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简介
佛典注疏。S.2660。作者不详。一卷。首残尾存,四百零六行。尾题“《胜鬘义记》一卷。”《义记》将《胜鬘经》分作十五部分,逐章疏释。分科较为简要,以疏释义理为主。《义记》中所载章名与《胜鬘经》原文多不一致,反映了古代注疏的自由风格。尾末有题记:“正始元年(504)二月十四日写讫。用纸十一张。《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宝献共玄济上人校了。”可知是北魏时写本,属敦煌写经中年代较早的珍品。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矢吹庆辉在《鸣沙余韵》第二部《关于北魏正始元年笔写现存最古的〈胜鬘义记〉》中有专题研究。另外,大谷探险队从吐鲁番吐峪沟出土同名经疏一号,尾题为《胜鬘义记卷中》,有“延昌二十七年(587)”题记;又P.2091的尾题为《胜鬘义记卷下》,题记:“释慧远撰之也。大隋大业九年(613)八月五日,沙门昙皎写之,流通后世,校竟也。经疏卷之下。”据《续高僧传》卷八,释慧远确曾撰写过关于《胜鬘经》的注疏。现日本《卐字续藏》收有该《胜鬘义记》之上卷,谓下卷已佚。故如P.2091题记无误,该卷应为亡佚已久之慧远《胜鬘义记》之下卷,甚为可贵。而大谷探险队所得之《义记》尾题相应,年代相符,大约亦为慧远所撰同一疏释,则慧远之该《义记》并非传统所说两卷,而为三卷。至于S.2660,虽然与后者同名,但应是另一种《胜鬘义记》。两种《义记》关系如何,待考。
胜鬘义记成书背景和后世评价
成书背景
《胜鬘义记》是敦煌出土的《胜鬘经》义记体注疏（作者不详，一卷，敦煌写本S.2660，首残尾存四百零六行，尾题"《胜鬘义记》一卷"；历代大藏经未收，敦煌出土后被收入日本《大正藏》第八十五卷）——敦煌写经中年代最早的珍品之一。
其内容的构成：此《义记》将《胜鬘经》分作十五部分，逐章疏释；其分科较为简要，以疏释义理为主；尤为有趣的是：《义记》中所载的章名与《胜鬘经》原文多不一致——这并非疏失，而反映了古代注疏的"自由风格"：讲者可以按自己的理解重新命名章段，经文的框架服从于教学的需要；尾末有题记："正始元年（504）二月十四日写讫。用纸十一张。《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宝献共玄济上人校了。"——写经用料（十一张纸）、校订者（宝献与玄济上人）都记得清楚。
其文献的价值：同名异经的层累样本——敦煌写经中与《胜鬘义记》相关者不止一系：S.2660为一种；大谷探险队自吐鲁番吐峪沟所获同名经疏一号（尾题为《胜鬘义记卷中》，有延昌二十七年（587）题记）约有第二系；P.2091尾题为《胜鬘义记卷下》，其题记云"释慧远撰之也。大隋大业九年（613）八月五日，沙门昙皎写之，流通后世，校竟也"——据《续高僧传》卷八，释慧远确实撰有关于《胜鬘经》的注疏；若此题记无误，P.2091便是久已亡佚的慧远《胜鬘义记》之下卷（极可宝贵），且说明慧远此疏并非传统所说的两卷而为三卷；而S.2660与慧远本同名而实为另一种，两者的关系尚待考订。
使用须知：引用时须注明写本编号（S.2660、大谷本、P.2091各有来历）；其章名与经文原文的不一致，是古代注疏习惯的体现，不可径视为讹误；矢吹庆辉《鸣沙余韵》对这件北魏正始元年写本有专题研究，可据以参考。
后世评价
学术史的评价：《胜鬘义记》（S.2660）因其确切的北朝纪年（北魏正始元年，504年）与完整的题记（用纸数、校订者），自敦煌文献公布以来即为早期写经断代的重要参照，也是敦煌写经中年代最早的一批实物之一；同时，围绕《胜鬘经》的这批义记（S.2660、吐峪沟本、P.2091）所牵出的问题——同名异疏的甄别、慧远《义记》卷数（二卷抑或三卷）的重新认定——正是敦煌写本"改写传世佛教史"的典型例子：一部亡佚已久的疏，靠几个写本的题记重新回到学术视野。
对一般读者，《胜鬘义记》是"一部一千五百年前的学生笔记本"：写完之后，抄者认真写下——"正始元年二月十四日写讫，用了十一张纸"，又注明有两位僧人校对过。另一卷的末尾更写着：这是慧远法师撰的，大业九年八月五日沙门昙皎抄写，为的是"流通后世"。读这些字，才知道"流通后世"不是空话——因为他们的抄写，我们真的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