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竹书纪年(附译文)

古本竹书纪年(附译文)

作者:佚名 状态:已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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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

竹书纪年,相传是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记述其记载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但是与甲骨文、青铜铭文的记载相类,更具有可信性,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史料。自晋代出土以来,竹书纪年原本竹简已经亡佚,而晋人所作的初释本、考正本也散佚,宋明时期有今本竹书纪年,但是经过清代学者考究,证明是伪书。清代朱右曾、王国维、范祥雍三人先后辑录竹书纪年,得到古本竹书纪年。而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等人在这个基础上,加以考证,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证》,是较为精细的本子。《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盗墓者不准(Fǒu Biāo)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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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竹书纪年(附译文)成书背景和后世评价

成书背景

《竹书纪年》是西晋初年(公元279年前后)汲郡(今河南卫辉)魏墓出土的竹简书中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因写于竹简而得名。墓主旧说为魏襄王,简文以编年记夏商周至战国魏襄王二十年之事,是先秦人写先秦史的第一手文献,其价值在当时即引起轰动。竹简原物后来亡佚,今本有"古本""今本"两系:古本指从《水经注》《史记》三家注及诸书征引中辑出的佚文,今本指明代出现的二卷足本——学界通说认为今本是后人据类书伪造,古本辑佚文才近于原貌。本站所收即古本辑文并附白话译文。

古本《竹书纪年》最震动学界处,在其记载与《史记》处处相左: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共伯和干王位(而非周召共和)、"尧幽囚,舜野死"、启杀益、文丁杀季历等——一部战国魏人的编年,把儒家叙事的圣王史撕开了口子。汲冢出土之际正当中古,其记载在唐宋类书与古注中被大量引用,也与《史记》并行流传。

战国魏史的整理者何以有如此"离经叛道"的记载,学界讨论很多:魏国史官的记述传统不同、战国诸子异说的采择、以及"汲冢发现"本身的历史语境(西晋士人疑经思潮)皆被论及。无论何解,古本纪年提供了与传世文献平行的一套先秦编年,其史料学意义无可替代。

现代研究对此书的依赖极深。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古本纪年的西周王年为重要参考;武王克商之年、共和行政的真相、战国纪年框架(尤其"今王"魏襄王前各魏君年数)诸大问题,皆以纪年为基准文献。附译文的整理本,正是为让普通读者也能直接使用这套"地下出品的编年史"。

后世评价

《竹书纪年》是中国学术史上"出土文献改写旧史"的第一次完整预演。从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起,古本辑证诸家代有推进;而"今本伪书"的论定——由朱右曾发端、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完成——又是辨伪学的经典战役。一部书同时成为辑佚与辨伪两门学问的教科书,这在中国典籍中极为罕见。

对其内容的评价,学界的态度是"分析性地信任":西周王年与战国纪年部分,经与金文、天文推算互证,可靠性已大体确立;而夏商部分的记载,虽富,尚多孤证,研究者取其疑以传疑。至于"尧幽囚"一类记载,与其说被采信为史实,不如说被用作理解战国历史叙事多元性的标本——史学的进步恰恰从这里开始:不再只有一种标准答案。

文献学上,古本辑文的局限须常置心头:佚文经唐宋人转引,文字、系年皆有转手之变,辑本的复原永远是近似的。近年战国简牍(清华简《系年》等)相继出土,与汲冢纪年互相发明,《系年》的许多记载恰可印证纪年的独立价值——学者称这是"第二次汲冢",两部战国编年史终于可以对话。

对今日读者,古本纪年附译文提供了与《史记》对读的最佳对家:同一段三代史,两种叙述并置,圣王叙事与权力叙事的张力一览无余。读史而知史有多副面孔,是从这部两千七百年前的竹简开始的——这也是它始终被列为史学必读文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