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注

成书背景

《庄子注》是魏晋时期郭象为《庄子》所作的注本，共三十三卷，是庄子学史上影响最深远的著作。郭象字子玄，河南洛阳人，生于西晋，官至黄门侍郎、太傅主簿，以清谈与玄学名重一时。他所注的《庄子》，把原本五十二篇删定为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一篇目结构即为后世通行的本子。

关于《庄子注》的作者，历史上有过著名的公案。《世说新语》记载，郭象曾窃取向秀未完成的《庄子注》据为己有，此后《晋书》也沿用此说。但学界对此看法不一：或认为郭象确在向秀的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增补与发挥，其思想已自成体系；或认为"窃注"之说出于后世传闻，不足为凭。这一悬案至今未有定论。

在思想上，郭象提出了"独化"之说，认为万物并非由某个造物者所生，也不依赖于外在的原因，而是各自"自生""独化"于玄冥之中；他又主张"名教即自然"，认为名分与秩序并不与自然本性相悖，只要各安其分、各当其能，即是逍遥。这些论断既是对《庄子》的注解，也构成了魏晋玄学中最具创造性的理论之一。

郭象的解《庄》，与《庄子》本文的倾向既有承续也有偏移。庄子讲逍遥、齐物、反对是非之别，颇有超离人间秩序之意；郭象则把逍遥落在"適性"之上，把齐物理解为对各自分位的安守，从而把玄学的锋芒收束为一种与现实相容的人生哲学。这一取向的差异，是历代论者反复讨论的题目。

后世评价

《庄子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极高。唐代成玄英为它作疏，宋明学者解《庄》多以它为起点；历代通行的《庄子》文本，也基本上沿用郭象删定的三十三篇。可以说，今天人们所读的《庄子》，本身就是经过郭象选择与整理的产物，其影响之深由此可见。

推重者认为，郭象不仅是一位注家，更是一位思想家。他把《庄子》的语言转化为一套系统的玄学理论，"独化""自生""適性""玄冥"等概念，成为魏晋哲学中最具分量的成果；即使在今日讨论"个体如何自足地存在"这类问题时，他的思考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批评者的意见同样尖锐。宋明以来的儒家学者多指责他"以己意解庄"，把庄子的超脱之意解释为安于名分的顺从，实际上缩小了原著的精神格局；现代学者也指出，郭象的注解每每在关键处发生倾向性的偏移，读者若只读郭注，容易把《庄子》读成一部"调和的哲学"。

今日研究《庄子》，恰当的方式是把郭象注与原文对读，留意二者的呼应与会通之处，也留意其分歧所在。一部经典与它最重要的注本之间的张力，往往比单纯读懂原文更能启发思考，而《庄子》与《庄子注》正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