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名园记

成书背景

《洛阳名园记》是北宋李格非（约1045-约1106）所撰的洛阳园林志，一卷，记北宋洛阳名园十九处（富郑公园、董氏西园、环溪、湖园、天王院花园子等），李清照之父、文叔先生李格非宦游洛阳多年，绍圣间追记所见名园，每园先叙其布局景致，后缀一二议论，末以一段总论收束——"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其成书的语境是北宋末年的深意：洛阳为西京，元祐以后执政致仕诸公（富弼、司马光、文彦博一系）退居洛阳，园亭之盛冠于天下——名园的营造正是旧党士大夫政治生命的延伸；李格非属苏门一系，崇宁党禁起，其记园而预言盛衰，实为对时局的沉痛曲笔。末段总论"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一篇园林记，最后竟是一份亡国预言书。

其园林史价值是第一等的：北宋私家园林的布局、叠石、理水、花木经营，文献记录最系统的就是此书——园林史研究者重建宋代园林（尤其是"写意山水园"的成形期），此记是根本文本；洛阳牡丹之盛（天王院花园子"以花名园"的记载），也是牡丹史的名典。

其文本的流传一卷未佚，历代刊刻不绝，与《洛阳伽蓝记》《汴京遗迹志》同列都城园林文献的经典序列。

后世评价

园林史研究对此书的定位是"宋代园林第一文献"：中国园林从唐宋的写意转向、文人园的观念（园与人格的一体）、洛阳牡丹与花木文化——皆以此记为核心材料；后来的造园史著（从明代《园冶》的研究到现代园林史通史）皆引其十九园为宋代部分的骨架。一处园记的条目，常被用来复原一座已消失的园林——文本考古的典型案例。

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解读，则集中于末段总论：以园之兴废系天下之治乱，这一"以小见大"的历史观，被视为北宋士大夫政治意识的极致表达；党禁背景下此书写作的曲笔性质，也是宋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名案——一篇园林志，同时是一份政治忓悔与预言。

对一般读者，此书是"北宋洛阳的园林散步指南"：十九座园子，各有水石花木的性情，读来清雅有味；而读到末尾那一段总论，方知满纸花石之下是一颗忧国之心——李清照的父亲，原来也是这样一位把亡国感写进园林的人。今日洛阳的牡丹仍开，而名园已尽——此记是它们唯一的存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