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洹上：步入“中国”的初稿
抵达安阳古城时，洹河正泛着秋日特有的、沉静的灰绿色。我站在北关的拱辰门前，没有立即进城，而是沿着河岸向西行走。河水汤汤，流速平缓，像一条巨大的、缓慢游动的青铜色脊背。对岸，是现代化的楼宇与街道；此岸，夯土的古城墙基断断续续，野草在砖缝间摇曳。风从河面吹来，带着水腥与泥土的微凉——这气息，与三千年前弥漫在此的，或许并无二致。
就在这看似寻常的河岸以南，不过数里之遥，大地之下，沉睡着一部文明的源代码：殷墟。我此行的目的，并非直接奔向那片举世闻名的遗址，而是要先走入这座在地表之上、始建于后周的安阳古城。我总觉得，要读懂地下的“墟”，必先感受地上的“城”；要理解那片沉默的甲骨，必先走过这座依然呼吸的街巷。
拱辰门的门洞深邃，日光穿过，在门内的青石路上投下一道明亮的、界限分明的光带。迈过这道光，便是进城。城内景象，与多数明清古城格局相类：鼓楼巍然立于十字街心，四条主街伸向四方，街旁店铺多是仿古式样，售卖着本地吃食与寻常百货。初看之下，它似乎缺少江南古镇的精巧，也没有山西古城的巨贾气派，甚至显得有些平淡，一种历经太多风雨后的、疲惫的平淡。
然而，正是这平淡，让我心生敬畏。因为我知道，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可能是叠压的史诗。后周的城垣之下，是曹魏的邺都遗韵；再往下，是秦汉的郡治夯土；而最深处，则是商王盘庚迁殷后，那二百七十余年赫赫王都的基址。这是一座“悬浮”的城。 它并非凭空筑于荒野，而是如巨树年轮般，生长在一片更为古老、更为辉煌的文明废墟之上。它的“平淡”，是因为所有惊心动魄的戏剧——祭祀的燎烟、征伐的鼙鼓、贞卜的灼纹——都已沉入地下，化作甲骨上的裂响与青铜上的绿锈。地表的生活，只是这部厚重史书最后一页的、平静的跋文。
行走在古城东西大街，市声入耳，自行车铃清脆。我尝试着将听觉向下延伸，穿透柏油与夯土，去倾听那些更深层的“声音”：铸铜作坊里铜液浇注的嘶鸣，占卜室里龟甲爆裂的“卜”声，祭祀坑中牺牲倒入时的闷响，以及《尚书·盘庚》篇中，那位迁都君王对“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的诘问与宣告。地上的城，是日常的、延续的“生”；地下的墟，是凝固的、祭祀的“死”与“史”。 二者在此垂直相遇，生覆盖着死，日常覆盖着神圣，今人覆盖着先人——这便是安阳古城给予我的、最初的、也是最为震撼的时空格局。
我恍然明白，步入安阳古城，并非步入一座普通的明清遗存，而是步入“中国”这个宏阔概念最为古老的一处书写初稿的边缘。那初稿的核心正文深埋于地下，而我所在的古城，是后世在稿纸空白处陆续添加的旁注与续篇。带着这份沉重的自觉，我的安阳之旅，正式开始。
二、城墟叠印：时间的垂直地理
要理解安阳，必须建立一种垂直的历史想象力。平面的游览是不够的，必须学会向下“看”，向下“听”。
我登上修复的安阳古城东南角楼。视野开阔，古城棋盘状的街巷、灰瓦的屋顶尽收眼底，远处，文峰塔秀丽的剪影矗立于现代楼群之中。我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试图“透视”。我想象，如果我有神灵的目力，能够像剥离地质剖面一样，将地表以下数十米的土层一层层透明化，我将看到何等惊心动魄的景象？
最上层，是我立足的明清安阳府城： 规整的里坊，香火缭绕的城隍庙，书院里的琅琅书声，市集上的碌碌交易。这是儒家礼治与市民经济交织的、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图景。
向下穿透数米，是唐宋相州、北魏郢州的遗迹： 或许有佛寺的塔基，驿道的车辙，某一处窖藏里未及带走的开元通宝。那是佛教东传、南北融合、帝国强盛又动荡的年代。
再向下，土层颜色变深，是战国邺城、曹魏五都之一的气息： 铜雀台的歌舞似乎余音未绝，邺下文人集团“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风流仿佛仍在空气中振动。西门豹治邺投巫的决绝，曹操“对酒当歌”的苍凉，都沉淀在此。
而最底层，在洹水环抱的台地上，则是那个决定性的存在——晚商都城“殷”： 庞大的宫殿宗庙基址如巨兽的骨骼，纵横的排水管道网络显示着惊人的城市规划，铸铜、制骨、烧陶的作坊区密布，一座座王陵与祭祀坑沉默地诉说着神权王权的威严与残酷。这里，甲骨成坑，青铜如山，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文明将其最核心的密码，封存于此。
这便是安阳独一无二的“垂直地理”。 它不是一处单独的“古迹”，而是一个完整的、连续的“文明地层剖面”。从商到清，三千年的文明演进，不是平行的替换，而是垂直的累积。后来的每一座城，都在前代文明的“墟”上建立。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选择：此地被视为“地中”，是王气所钟、宜于建都的吉壤。尽管王朝更迭，灾难频仍（洹河泛滥、战火兵燹），人们总是一次次回到这里，在祖先的废墟上重建家园与秩序。
《诗经·大雅·文王》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安阳这片土地，正是这句古语最生动的空间诠释。它是“旧邦”的终极核心（殷商），也见证了此后一次次“维新”的尝试（曹魏革新、后周筑城）。新与旧，不是断裂，而是层叠；维新之命，不是抛弃旧邦，而是在旧邦深厚的土壤中，萌发新的枝芽。
站在角楼上，晚风渐起。我忽然觉得，眼前的古城街巷，仿佛变成了覆盖在那浩瀚殷墟之上的一层薄薄的、透明的皮肤。皮肤的温热之下，是文明童年粗重的呼吸与心跳。这种“叠印”感，让安阳的一切都变得意味深长。一块明清的城砖，可能垫在唐宋的柱础上；一口现代的水井，可能打穿了汉代的陶管。在这里，“古”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一种持续进行中的、向下扎根又向上生长的生命状态。
三、文峰塔影：甲骨与周易的回响
在安阳古城的垂直地理中，有两个精神制高点，它们并非直指苍穹的物理存在，却构成了这片土地最深邃的思想天际线：一是深埋于地下的甲骨文，一是孕育于羑里城的《周易》。而古城中的文峰塔，或许可以视为这两种精神向天空寻求对话的一座脆弱的、优美的桥梁。
我前往古城内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它不是建在殷墟之上，而是立于古城新区，这本身就有象征意义：将地下沉睡的密码，请到地上，置于光天化日与当代语境之中加以阐释。馆内，那些陈列于恒温恒湿玻璃柜中的甲骨原件，让我屏息。牛肩胛骨，龟腹甲，上面密布着细如蚊足的刻辞。那是商王的问询，也是神的回答。内容关乎祭祀、征伐、田猎、气象、疾病、生育……几乎囊括了国家与个人生活的所有重大关切。
我俯身细看一片记载商王狩猎获犀牛的卜骨。刻痕劲直，布局严整，字形已具备后世汉字“六书”的诸多雏形，但更显象形与神秘。那一刻，我面对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文字”本身诞生的阵痛与辉煌。 人类将声音与意义，从口耳相传的流沙中打捞起来，凝固成可视的、可传承的符号。这是文明史上堪比火的使用、轮子发明的伟大一跃。而这一跃，最系统、最成熟的早期证据，就在安阳。
《周易·系辞下》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书契”正是刻写之意。安阳甲骨，便是这“易之以书契”的划时代物证。文字的出现，使得经验可以累积，历史可以记录，思想可以跨越时空交流，复杂的社会管理与文化传承成为可能。它奠定了华夏文明连续不辍的基石。
而同样与安阳渊源极深的《周易》，则代表了另一种智慧。它源于更古老的占卜实践，却在周初（传说文王被囚于安阳汤阴的羑里城时演八卦为六十四卦）被系统化、哲理化。它不再仅仅是占问吉凶的方术，而是试图用一套高度抽象的符号系统（阴阳、八卦、六十四卦），来模拟、推演宇宙万物纷繁变化背后的根本规律与动态平衡。
甲骨文是向神灵（或祖先）的“提问”，是寻求具体答案；《周易》则是向宇宙规律的“叩问”，是寻求变化的原理。 前者更具体、更实证（尽管基于信仰）；后者更抽象、更思辨。它们仿佛中华文明童年时期的两种思维路径：一条通向历史与经验的记录（史官传统），一条通向哲学与宇宙的玄思（哲人传统）。而这两条路径的源头活水，竟都深深浸润在安阳这片土地之下。
当我走出博物馆，夕阳正将文峰塔的影子拉得悠长，斜斜地投向古城的老街。这座始建于五代后周的古塔，造型独特，上大下小，呈伞状，似一支向天书写的巨笔。在塔影的笼罩下，我仿佛看到两种古老的精神在交融：甲骨文的务实、征验、敬畏，与《周易》的玄思、变通、和谐。它们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华文明精神结构中理性和神秘交织、具象与抽象并存的复杂底色。安阳，因此不仅是一座“古都”，更是一处文明核心思维方式的形成现场。它的泥土，不仅埋藏着王朝的遗迹，更埋藏着决定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最初的思想种子。
四、寻常巷陌：墟上生活的韧性
从文明的宏大叙事中抽身，我再次走入古城的寻常巷陌。这里是“地上安阳”最真实、最温暖的肌体。与地下殷墟的肃杀、神秘、王权至上截然不同，这里弥漫着中原市井特有的、质朴而坚韧的生活气息。
我拐进一条名叫“仓巷街”的老巷。街道狭窄，两侧多是清末民国的老式民居，门楼低矮，砖雕朴素。正是傍晚时分，炊烟从各家灶间逸出，混合着炒菜的油香与煤球炉的微呛。一位老人坐在自家门槛上，就着最后的天光，慢条斯理地修补着一只竹篮。他的手指粗大，动作却异常灵巧，竹篾在他手中如同温顺的丝线。几个孩童追逐着跑过，笑声清脆，惊起屋檐上几只灰鸽。
巷子深处，传来“梆、梆”有节奏的闷响。寻声而去，是一间小小的打铁铺。炉火正红，老师傅赤裸着上身，古铜色的皮肤上滚着汗珠，他钳起一块烧红的铁料放在砧上，徒弟抡起大锤砸下，火花四溅，如节日的微型焰火。那声音，那景象，几乎与千百年前殷墟铸铜作坊里的情景，有着某种原始的相似性——都是对金属的驯服，都是火与力的艺术。只是，彼时为王室铸造礼器兵器，庄重神秘；此为乡里打造锄头菜刀，实在亲切。
在另一条街，我尝到了安阳著名的“粉浆饭”。一种用绿豆粉浆发酵后，加入小米、花生、黄豆、野菜等熬煮的粥食，味道微酸，口感醇厚复杂。店家说，这曾是贫苦人家的饭食，原料低廉，却能提供充足能量与风味。我喝着这碗其貌不扬的饭，忽然品出了安阳地上生活的真味：一种在厚重历史层积的压迫感下，发展出来的、极具韧性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地下的殷墟，代表着权力的高度集中、资源的奢侈占有（大量青铜、玉器、牺牲用于祭祀）、对彼岸世界的极度关注。而地上的古城生活，则是分散的、节俭的、务实的、执着于现世的。它不追求永恒的青铜，而满足于耐用的铁器；不举行宏大的祭祀，而注重一日三餐的温饱；不刻写神秘的甲骨，而流传着朴素的民谣与故事。
《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这种顺应自然、注重可持续的实用理性，或许正是地上生活得以在无数次天灾人祸后，依然能在“墟”上重建、延续的根本原因。殷商的辉煌如青铜鼎彝，固然壮美，却也易碎；而地上巷陌间这种如粉浆饭般“就地取材、化俗为雅”的生活韧性，却如野草，火烧不尽，水淹不死，春风吹又生。
这种“地上”与“地下”的对比与延续，构成了安阳最深刻的人文风景。辉煌的文明核心（墟）可能崩塌、掩埋，但基于日常生存需求而生长出的生活文化（城），却表现出更顽强的生命力。前者是文明爆发的“峰值”，后者是文明绵延的“基线”。安阳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文明的伟大，不仅在于它所能达到的巅峰高度，更在于其底层生命力的坚韧与持久。这巷陌里的炊烟、打铁声、粉浆饭的酸香，正是这坚韧生命力最平实、最动人的注脚。
五、暮色钟楼：层叠时间的和解
日暮时分，我来到古城中心的钟楼遗址广场。原楼已毁，现为复建，但位置如旧，仍是古城的中心点。站在这里，四条大街如十字伸向远方，尽头是四座城门（复建）的轮廓。暮色如一块巨大的、半透明的赭色琥珀，缓缓将古城浸泡其中。街灯次第亮起，先是昏黄，继而转为清晰的暖白。
一日将尽，古城从白日的市井忙碌中松弛下来，进入一种沉思般的宁静。此刻，正是不同层次的时间悄然浮现、彼此对话的时刻。
我脚下的钟楼基址，可能叠压着明清的市集、元代的驿站、宋代的衙署基角。 而更深处，则连接着那不可见却无处不在的殷墟“气场”。钟楼报时的功能早已消失（现代计时工具取代了一切），但它作为“中心”的象征意义依然存在。在古代，钟鼓之声是规范公共时间的权威之声，是秩序的标志。而殷墟的时光，是由祭祀周期、王事活动来标记的，那是一种更神圣、更不匀质的时间。
此刻，两种“时间”在暮色中相遇。现代城市均匀、精确的物理时间（体现在街灯自动亮起的瞬间），覆盖在传统的、以日光和市声为度的生活时间之上，而它们共同建立在那个以鬼神祭祀和王权活动为核心的、古老而神秘的商代时间观念遗址之上。这是一个关于“时间观念”自身的考古现场。
广场上，市民们开始晚间的活动。老人们提着马扎聚在一起聊天，妇女们伴着音乐跳起广场舞，孩子们踩着滑板车穿梭嬉戏。这些景象，与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黄昏并无二致。然而，在安阳，这寻常一幕却有了不寻常的深意：这是生活在“墟”之上的人们，最自然、最生动的“当下”。 他们或许并不终日思考脚下的甲骨与青铜，但他们的步态、笑语、对生活的投入，本身就是对那沉甸甸历史的一种最举重若轻的回应与超越。
历史的重压，并未让此地的生活变得凝滞或悲情。相反，或许正因见识了太多辉煌的湮灭（殷墟）、霸业的成空（曹魏），生活在此的人们，反而产生了一种豁达的、专注于当下的智慧。如同那位修竹篮的老人，他的专注在于手中的此刻，历史的层积是他无意识的背景，而非负担。
《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 个体生命在三千年的文明层积面前，确如忽然而已的隙中驹影。但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忽然”，无数代人专注于他们的“此刻”——筑城、生息、劳作、欢愉——才连绵成了文明不死的长河。殷墟的“忽然”辉煌，与古城巷陌里无数个“忽然”的日常，在时间的意义上，达成了最终的和解：前者证明了文明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强度，后者证明了文明所能拥有的长度与韧性。
暮色完全降临，钟楼的轮廓融入夜空，只剩下檐角的轮廓灯，勾勒出一个发光的、轻盈的框架。我忽然觉得，这复建的钟楼，就像安阳古城的一个隐喻：它或许不是原物，但它立在原址，承续了“中心”的记忆功能。它连接着地下古老的“墟”，承载着地上鲜活的“城”，也指向未来不可知的“变”。它是一个时间的节点，一个层叠记忆的当代显影。
六、洹水晨光：墟与城的永恒对话
翌日清晨，我再次来到洹河岸边，这次是在古城以东，更靠近殷墟博物苑的方向。晨雾如纱，轻笼水面，对岸的现代建筑只剩下淡灰色的剪影。河水依然平缓流淌，亿万年来，它见证了一切：见证过殷商宫殿的倒影，聆听过贞人的诵祷；目睹过曹魏舟师的帆影，承载过唐宋漕运的船只；也映照过明清城垣的垛口，如今则每天映照着我们这些来访者寻觅的目光。
我蹲下身，掬起一捧河水。水清凉，从指缝间漏下，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烁如碎金。这水，或许分子还是三千年前的水分子，它曾滋润过甲骨占卜前的清洗，曾混合过铸铜作坊的冷却，也曾是古城百姓洗衣、饮用的生命之源。洹水，是安阳大地真正的编年史家，是墟与城之间永恒不断的、流动的纽带。
回顾此行，安阳给予我的，是一种异常复杂的时空体验。它不是单一的“古镇”风情，而是 “墟”与“城”的垂直交响，“甲骨”与“周易”的思想源头，“王权”与“民力”的持久张力。 在这里，“古”不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景观，而是一种仍在参与塑造当下的、沉重的存在感与丰富的可能性。
殷墟的“墟”，是文明爆炸后的寂静内核，是“中国”婴儿期的啼哭与呢喃被凝固成的化石。它提醒我们起源的深邃与原始力量的磅礴。安阳古城的“城”，则是文明在漫长岁月中生长的年轮，是在废墟上一次又一次重建日常生活的坚韧证明。它告诉我们延续的艰难与生命力的顽强。
《诗经·大雅·文王》又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朱熹注：“缉，续也；熙，明也。” 安阳的历史，正是这“缉熙”过程的绝佳写照——在旧邦（殷墟）的深厚基础上，持续不断地寻求光明与新生（历代建城、周易智慧、文字演变、市井生活）。毁灭与创造，寂静与喧嚣，神圣与世俗，在此不是对立，而是交替、层叠、互渗的循环。
晨雾渐渐散去，阳光毫无阻碍地洒在洹河之上，河面碎金涌动，一片辉煌。这新一日的阳光，平等地照耀着地下沉睡的甲骨与青铜，也照耀着地上苏醒的街巷与人群。墟与城，在光中达成了瞬间的、静默的合一。
我起身离开，走向车站。身后，安阳古城在晨光中渐渐恢复白日的市声，而殷墟，将继续它已持续三千年的、深沉的睡眠。我知道，我带走的，不是对某个具体朝代的怀想，而是对“文明为何能既古老又年轻，既厚重又生动”这一根本问题，一次刻骨铭心的现场体悟。安阳，这片墟与城重叠的大地，本身就是一部永远打开、永远在续写的中华文明的自传。每一个踏上它的人，都会在某一刻，听见自己血脉深处，传来与那甲骨裂响、与那周易卦变、与那洹水汤汤同频共振的、古老而新鲜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