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摩义记

成书背景

《维摩义记》是敦煌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注疏（作者不详，一卷，首残尾全，尾题"景明原（元）年（500）二月二十二日比丘昙兴于定州丰乐寺写讫"；历代大藏经均未收，日本《大正藏》收入第八十五卷）——现存年代最早的一批《维摩经》注疏之一。

其内容的构成：自《弟子品第三》阿那律问疾起，注疏至全经结束；注疏简练、行文古朴；其科分颇具特色，将全经分为三科：序分（自起始至《佛国品》七言偈，分作遗教序、说法序、献盖序）、正宗分（分作"略开经宗"与"广演其义"：前者自《佛国品》偈后至《方便品》，略开净土、旧方便、新方便、法身四义；后者自《弟子品》至《见阿閦佛品》，广演前四义）、流通分（分作"明法供养"即《法供养品》、"明嘱累"即《嘱累品》）；更奇特的是，《义记》把它这套科分大纲写在全卷之末——这一体例在传统经疏中前所未见；在现存各种关于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的注疏中，它的年代仅次于僧肇的《维摩经注》。

其文献的价值：早期《维摩经》研究史的实物——尾题中的"景明元年（500）"（北魏宣武帝年号）与"定州丰乐寺"，使这份写本成为北朝早期佛教注疏活动的直接证据：注疏出自定州（今河北定州一带）的寺院，抄写的比丘名昙兴，年代约当六世纪初；其"四义"（净土、旧方便、新方便、法身）的科判结构，则为观察北方义学（与南方僧肇系统不同的一路）对《维摩经》的理解提供了罕见样本——在注疏史上，北方早期的方式与南方并不相同，此卷正是北方一路的代表。

使用须知：其首残（缺《佛国品》开头部分与卷一之前的科判纲要），读时须与僧肇《注维摩诘经》、隋慧远《维摩义记》等对读；其科分大纲置于卷末的特殊体例，读时尤当留意——它提示我们，"结构图"的位置本身就是一种讲学方式的痕迹。

后世评价

学术史的评价：《维摩义记》因有明确的纪年与地望，自敦煌文献公布以来即为学界所重：它是研究北魏时期北方佛教义学（尤其《维摩经》的教学）最早的实物之一，其"略开—广演"两段式的科判、"四义"的名目、以及把科判图写在卷末的做法，皆可与僧肇、慧远两系的注疏相较，从而呈现出六世纪初南北佛学在解经方法上的差异；一部残缺的注疏，恰好补上了《维摩经》注释史前期的关键一页。

对一般读者，《维摩义记》是"一千五百年前北方寺庙的一本讲经笔记"：卷尾写着"景明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比丘昙兴于定州丰乐寺写讫"——一个人、一间寺、一个日期，都留在了纸上。书里讲的是《维摩经》：那个假装生病的居士，与佛陀派来的弟子们一问一答。读它最动人的是那份安静：一千五百年过去了，定州丰乐寺早已无存，字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