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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金川就是现在四川省阿坝自治州的金川县、小金县，当时分为大金川和小金川，是嘉绒藏族的生活区。大小金川战争，分别指的是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至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和乾隆三十六年(1771)六月至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清政府发动的两次对四川大小金川地区的战争。
大小金川方圆不超过五百里，人口不过三万。但清政府在这两次战争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据《平定两金川方略》一书记载，第一次金川战争，共“调派京东及各省满汉土官兵，共六万二千五百余员名”。第二次金川战争，“共调集十四省营十八路土司满汉屯土官兵，一十二万九千五百余员名”。
《清史稿》中记载“乾隆初次金川之役，二千余万两。二次金川之役，七千余万两。”两次金川战争，耗资超过九千万两，历时三十余年，可以说是乾隆帝“十全武功”中历时最久，耗资最大的战争。
大小金川战争发生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和中国历史上所称道的“康乾盛世”最辉煌的时期，国力强盛，而乾隆皇帝又素以精明能干而著称，但是面对一区区弹丸之地的大小金川，几乎是倾全国之力却不能取得速胜，历时如此之久，耗资如此之大，原因何在?
清朝发展到乾隆年间，政治上的腐败已是非常的严重，官员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几乎是无处不在，而乾隆皇帝对大臣也充满了不信任。这反映到军事上则直接影响到了清军的作战能力。
在第一次金川之役中，指挥官张广泗、讷亲、岳钟琪三人之间互相倾轧，最终两年而寸功未建，使乾隆皇帝大失所望。同样的情况在第二次金川之役中再次出现。
乾隆皇帝曾多次下谕令前线将士以大局为重，但是乾隆皇帝对前线将士也并不是完全信任，所以又让其互相监督，从而加强自己对全局的控制。
第二次金川之役中，战役之初，前方的战事本来进行得非常顺利，小金川平定，大军应该一鼓作气进取大金川，或许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就在此时，清军遇到了大金川全线阻击，前线指挥官温福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按兵不动，不思进取。
由于没有正确的战术安排，温福又对将士督责过严，以致于军心不稳，从而给了大小金川土司以可乘之机。
在温福军驻扎木果木时，乾隆皇帝曾多次提醒要谨防后路，但是温福却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于酿成“木果木之败”。
将官如此，士兵亦所难免。特别是绿营兵根本无战斗力可言，与金川兵刚一交锋，就四散而逃跑，一点战术素养也不具备。
另外，乾隆皇帝一直都对金川地区的苯教持有偏见，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思想贯彻到军事进攻上则是大批的苯教寺院被毁，大批的苯教僧人被俘虏、屠杀。而大小金川藏民对苯教的虔诚信仰很容易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清军的征讨。
金川土司在战斗中多次请求投降，并声称自己绝无反抗朝廷的意思，但是乾隆皇帝一直不准投降，不给金川土司以任何出路。
这种赶尽杀绝的政策，迫使金川土司、苯教喇嘛与民众联合起来，打卦祈祷，作为一种动员和组织民众的思想武器，坚决自卫反击。苯教喇嘛激发的这种宗教激情，极大地增强了其战斗力。
另外，部分和清军协同作战的土司担心清军如果不能取得胜利，自己在战后要受到大金川土司的报复，因此在战争中他们大多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出兵而不出力。
一些汉族百姓同情金川藏民的国家遭遇，对金川保持了支持的态度。当地藏语方言“打巴坚”，指分灰面的地方。
据传说当时的一些汉族人见金川藏民连年战火不息，兵民缺粮，就偷运一些灰面粮食转交给金川藏兵。由此可以看出，金川藏兵在战争中也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
这也是他们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能够以仅数千名未受正规训练的“土兵”对付十万之众清兵而长达五年之久的原因之一。
虽然清朝最终取得了大小金川战争的胜利，但是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政治上的腐败、决策上的失误、民心的向背，这些都是清军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还损失如此严重的原因，这也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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