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丰至同治年间(1854-1867年)，广东的土家人和客家人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持械斗殴事件。这场群殴绵延十四年，双方死伤数十万人，其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不亚于一场战争。
这次事件的导火索是“天地会”(又叫洪兵)起义。当时清政府正疲于应付太平天国，没有兵力来镇压天地会洪兵，于是各地政府就发展民团来对抗天地会。天地会里的土家人居多，民团中的客家人居多，于是逐渐发展成为宗族之间的冲突，再加上清政府的处理措施失当，事件急剧升级，终于造成了大规模的民间厮杀。
东南地区本来就有宗族械斗的暴力传统。客家人在迁移过程中，为了对付强盗、土匪以及不欢迎他们的土著人，均是半军事化的组织：女的包揽家务农活，男的则负责打仗。所以，客家人善于修巩防御工事，如土楼和围龙屋。当然土著人也不是好鸟，是出了名的“强悍好斗”、“奸滑好讼”，他们也有很强的军事防御措施——围村。
这场械斗从鹤山开始，罪魁祸首是武举人马从龙。根据《开平县志》记载，1854年7月，冯滚率领鹤山洪兵攻破苍城后，向云乡的客家人征集钱粮，结果被客绅高三拒绝，派去征粮的人员也被杀害。冯滚请求驻水口的洪兵配合攻打云乡，又被客家人团勇击败。于是洪兵派人潜入云乡，将高三的小儿子杀害。高三发誓要报复，与客籍秀才张宝铭推武举人马从龙为领袖，倾家荡产组织客家武装与土人对抗。
马从龙是鹤山客家人，咸丰五年，他随新任鹤山知县沈梁到县镇压洪兵。于是马从龙陈请两广总督叶名琛允许他组织客家练勇助剿洪兵，叶名琛是出了名的马大哈，没考虑后果，马上就同意了马从龙的建议。于是马从龙拿着两广总督的手谕，串联鹤山、高明、新兴、恩平、开平、阳春等六个县的客家乡绅，组建客家武装，制定军规，他们以云乡、大田为大本营，在这年八月，攻占了靠近云乡的几条土人村庄，然后开始放火烧屋抢东西……这下直接促使土家人组建乡勇自卫，于是双方开挂。
械斗双方都聚集武装，摧毁对方的村庄，互相残杀，抢掠妇女财物，放火烧屋，叫做“铲村”。被害的一方再聚集力量进行报复。造成死的死，逃的逃，田园荒废，村落丘墟，人民流离失所。从咸丰四年到咸丰八年，是客民占优势。咸丰八年以后，各地土人组织起团防局，加紧训练乡勇，双方战斗呈拉锯状态。其间，清政府地方官吏曾出面调停劝和，由于双方仇怨已深，和议随即又被推翻，械斗再起。咸丰十年以后，土人的反攻节节胜利。客民村庄田地多被土人占领，被迫到处流窜。
1857年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俘虏了总督叶名琛。继任的总督对土客械斗一直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但到了同治年间，发生了两件事，令清政府态度转向，决心镇压客家人。
第一件事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广西大成国起义被镇压后，原大成国将领高明县客家人戴紫贵率领部分洪兵突围，经信宜，电白、阳江辗转回到高明，被当地客勇推为领袖。同治元年七月，戴紫贵在阳江收编了一支从广西流窜来的洪兵队伍。这样一来，清政府就认为客勇已经从助剿洪兵变成与洪兵合流了，两广总督瑞麟就命令卓兴向戴紫贵进攻。戴紫贵所部在土勇和官军的追击下，流窜于阳江、恩平、阳春、新兴之间，最后钻进高明西部的五坑山区，尚有三万余人，终因弹尽粮绝而自缚出降。戴紫贵及主将被杀，客勇被分别安置。
第二件事是：集结在新宁大隆洞山区的20多万客家人，因粮食缺乏，其首领汤恩长率领一支精兵向东开拔，扬言要与赤溪、曹冲的客家人会合。同治二年正月初四，这支队伍经过广海城寨时，突然发起进攻，攻进广海城，杀死四千余人。于是清政府派布政使吴昌寿亲自带兵收复广海城寨。清军经过五个月的围攻，于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攻克广海城，杀死客勇数千人。与此同时，恩开新三县的土勇，乘机围剿大隆洞的十余万客家老弱妇孺，杀死几万人，惨不忍睹。
到了同治五年九月，浮石土人绅士赵树藩等陷害客家人，说赤溪客家人多系天地会余逆，请求广东清政府派兵镇压。当年冬天，清政府派遣湘军数万进攻赤溪。客家人进行了顽强阻击。11月25日，客家人在磅礴斩了湘军副将翁桂秋，第二年正月又杀死湘军副将王东林、贺国辉。同治六年二月，广东巡抚蒋益澧亲自带兵来援。四月，布政使郭祥瑞到浮石军营与蒋会商，他们了解到客家人并非天地会洪兵，于是召集土客双方绅士调解、议和。这样这场悲惨的械斗才结束。
客家人先后被安置到清远、韶州、嘉应、潮惠、新宁、琼州等地，有的也迁去外省和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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