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方如印
抵达商丘古城时，正是日影西斜。第一眼望去，心头蓦然一震——它太方正了。
四四方方的城墙，围成周长六里的规整矩形，如同巨匠用直尺与矩，在大地上画下的一个无比郑重、无比清晰的方框。城墙高两丈，青砖垒砌，垛口严整，四门俱在，瓮城森然。这与我见过的所有古镇古城都不同：江南小镇是水线随意勾勒的婉约小品，丽江古城是顺应山势的有机生长，平遥古城略近之，却多了晋商宅院的繁复雕琢。而这里，是一种宣言式的存在，一种将“秩序”理念推到极致的空间表达。
我从拱阳门入城。门洞幽深，巨石路面被岁月和车辙磨出光滑的凹痕。穿过门洞的刹那，仿佛穿过一道时间的闸门，内外是两个世界。城内，棋盘般的街道横平竖直，将空间分割成一个个豆腐块似的街区。主街宽阔，两侧是明清风格的商铺与民居，青砖灰瓦，坡顶挑檐，朴素而齐整。没有突兀的高楼，没有炫目的霓虹，一切建筑的高度与形制，都遵从着某种不言而喻的统一律。夕阳的金辉均匀地洒在屋顶上，给这座方城镀上一层静谧的、琥珀色的光。
我登上北城墙。视野豁然开朗，整座古城的格局尽收眼底——正中是巍峨的归德府（商丘古城别称）衙署建筑群，中轴线贯穿南北；城内大小建筑，皆以此为基准，次第排布，秩序井然。护城河如玉带环绕，之外是摩登的新城区，高楼林立，车流如织。这方正的古城，像一枚被精心擦拭后、置于现代化浪潮中的古玺，印文清晰，不容置疑。
《周礼·考工记》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这理想化的王城规划，在后世大多停留在典籍中。而眼前这座明弘治年间重建的归德府城，却以一种近乎固执的坚持，将这种“方正”的礼制美学，在豫东平原上化为了现实。它不追求奇险，不炫耀繁华，它追求的是一种稳定的、均衡的、可控制的秩序感。行走其间，你会感到一种无形的约束与引导，心绪不由得沉静下来，步履也不自觉地端正起来。
这“方印”之喻，愈发清晰。它钤盖在此，是文明对荒野的宣告，是秩序对混乱的界定，是“礼”在物理空间上的一次磅礴实践。而印文，便是那穿透叠压的土层、回响千年的四个字——天下归德。
二、土中城，城中土
然而，商丘古城的秘密，远不止地面上这方正的一层。它的灵魂，深藏于地下，在于一种举世罕见的奇观——城摞城。
在古城西南隅，有一处精心保护的考古发掘现场。我沿着阶梯走向地下，如同步入一部倒置的史书。灯光下，土层剖面清晰如年轮：最上层是明清归德府城的墙基，青砖厚实；其下，是宋代应天府南京城的夯土，夹杂着瓷片；再往下，是隋唐宋州城的遗迹；继续深入，是汉代梁国都城、甚至更早的宋国故城的痕迹……六朝古都，不是并列，而是垂直叠压。 一层城池湮灭了，新的城池就在其废墟上重建，如此反复，跨越三千年。
我伸手，轻轻触碰那不同颜色的土层。宋代的土色偏黄，唐代的更为灰黑，汉代的则显出深褐。指尖传来粗砺而温凉的触感，仿佛能感到不同朝代地气的微弱差异。这不仅仅是地质分层，这是文明的断层扫描。每一层，都是一次繁华的顶点与毁灭的终点；每一层，都封存着那个时代的呼吸、呐喊与寂静。
《诗经·王风·黍离》有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周大夫见故都宗庙尽为禾黍，悲怆不已。而商丘的“黍离之悲”，不是一次，而是循环往复了至少五六次。黄河这条喜怒无常的巨龙，一次次泛滥、改道，将一座座辉煌的城池连同其中的宫阙、街市、悲欢，无情地掩埋于厚厚的泥沙之下。然后，生命在这片肥沃的冲积土上重新萌发，新的城池又如春草般钻出地面，在祖先的骨骸上继续生长。
这种“毁灭—掩埋—重生”的循环，塑造了商丘古城乃至整个中原文明一种独特的生命哲学。它深知繁华的脆弱与短暂（“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但也坚信生命与文明那野草般不死不灭的韧性。地上的“方正”秩序，或许正是对地下那无常命运的一种对抗与补偿——既然无法阻止毁灭的周期，那么就在每一次重生时，将秩序建立得更加坚固、更加规整。
站在坑底，仰望上方切割整齐的天空，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时空眩晕。我不是站在一座古城里，而是站在一整摞古城之上。我的脚下，是数十米厚的、压缩的历史。宋国国君、汉代梁王、唐代节度使、宋代应天知府、明代归德太守……他们的官衙、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时代，都化作了我脚下不同色泽的泥土。而我所在的这一层，也终将成为未来某一层的“地下”。
这“城摞城”的奇观，让商丘的“古”，具有了地质学般的厚重与神学般的玄思。它不再是一个平面的历史遗迹，而是一个立体的、关于文明生死轮回的永恒隐喻。
三、火德与商魂
若说“城摞城”是商丘沉默的骨骼与年轮，那么流淌在这骨骼里的精神血液，则是两种光耀中华文明的特质——火与商。
我来到古城西南的燧皇陵。陵寝简朴，墓前有“燧人氏”石碑。燧人氏，三皇之首，传说中钻木取火、教人熟食的始祖。尽管其事迹缥缈于传说与信史之间，但将“火祖”的纪念地定于商丘，却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地理逻辑。上古时，此地是商族的活动中心。商族崇拜大火星（心宿二），设“火正”之官观测其运行以定农时。这颗璀璨的红色星辰，被商人视为守护神，也是“商星”之名的由来。
火，是文明破晓的第一道光。 《韩非子·五蠹》记载：“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火，带来了温暖、熟食、光明，驱散了野兽与漫漫长夜，从根本上提升了人类的生存境况。商丘将自身与“火祖”紧密相连，实则是宣告自己是文明“启蒙之光” 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这火光，不仅照亮了石器时代的夜晚，更象征着一种主动发现、掌握自然规律、改善生存状态的文明原动力。
而这掌握规律、主动改善的精神，与另一种伟大的开创——商业的兴起——息息相关。商丘是“商”民族、“商”王朝、“商”文化的发源地。王亥，商族的第七代首领，史载他“服牛乘马”，驯服牛马用于运输，带领族人往来各部落间进行贸易。《山海经》、《世本》等古籍均记载“王亥作服牛”。他被后世尊为商业始祖，华商之“商”字，正源于此。
在古城内的商文化广场，我凝视着王亥的雕像。他手执鞭绳，神情笃定，身旁是驯服的牛马。这形象朴实无华，却蕴含着石破天惊的意义。他不再仅仅向自然索取，而是利用自然力（畜力）来跨越空间，促进不同群落间物品的交换与流通。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文明维度——交换、流通、计算、契约——的萌芽。 从以物易物到货币产生，从行商坐贾到市井形成，中华商业文明的基因，在此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火德与商魂，在商丘完成了奇妙的结合。 火，是内在的能量与光明，是改变物质形态的创造力；商，是外在的流动与交换，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沟通力。二者共同指向一种积极、进取、开物成务的文化精神。这与后世儒家思想中重农抑商、强调静守的某些倾向颇有不同，展现了中华文明源头更为多元、蓬勃的一面。
站在这片土地上，我仿佛感到两种古老的力量仍在涌动：一种是燧人氏手中的钻木，摩擦出照亮蒙昧的星火；一种是王亥手中的缰绳，牵引着连接四方的商队。它们共同构成了商丘乃至早期华夏文明中，那束最为灼热、最具开拓气质的精神光焰。这光焰，被后来一层层叠压的黄土掩埋，却从未真正熄灭。
四、文脉归德
历史的层积与精神的源流，最终在明清时期，凝结为古城最响亮的名字——归德，并孕育出一片郁郁乎人文森林。
“归德府”，顾名思义，“归顺德化”。这个名字本身，就体现了从早期商族的开拓进取，到后来儒家伦理成为主导的文化转型。城池的“方正”格局，正是这种德化理想在空间上的极致体现：规规矩矩，端端正正，以伦理秩序为经纬。
而这片“归德”之地，在明清两代竟成了科举文化的惊人富矿。我走进古城内的归德府文庙，棂星门、泮池、大成殿，规制严谨，气象肃穆。更令人震撼的是旁边陈列的“明清归德府科举名录”。据统计，明清五百年间，这片土地竟走出了两位状元、四位榜眼、数百位进士、上千位举人！“八大家七大户”的沈、宋、侯、叶、余等家族，科举入仕，文风鼎盛，形成了罕见的人才集群现象，史称“归德文人集团”。
漫步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座座进士第、大夫第相遇。门楼或许已显斑驳，石鼓或许残缺，但门楣上“进士及第”、“文魁”的匾额，字迹依然苍劲，无声地诉说着昔日荣光。侯恂、侯方域父子的侯氏故居（壮悔堂），叶廷桂的叶氏故居，宋权的宋氏故居……这些宅院连缀起来，几乎是一部行走的明清豫东文化史。
为何是这里？为何是此时？
我想，原因深植于这片土地的命运之中。屡遭黄河水患与兵燹，让此地民众对稳定、秩序、由文化资本带来的社会地位提升有着超乎寻常的渴望。科举，这条“学而优则仕”的规范化上升通道，成了最可靠的出路。而“城摞城”的悲壮历史，或许也反向激励着人们：物质的家园可能毁灭，但通过诗书传承、科举晋身获得的文化身份与精神家业，却可以跨越朝代，光耀门楣，永不湮没。于是，读书求功名，成了家族延续与荣耀的最重要策略。
侯方域，明末“四公子”之一，复社领袖，文采风流，著有《壮悔堂文集》。他与李香君的悲欢离合，经孔尚任《桃花扇》渲染，更添传奇。 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归德文脉的复杂面向：既有儒家经世济民的抱负（参与抗清），又有名士的性情与风流；既有对旧朝的忠贞与悔恨（“壮悔”），又在文化创造中找到了超越朝代更迭的安身立命之所。他的故居“壮悔堂”之名，便浓缩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鼎革之际的全部矛盾与苦痛。
这片“归德”之地，就这样将早年“火德商魂”的开拓能量，逐渐收束、转化为一种在既定秩序内（科举制度、儒家伦理）追求卓越、光宗耀祖的深耕精神。从王亥“服牛乘马”闯荡四方的商业冒险，到无数士子寒窗苦读、通过科举文章“货与帝王家”的文化进取，其内在驱动，或许都是那股改变命运、提升地位的强烈生命意志，只是表现形式随时代而变迁。商丘的文脉，因此而显得格外扎实、厚重，甚至带着一丝与命运搏斗的艰辛感。
五、何处中原
日暮时分，我再次登上城墙。这一次，我选择望向城外。
西北方，约十公里处，有一片不起眼的土丘林，那是阏伯台，传说中的火星（商星）观测台遗址，也是商族始祖契的封地。东北方，更远处，是孔子还乡祠遗址。孔子祖籍宋国（都城在商丘），此处是他回乡祭祖之地。这两个方向，恰好指向商丘文化基因的两极：一侧是观测天象、肇始商业的上古巫史与开拓精神；一侧是郁郁乎文、制礼作乐的儒家伦理与人文教化。
而我的脚下，这座方正古城，正处在两者之间，并将它们历史地融合了起来。
晚风浩荡，吹过垛口，发出呜呜的声响，如埙如篪。这风声里，我试图捕捉“中原”二字的真意。人们常言“得中原者得天下”，多指其四通八达的地理位置。但站在商丘，我对“中原”有了另一层理解。
中原，不仅是空间上的中心，更是文明矛盾与融合的熔炉，是历史层层覆压的沉重教科书。这里最早燃起文明之火，最早尝试商业流通，也最早承受黄河的反复蹂躏；这里见证了商周革命、汉梁繁华、唐宋文盛，也目睹了无数次城池倾覆、生灵涂炭；这里将开拓的“商魂”转化为耕读传家的“文脉”，在秩序的框架内追求极致的辉煌。
商丘古城，便是“中原”命运的微型标本与永恒象征。 它的“方正”，是在无常灾难面前对“有序”的顽强建构；它的“城摞城”，是文明不死、屡仆屡起的生命韧性的直观呈现；它的从“火商”到“归德”，是一部完整的中华主流文化形成与转型的缩影。
古城内外，灯火渐次亮起。城内是温婉的、节制的光，勾勒着古建筑的轮廓；城外是 modern 新区的璀璨星河，流淌着当代的欲望与速度。这座方正古城，依然如一枚沉默的巨印，镇守在古今交界之处。
《庄子·秋水》中，河伯见北海若，方知自身之渺小与时空之无穷。 立于商丘城墙之上，我亦有类似慨叹。个人何其渺小，生命何其短暂。但正是无数渺小的个体，在这片层叠的土地上，求生、创造、毁灭、再创造，用血肉、智慧与泪水，共同书写了这部名为“中原”的、无比厚重的人类史诗。古城的一砖一瓦，一土一层，都是这史诗中的一个字符。
六、永恒的方框
离开前，我最后来到北门城楼之下。回首望去，暮色中的古城门洞，像一个巨大的、深黑的方框，将城内渐浓的夜色与远处新城的灯火，同时框入其中。
这个意象，深深烙在我的脑海。
商丘古城本身，就是历史置于中原大地上一个永恒的“方框”。它框住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风景，而是流动的时间本身。框内，是三千年的层累与循环：从燧人氏的火光，王亥的牛铃，到春秋战国的烽烟；从汉代梁苑的文采，大唐宋州的诗酒，到明清归德的科举鼎盛；再到近代的硝烟与现代的沉寂、保护与苏醒……所有这一切，都被压缩、叠放在这六里见方的“方框”之中。
这个“方框”，是一种历史的总结方式。它用最简洁、最稳定的几何形态（方形），来承载最混乱、最无常的历史内容（水患、战火、毁灭与重生）。它告诉我们，文明或许永远在动荡与不确定中前行，但人类对秩序、意义和永恒的追求，总会以某种形式——比如一座方正的城——固定下来，成为后代可以辨识、可以凭吊、可以汲取力量的坐标。
这个“方框”，也是一面观照自身的明镜。我们每个人心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方框”？它框定我们的认知边界，规范我们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承载着我们个人的历史层积（记忆、创伤、成长）。我们如何在既定的“方框”内，活出生命最大的可能性与创造性？商丘古城用它的“火德商魂”与“归德文脉”给出了两种答案：一种是突破框架的开拓（如王亥），一种是在框架内追求极致的深耕（如科举士子）。
车行渐远，古城的轮廓最终融入地平线，只剩下那个巨大的、精神的“方框”，依然清晰地悬浮在我的意识里。它不再仅仅是商丘的古迹，而成了一个关于中华文明命运的元意象。
归德，归德，天下归德。 这“德”，是火文明照亮蒙昧之德，是商文明流通万物之德，是儒家仁义礼智之德，更是这古城所昭示的、在无常命运面前建造秩序、守护文明、生生不息的那份坚韧厚重之德。
带着这枚“方框”的印记，我离开了商丘。我知道，从此我看待每一片土地、每一段历史，目光里都将多出一道沉静而清晰的边框——那是来自归德府城垣的、关于时间、秩序与生命的，永恒的叩问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