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声音，你这几年特别熟。
手机在桌上震一下，你伸手翻过来看，是一封邮件。不是那个结果。你把手机扣回去，继续做手里的事，心里空了一下，又自己长好。
这样的空，一年里会有好几次。多到后来你不太愿意跟人提，因为一说出口，听起来就像在抱怨。
四十多年前，有个人的这种空，是有声音的。
一、院子里「啪嗒」一声
那时候他在浙江海盐，白天在医院拔牙，晚上回家写小说。写完了就往外寄，寄出去，等回来。
他那时候二十出头，从卫生学校出来，在镇上的卫生院工作。拔牙是他养活自己的手艺，写小说是他想去的那个地方。两件事在一天里轮着来，谁也不让谁。
他家有一个院子。邮递员骑车过来，把装着退稿的袋子从围墙外面扔进来，越过墙头，落在院子里，一声闷响。
时间长了，家里人都认得这个声音。他父亲一听见，就说：退稿又来了。
他自己后来在文章里写过一句很轻的话，说那些年他所有被退回来的小说，在中国旅行过的城市，比他后来去过的还要多。
二、为了省一个信封，他把信封翻个面
那时候投稿有个规矩：信封剪掉一个角，表示里面是稿件，邮资由杂志社付。所以寄出去不花钱。
但信封是要钱的。他的办法是：退回来的信封，翻一个面，用胶水粘一下，剪掉一个角，再寄出去。
一只信封要用上好几轮，纸都软了，边角起毛。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白天在诊室里拔牙，晚上在灯下一只信封一只信封地翻面、粘、剪，然后写上下一个杂志社的地址。
你要是觉得这件事太苦，可以换个角度：他自己并不觉得苦。他后来回忆那几年，语气是轻的，甚至有点得意——一只信封能用好几轮，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我们现在看这段故事，容易把它读成励志。可当年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包括他自己。一个县城的年轻人往杂志社寄稿子，是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干过的事。
这个画面里没有悲壮。它只是很具体：一个人在用最省的方式，把同一件事再做一遍。
三、他投的顺序，是从最高的地方往下
他胃口很大。第一站是《人民文学》和《收获》——那时候最有分量的两家。退回来，就寄《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再退，寄省级的杂志。还退，寄地区级的。
一级一级往下掉，掉到不能再掉，就再从最高的地方开始。
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二年，四年。四年里，他一直在写新的，一直在寄，一直在收退稿。这个循环没有任何浪漫的地方，它甚至有点笨：明知道上面那几家难，还是先寄上面那几家。
四年里他写废了多少篇，没人统计过。他自己也记不清。你只要知道，那些寄出去的，都是他当时能写得最好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留意：他从来不把投稿当成一次考试。退回来，不代表他不行，只代表这一家不要。换一家，再来。
但你仔细想，这个笨办法里有一种东西：他不肯把自己往下调。被退很多次，下一次还是先寄最好的那家。
四、转机是一通电话
一九八三年一月，他的短篇《第一宿舍》在《西湖》发表。同年十二月，《鸽子，鸽子》在《青春》上发表。
然后《北京文学》来了电话。编辑周雁如说，他寄去的三个短篇，前两个可以用，最后一个结尾写得不够「光明」，希望能改一下，问他愿不愿意来北京改。
他答应了。坐了绿皮火车去北京，稿子半天就改完。编辑惊讶，说别的作家要改半个月。
后来他常拿这件事开玩笑，说只要能让发表，从头到尾都能给改成光明的。这句玩笑底下是什么，你自己听得出来——一个人等那个电话等了四年，等到了，什么条件都好谈。
那半天改稿后来被传成一段趣事。可你想想：写了四年，攒了一摞没人要的稿子，忽然有人打电话说想用你的东西——他当然改得快。不是不讲究，是太想被印出来了。
五、他后来承认，是自己赶上了好时候
成名以后，他说过一段很清醒的话。他说八十年代初对刚开始写作的无名之辈是最好的时代，因为老作家复出、新作家登场，写出来的东西填不满那么多杂志的版面，编辑会认真读自由来稿。
到了一九八五年他再去编辑部，情况已经变了：自由投稿拆都不拆，就塞进麻袋让收废品的拉走。
他说，假如自己晚两年写小说，现在还在拔牙。这就是命运。
这段话很多人不爱听，因为它把运气摆在了努力旁边。可它其实是在替努力说话：风来的时候，得有个人的手里正拿着那只信封。
所以你看，这件事里既有他一只信封用好几轮的笨，也有他赶上的一阵风。两样都得有。你只看见风，会觉得自己输得冤；你只看见笨，会觉得努力就该有回报。真实的情况是：你只能负责那只信封，风由不得你。
你能做的，是把稿子写好，把信封翻个面，剪掉一个角，再寄一次。
如果你现在正等一个回音，我说句实话：它可能不会来。但也可能来，而且来的时候，是一通你没想到的电话。
那些信封早就没了。但它们落地的那一声，替他记住了：他确实写过。
参考资料：余华《我叙述中的障碍物》（中国作家网，2018年3月9日）；余华访谈《成为一个作家，只有一个字——写》（澎湃新闻）；《西湖》1983年第1期、《青春》1983年第12期发表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