生平、评价其学术成就"的纪念之作，至今仍以远见卓识和高屋建瓴著称。

文中的论断多为后来的梁研究定下框架："将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确认了梁氏新文体在文学革命中的先导地位；"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给报章政论史上的梁启超立了定位；"影响的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是对其思想辐射力的经典概括，至今仍被论著反复征引。而他拈出的"还不该有比较详细的研究么"一问，更被看作梁启超研究由悼念转向学术建制的先声。

站在今天回看，这篇传记的价值不止于史料：梁漱溟、曹聚仁等后来回忆说近五十年的知识分子都受过梁启超的影响，郑振铎此文正是为这种影响留下的一份最早的、也最清醒的清单。作为传记文学的范本，它示范了如何以平视的态度写一个刚逝去的伟人——有敬意而不失分寸，有感情而不废褒贬，这份清醒至今仍是人物传记写作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